话语往往是一个社会群体文化的标志性的东西。一九七O年代的中国完全是个泛政治化的国家。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正是流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特别尖锐，火药味的语言、暴力语言泛滥。监狱更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除了社会流行的政治套话之外，监狱内部流行的话语暴力性更强。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等，当然，这些也流行于社会，但大多局限于搞阶级斗争之时，不像监狱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些。
监狱的话语也在不断地变化，解放初，一切都处在上升时期，特别自信，深信劳动改造政策无往而不胜的力量，连日本战犯、宣统皇帝也改造好了。这样在改造中就不免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干部还有给宣统系鞋带之类动作：而“文革”当中强调敌人的阶级本性不会改变，就像“冬天的大葱，根枯叶烂心不死”。对于阶级敌人，你刺激他也是这样，不刺激也是这样，对于他们只有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犯人当然是绝对的敌人，只有加强专政。在这种风气中，决不会再有像对待宣统那样带有温情色彩的事情发生了。这种情势下，话语也产生了变化。比如，犯人的相互称呼：在“文革”以前犯人还可以互相称为“同学”。这是个带有温情的词，细想也不离谱，因为改造中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文革”来了，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关注犯人与正常人的区别，并严禁犯人之间拉拉扯扯不正常的关系。于是，犯人之间如何称呼便成了问题，叫“同犯”，有同案之嫌：叫“同监”，所指范围太广，似乎连看守都有被囊括而人的嫌疑。其他如“难友”“狱友”之类更是不许使用，在监狱当局看来，犯人成“友”，必然对抗政府。又如犯人住在一起，政府一定要指定一个头，这个头在“文革”
前叫“号长”“组长”“班长”之类。这个风气解放前就有了，小说《红岩》中写装疯的犯人华子良得以与看守一起到监狱外买东西，商店的老板称看守为“队长”，称华子良为“班长”。“文革”了，对阶级敌人彻底专政了，犯人哪能称“长”呢？但“头”还是要有的，政府也是要指定的，不过名字改了，叫“执行员”“执行号”“值星号”等。我刚进监狱时，听到这个词觉得特别别扭的。
三中队是反革命中队，照通行说法，这个队里都是“政治犯”。毛泽东定义政治时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反革命”在大家心目中也就是代表反动阶级的，那么反革命是政治犯，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很怪，那时极其忌讳“政治犯”这个词，对外宣传的话语口径是中国没有政治犯。有的法学家说，既然反革命罪已经人了刑法，反革命犯也就是刑事犯。后来我曾经请教过法学家，问为什么中国老不承认有政治犯，是不是外国对于政治犯有些优待而中国没有呢？他回答，也不是。在外国因为政见不同、或反对政府当局的言论和行为很难进入受惩罚刑律，而中国的“反革命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都已经进了刑律，按照刑律条款惩罚犯罪就叫刑事犯。这一点往往也与外国人谈不拢。但在监狱中看守还是在称“刑事犯”时，决不包括“反革命犯”，他们心目中把这两类分得清清楚楚，认为“反革命”比刑事犯还低着一等，因为刑事犯中有“人民犯了罪，也要坐班房”的，因而对待刑事犯较为信任。我以为中国很注重语词的褒贬，政治犯这个词是个中性词汇，而且在长期使用中还略带褒义，所以在中国不能用。而反革命、刑事犯都有明确的贬义。
监狱的独特话语体系，给刚人监的人造成困扰，特别是在预审阶段，审讯方与被讯方在谈一个问题时，因为话语不同，很多情况下谈不清楚。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美术教师，在中学任教。他是南方人，有些江南文人气质。抗美援朝时当过志愿军，上过前线，一九五O年代转业时留在了北京，当了老师。他娶了一位近郊女工为妻，两人可能因为性格差距太大，常常争吵打架。老婆膀大腰园，而且有家中弟兄相帮，打骂老公成为家常便饭，老公苦不堪言，数度提出离婚而不成。男的实在受不了就分居了（实际上是被老婆“扫地出门”），工资被老婆拿走多半，自己只有一二十元，在东城租了一间小房，穷愁度日。他很气闷，而且奇怪为什么双方已经如此，还不能离婚？便想了个奇怪的办法，到北京火车站去“拎大包”（窃取旅客大件行李），看自己被抓住进了监狱，当了犯人，老婆离不离婚。更怪的是，他数次得手，“拎”了许多也没有被发现。他把“大包”都堆放在自己床下，甚至没有打开过。
