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永远不告别
潘向黎
二〇一〇年四月，我的第一部长篇《穿心莲》出版了。用了这样郑重的口气说这件事，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是很可笑的。许多才气横溢的作家，十几二十岁就出了长篇，而且一部接一部，像我这样，写了二十年的中短篇和散文，人到中年才慢吞吞出第一部长篇，按照过去的评判可能说是胸无大志、等闲白了少年头。按照现在人的直截了当，可能连笑都懒得笑，立时兴趣全无的。
在给一个多年的朋友的书上，我忍不住抄了一遍宋人陈与义的《临江仙》。真是太共鸣了！“长沟流月去无声…‘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从一九八九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整整二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时间怎么就那么快、那么快地溜开，让人惊讶、感叹、总也猝不及防呢？
曾经，很长时间，我的写作心态就是“玩”，觉得有趣、写得开心，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且，生活永远放在第一位。读书的时候读书，旅行的时候就旅行，恋爱的时候更是心无旁骛昏天黑地，还一直是个上班族，还放弃了成为专业作家的机会……我不是什么作家，最多就是一个票友，写不写，无所谓的。这是我长期的感觉。就像一个出身在衣食无忧的家庭里的女孩子，自己喜欢绣花，虽然一来二去手艺可能还过得去，但终究只是私底下的爱好，因为既不指望它挣钱糊口，又不指望它传扬出去扬名，因此没人把它当了正经营生。为了养活自己，我也确实一直保持一份“正经营生”。应付生计之余，还热衷于烹调、茶饮、插花等零零碎碎的乐趣。也不是玩物丧志，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志”。我甚至几乎从不在晚上写作，因为要和家人隆重地吃晚饭，晚饭后要喝茶聊天，还有，不愿意影响睡眠——事实上，写作是否影响睡眠，我至今不太清楚。
前几天一位朋友给我的信中说：人到中年了，似乎应该重新立志。我给他回信中说：“我一向没有志向，而且偶有立志一定不成，而且碰一鼻子灰。”结果这个朋友笑得不得了，说这简直是他的写照。看，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种人，不但没有志向，而且不能立志。
唉，我肯定“浪费”了许多可以用来写作的时间，如果我把那些时间都用来写作，现在大概会颇不一样的。但是念及那些时间带给我的充实和滋味，回想起来，倒也并不太后悔。
这样说，显得我对文学有点冷淡了，或者说，有点傲慢。其实不是，我真的爱文学，而且自认是很纯粹的那种爱。我不用它来改变命运，用它来挣钱糊口养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喜欢文学就一定要弄成职业，就像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死乞白赖地结成夫妻、柴米油盐那样。如果可能，我愿意对文学就一直“纯粹”下去，与生计无关。
我可以不写什么，但是我肯定我会终生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放弃写作者的身份，只以读者的身份亲近文学。从学龄前背诵父亲抄在纸上的“床前明月光”和“怒发冲冠”起，文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血缘一样无法剔除。文学是绝对必需的，但是成为一个作家，不是必需的，成为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专业作家”更不是。
我父亲对我来说身份是多重的：父亲（严加管教为主，细节宠溺为辅）、启蒙者、最严格的导师、最到位的欣赏者、最知心的朋友。我要努力控制我的泪水。许多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平静地记录。几年前，在他病重的时候，悲伤万分、疲惫不堪的我，竟然摇摇欲坠地飞去北京，领来了庄重文文学奖的奖杯和证书，亲手捧到他眼前让他看。他要看获奖证书已经有点吃力了，于是他的学生蹲在他身边一字一句念给他听。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认真的神情。
