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勃罗留波夫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的理想是通过农民革命铲除俄国的农奴制度，并绕过西欧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在他那个时代，他不可能理解，在生产力低下的俄国，靠农民不可能推翻强大的专制政权。由几个革命家联系的几十个知识分子与进步军官不可能对沙皇政府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即使夤缘际会，偶然成功地夺得政权，给普通劳动群众带来的也绝不会是解放、幸福，倒很可能是更加深重的灾难。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的太平天国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杜勃罗留波夫相信，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前后造成的局面必定导致农民大规模起义。他竭尽全力推动形势朝革命方向发展，为此他耗尽了年仅二十五岁（1836-1861）的生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活动激发了俄国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功不可没，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准备了丰厚的土壤。杜氏的全部文学活动都服务于这一革命目标。然而，他在文学批评中的某些论述，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失偏颇之处。
在当时的俄国，除了秘密的地下活动外，杜勃罗留波夫唯一可用的斗争形式就是文学批评。他对安东诺维奇说：“一些新书的出现”为他“提供机会，可以重申自己的思想，阐释并强调这些观点，强化它们的作用。”因此，他从不放过任何可资利用的机会。每当有文学新作发表，他都要尽可能地借用其中提供的材料，用伊索式的隐晦曲折的文字，突破严密的书刊检查制度，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借文学批评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是杜勃罗留波夫的优势所在，是他的力量与强大影响的根源。他在给挚友斯拉武京斯基的信中说：“我的文章中有我坚定而悲怆的信念，它是我学习、观察与探索的果实，弥足珍贵，这是我今后全部生活的关键。”政治，是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批评的灵魂。把握住这一点，就能帮助我们破译杜氏文学批评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他借一八五九年《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集》两卷本出版的机会，发表了《黑暗的王国》这部十四余万字的长篇评论，表面上将奥斯特洛夫斯基剧本所描写的社会称之为“黑暗王国”，似乎矛头指向的是商人阶层，实际上却是在抨击整个黑暗的专制农奴制度，呼吁发动农民革命。“黑暗王国”的模糊疆界给予了评论家以巨大空间，使他得以酣畅淋漓地发挥其罕见的宣传鼓动才能，产生了无尽的社会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战友舍尔古诺夫甚至称这篇文章为“整个社会意识走上新理念道路的转捩点”。当然，杜勃罗留波夫对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深恶痛绝，他看不到该阶级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而视其为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劲敌之一。
在《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中，出自激发读者憎恶“黑暗王国”的目的，杜勃罗留波夫在普通妇女借自杀寻求解脱这一事件中看到了社会政治内涵。他说：“《大雷雨》，毫无疑问，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最果敢的作品；专横顽固和漠然顺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剧本中达到了最悲剧的结果；但是尽管如此，大部分读过和看过这个剧本的人都会同意，这个剧本所产生的印象，并不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其他剧本更沉重、更悲哀。在《大雷雨》中甚至有一种使人神清气爽，令人鼓舞的东西。这个所谓‘有一种东西’，照我们看来，就是我们所指出的、暴露了专制顽固的动摇和日暮途穷的剧本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上所描写的卡捷琳娜性格的本身，也使我们呼吸到了一种新的生命，这种生命正通过她的毁灭而被揭示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足以为我们提供理解该剧本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长篇评论的钥匙。“剧本达到了最悲剧的结果”，描绘了美好事物的毁灭，令人愤慨，令人痛惜；而该剧中又有“令人感到鼓舞的东西”，即戏剧冲突发生的大背景——封建顽固势力的日暮途穷，它的土崩瓦解的征兆。这个论断是十分准确的。然而，在这一大背景上，我们却感觉不到女主人公的性格有多么坚强，像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那样。卡捷琳娜投伏尔加河自尽不过是“跪着造反”的一种形式。靠自杀“动摇”不了封建统治制度的基础。“母野猪”卡巴尼哈依然稳稳坐在她的恶婆母的交椅之上。
大多数儿媳还得继续熬下去，寄希望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甚至个别由卡捷琳娜演变而来的卡巴尼哈二世、三世，比起卡巴尼哈一世来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历史的发展同样业已证明，不发展生产力，不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靠有限几个烈性女子的反抗解决不了妇女解放的问题。从俄国的“苦命的丽莎”到卡捷琳娜，再到安娜·卡列尼娜，莫不如此。中国文学中《红楼梦》里的尤三姐可谓性情刚烈之冠，在她身上我们也未曾看到什么暗夜里的“一线光明”。
“揉碎桃花”，“玉山倾倒”，人世间只不过多了一个冤魂而已。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还流行大学生“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某些女大学生甚至还争着去做大款的二奶吗？！
那么，读完《大雷雨》，我们何以感到一丝“神清气爽，令人鼓舞”呢？细读原作，可以发现，这股清风主要来自作为背景人物的库德里亚什！“世上如果还真有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这可诅咒的时代！”鲁迅开出的药方在这里完全对症，库德里亚什先生就是一位鲜活的榜样。他在全剧中只出场过两次。一次是在第一幕中，通过他与库利金的对话，表达了他对季科伊这个土霸王的清醒认识，显示出他有胆有识的强大个性。他有决心有能力，随时准备同黑暗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次是在第三幕，在等候与瓦尔瓦拉幽会时他同鲍里斯有过一番谈话。库德里亚什对卡巴诺娃的凶残本质以及当地的愚昧风俗了若指掌，得知鲍里斯将与卡捷琳娜见面，他提醒鲍里斯不要毁了她。在第五幕中，剧作家借他人之口交代，库德里亚什已携同自己的女友瓦尔瓦拉私奔他乡，过自己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了。库德里亚什与鲍里斯和季洪对照，凸现出他豪爽，干练，敢于并善于斗争以扞卫自己的人格与权益：与库利金对照则凸现出他头脑清醒，务实，对黑暗势力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存在有力地撼动着“黑暗王国”的根基，为饱受蹂躏的小人物们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库德里亚什携瓦尔瓦拉私奔之后将会如何呢？剧作家没有交代。依据接受美学的原则，读者可以设想一下，最后自己完成这个人物的画像。在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封建农奴制度已经日薄西山，奄奄待毙。
库德里亚什是巨商季科伊手下的实力人物，大概懂得商业，会管理。离开季科伊之后，他完全可以找到谋生的手段。农奴制很快取消之后，俄国工商业飞速发展，将为他提供广阔的活动舞台。向上，他可以成为小老板，创办自己的企业；向下，他则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产阶级的骨干，甚至未尝不可能成为大有作为的革命家。
这两种可能的前景都是杜勃罗留波夫所极不乐意看到的。杜氏认为库德里亚什“与季科伊对骂没有什么意思，他们彼此互相需要”。那么，库德里亚什是否就应该像卡捷琳娜那样，忍受季科伊的辱骂蹂躏、到忍无可忍时也跳进伏尔加河，这才算是有“意思”吗？杜氏为了贬低库德里亚什，连逻辑也不顾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们主张暴力革命，要在专制农奴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算不上什么进步与解放。其本意是善良的，人道主义的，只可惜行不通。
皮萨列夫认为巴扎罗夫比卡捷琳娜更像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这有点像比较孙悟空和李逵谁更具备造反派的脾气。这种比法有一定难度。然而，库德里亚什与卡捷琳娜同为《大雷雨》中的人物，他们的现实可比性则显而易见。谁才真正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至此应该无需再多言了吧。
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失败后，许多理论问题得到了或正在得到重新审视。然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学观点却依然统治着我们许多人的头脑。在外国文学界也到了该请杜勃罗留波夫走下神坛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