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命运有了转机。有位返乡女知青花钱跟他学画，他教的很有成绩，从此跟他学的人也多了起来，收入也多了。这次转机不仅经济上得利，而且与那位女知青发生了爱情。这个信息传到老婆耳朵里，老婆气势汹汹带了一帮人打上门来，不分青红皂门，把他揍了一顿。美术老师气极了，坚决离婚，老婆带人撤退时撂下一句话：“死了这条心吧，甭想，除非你死了！”死，他不敢，但敢去蹲监狱。于是，他喝了点酒，又去拎大包，又很得手。
夜里十一二点了，他拎了大包，从东单路口回家，走累了，在“青艺”前的台阶上（现在的东方广场）歇一歇。那正是八月，小凉风一吹，他倒地枕着大包睡着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是阶级斗争意识最强、最敏感的时期，夜里有“首都民兵联防”巡逻，一看他这样子，马上断定这是“新动向”，叫醒他，问包是谁的？回答说是我的，问他有什么，他傻了，支支吾吾，说不出来。这样向往的日子来了，被送到不远的“炮局”，进了治安拘留所。警察一搜查他的家，许多未开封的大包堆在床下，还有他的日记，记录着与女知青恋爱的经过及种种令人肉麻的信物。于是，他升级了，被送到K字楼，签了逮捕证。预审时，一场幽默的对话开始了。他与预审员完全是两种话语，仿佛是两个星球的生物。他讲爱情的伟大和甜蜜，预审员斥责他的种种流氓行径；他讲自己一生的不幸和命运的关照，预审员说他“五毒俱全”（又偷，又流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把他气的七窃生烟。
狱中许多人能模仿这场鸡同鸭讲的对话，胜过现在一些矫揉造作的小品。类似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独幕剧《预谋犯》（也有译成《明知故犯》的）中用铁轨上的螺钉作钓鱼坠那个乡野老农与法官大人的对话。后来这位江南文士被判五年，送去劳改农场，但还是没有离成婚。在监狱中，家属一提离婚就批准，如果犯人单方面提出，大多不批。
3．“一监”的生活
进了监狱不仅断绝了自由，以往事业也一笔勾销，家属也见不到了，万念俱灰，人类的乐趣只残留下吃了。一监的伙食费与“K字楼”一样也是十二块五，但与“K字楼”相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这里的十二块五真正发挥了它的作用，其关键在于犯人自己做饭，做饭掌勺的自己也吃这个。
十二块五在当时是北京市中下层人的生活标准，比一般农村不知高IIJ多少。
“一监”的厨子多是真正厨师，其技艺也与“K字楼”雇的右安门外生产队的只会煮猪食的临时工不能相比。平常三顿饭，早上窝头玉米面粥咸菜、中午窝头汤菜、晚上仍是窝头汤菜，基本上与“K字楼”一样，但口味却不一样。每周两顿门面、两顿米饭，两顿肉，节日假日有改善，特别是在改善伙食时能够显示厨师的水平。至今我仍然怀念“一监”蒸的馒头。现在蒸馒头多用发酵粉或鲜酵母，发酵效果不好；过去一般是自然发酵，待变酸后，用碱或小苏打等碱类物质中和。而“一监”厨师是发酵后不用碱中和，用手揉，弄得恰到好处，馒头发的大，满是蜂窝，稍稍有点酸头，有股发面的香味，这在外面很少吃到。
“一监”属于宣武区，休星期四，监狱怕休息日犯人无事生非，就给找点事干，上半天多吃饺子。面、菜、馅发到每组，由组内人自己包，包好了用床板搭到厨房去煮。星期四又是接见日，农村犯人因为家里有孩子来看，往往会端上刚刚煮熟的饺子给孩子吃，弄得农村的犯人家属以为“一监”老吃饺子，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
在“一监”两年的冬天里，我深感受到食物热量的差别及其对身体的影响。因为监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冬天极冷。晚上睡觉要把能御寒的衣裤都压在身上，这是吃窝头。如果晚饭是馒头，睡觉时就觉得暖和许多；如果主食是馒头，菜是炸橡皮鱼（1977年北京常卖橡皮鱼，北京人不认识这种鱼，也不知道怎么吃。厨师就拿来炸，简单省事），简直是火上浇油，一晚上都会热得睡不着。
在“一监”是管饱的，窝头按定量是每人两个，实际上，往往还有吃不了的又拿回去的。犯人还常常把窝头切成片（在车间干活时有修塑料凉鞋用的小刀），放在注塑机的机筒上烤，外面用鞋箱厚纸扣上保温，机筒温度一百二三十摄氏度，烤不煳，两个小时以后，烤得焦黄酥脆，用以作零食。这大约是犯人能保留仅有的饮食乐趣，还常常被禁止，有劳动力、又从事劳动的犯人按规定每月有两块五毛的收入，用以购买牙膏牙刷肥皂。城里人拿这点钱不当回事，而农村人舍不得用，给家里攥着，年底寄回去。
那时北京郊区许多生产队的农民干了一年活，年底分红，拿不到钱，有的还欠生产队的钱。（下卷待续）第1章忽然想到
忽然想到（两则）
陈四益文黄永厚图
口号易于夺国，难于治国。
关于口号
以口号夺国的事例很多。“吊民伐罪”；“替天行道”；“均贫富”；“劫富济贫”；“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反清灭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造反有理”，无穷无尽，都是夺国的口号。口号只要合时代之需求，舒百姓之愤懑，就可以一呼百应，或啸聚山林，或揭竿而起，因缘凑泊，说不定就来个改朝换代。是之谓“夺国”。
夺国之际，口号只是号召，竖起一杆旗子以聚集力量，无须兑现，也无从兑现，因为“国”还在他人之手。一切口号都是关于将来的支票。所以相对简单。若是“夺国”不成，口号自然销声匿迹，无人追究。
若是“夺国”成功，执国者自会换上一套说辞，或以当务之急为名，或以条件未备为名，或以时过境迁为名，并不真的兑现口号。所以中国自古口号甚多而兑现甚少。
譬如北伐之后，“委员长”当政，资本何尝节制？地权何尝平均？而宪政也必要经过军政、训政之后，推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
当政者抛弃了夺国的口号，于是口号便被新的夺国者接过。中国自古治世甚短而乱世甚长，大抵因为只把口号当作一种夺国的工具。执着于当初的口号，仰颈而待口号的兑现者，大抵只是呆子。呆子而又呼号奔走锲而不舍者，大抵成了“敌人”。
四
“夺国”之后，便是“治国”。治国也可以有口号，但主要在于建设。建设较之夺国，另是一功。夺国需要煽动，建设需要沉稳；夺国需要混乱，建设需要秩序。因为政权已经易手，喊出的口号，无论关乎经济还是关乎政治或社会，都要言出必践。若不兑现，难免失望，产生对执国者治国能力的质疑。倘若大信未孚且让人反复失望，便会酿成政治危机，即考量执国者执政的合理性。
所以，口号易于夺国而难于治国。
五
治国之难在于提出口号之前，就要考虑到能否兑现、如何兑现，不能等到无法兑现时靠虚报、弥缝来粉饰失误。失误也难免，只要公开承认失误并切实反省，改弦易辙，并取得实效，也算昭大信于天下，可以得到谅解。只怕死活不下“罪己诏”，文过饰非或反复无常，诿过于人，那就难免不“霸王别姬”了。须知民心如鉴，纤毫不遗，无论多么严密的封锁都无法掩盖事实的真相。
忽然想到，五十年前学唱的一首歌。
歌词大意是“蒋匪帮呀，那个一团糟啊，一团糟啊：坏蛋坯子可真不少啊，贪官污吏到处有啊，汉奸特务还有狗强盗”。歌词的文采如何姑且不论，但揭示当年国民党治下的社会实相可称淋漓尽致。那时打老虎、发金元券，曾让人寄予希望，谁料羊头狗肉，很快就露出了“铺子”的真相。接踵而来是反贪的虎头蛇尾和币制改革对百姓的掠夺。于是，希望完全破灭。听唱这首歌时，就像听到“反对独裁”，“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这类口号一样让人热血沸腾。
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政权易手。平匪患、抑物价、安社会、治贪贿，言出能践，执政者声望一时如日中天。夺国期的口号在于争取民心，而治国期民心的向背就在当初的口号能否言出必行、言出能行了。
如果后来能一一兑现当初夺国时的口号，自是别有一番天地。可惜忙于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把许多诺言都束诸高阁了。
八
夺国成功的执国者在治国时也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动员民力，争取民心，也有提出口号的需要。
但这时提出的口号，对执国者就不仅是唤起民众来打倒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政权，而是要争取民众同执国者一道来巩固这个政权。因此，这时的口号既要让民众从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又要考虑达到这些目标的条件和途径。民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并得到了期望的结果，执国者就会提高威望、赢得民心。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