说实话，对于写作和因此获得的外界评价，我总是没有他在乎，还曾经觉得他过分在乎了。后来我突然理解了，对于他自己的用心血煮出来的文章，他是希望能流传得广一点（冲破一些人为的阻拦）、久一点（冲破时间的阻拦），而对于我的文章，他的在乎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对女儿的爱。他不可能在乎我每个月挣多少钱，吃什么饭店，穿什么牌子的衣服，那些他全不在意而全然不懂，他只能用在乎我的创作、在乎外界对我的评价来表达他的爱。我自以为清淡，其实是太自以为是了。他是一个价值观单纯而感情丰富的人，虽然因为经历和处境往往遮蔽得很厉害。他的孩子、他的学生都会感觉到他内心的温热。
当时的父亲，可笑的现代医学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帮助的可能了。因此，我对获奖就从未有过的在乎——我把奖杯和证书带回来的心情，是一个痛苦而无助的孩子给自己父亲带来一盏参汤，能喝一口就喝一口，明知没有用也想做点什么。我想因此我应该表达对那届庄重文文学奖评委特别的感谢（特别是其中的李师东兄，他从我写作早期起就通过《青年文学》给了我许多提携），是他们给了我一次温暖的鼓励，而且特别及时，让我的父亲还来得及和我在同一时空分享，是来得及让他感到欣慰、而我能亲眼看见他的欣慰的。
第二年，当我以《白水青菜》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时候，想到父亲，我感到的已经不是遗憾而几乎是“来得太晚不如不来”的痛苦了，大概父亲不愿意看到我那样，于是出来一位朋友对我说：“看人家多丽丝·莱辛八十八岁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难道她也指望她的父亲活着看到吗？”我被当头棒喝，为这种不伦不类的相比啼笑皆非的同时，倒也渐渐平静下来。我慢慢接受了父亲不在我身边，但是也只是不再在我身边，但是我的一举一动他还是知道的，绝对是那样的。
说起来，这部长篇真是来得太迟了。
父亲和许多朋友都觉得我应该写长篇，说了有十几年，但是我就是悠闲地混日子，一点不着急。后来有了孩子日子就忙碌起来，生活的严峻掀起了面纱，心里开始有点着急了，但是着急也真的没用了——真的没有时间了。每一次听到人家谈论各种写作的难处和技巧，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我没这么复杂，给我时间！给我时间！
我的写作只有一个难处：没有时间。
中间的曲折不去说了，现在的结果是好的，就像错过季节的花，意外地开了出来。这本书对我有几个意义：第一是，我终于写了一个长篇，打破了从未写过长篇的心理禁忌。第二，它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多少作家都特别看重这家出版社。
要感谢凯雄兄。印象中，虽然认识多年，但是彼此从来没有谈过写作、出书这档子事。好几年前他到上海开过一次组稿会，把我也叫去了。我暗想：他知道我写东西？后来有一回到出版社，在他办公室，我半开玩笑地说：“也不给我出本书。”他马上露出“出版商”的“狰狞面目”说：“小说集不行，散文集更不行，要出就是长篇！而且要写得好！”我当时写许多散文、不少短篇、少少的中篇，就是没有写过长篇，他这样说，不是“刁难”，简直就是拒绝。我后来从他书架上抽走了很多书，几乎可以看作一种发泄。所以当我有了第一部长篇，当然就想给他看看。我毫不怀疑，如果他觉得不好，会再次冷血地回答我。结果，是一星期后他给我发来一条有史以来最长的、显得有点激动的短信：“看完了，我愣了。
真的很好……”我当时在苏州一个园子里喝茶，看到这条短信，心里真是激动，我得到了一位不轻易褒扬的评论家的肯定。得干金不如得此一评啊。
长篇出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是爸爸在，该多好。我没有说，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说出来。我先是无语，渐渐就微笑起来，我说：他知道的，他很高兴啊。
只不过我听不见他摇着头作出不理解的表情说：“你写起来就像鸡啄米，怎么这么快？”或者似乎很不服气地说：“我写起文章那么难那么苦，你写起来怎么这么轻松这么容易啊？”我一般不回答，过几秒钟回头看，他肯定在无声地笑。只不过看不见他晚上多喝几杯，然后故作漫不经心地说：“我现在喝了酒，随便说说，你这个小说，那还是不差的。”我说：“好啦好啦，你少喝点，早点休息吧！”他有点生气了，就大声说：“我对你的评价不是作为父亲，而是作为评论家说的！”
我知道，爸爸，对于许多人来说，“潘旭澜”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位严谨深刻的评论家、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但是对我，你就是一个父亲，你摆脱不了父亲的立场，你以为你够客观公正，但是你真的就是一个爱女心切、望女成凤的父亲啊。好了好了，我不和你争论了，这么多年，我们所有争论，哪一次有个明确的结果呢？血缘就是一本又哭又笑、血泪和流的糊涂账啊。
我已经知道了，我会一直写下去，父亲会一直在乎下去，高兴下去的。不在于他是评论家还是别的职业，就因为他是我父亲，我是他女儿。我的每一点长进，每一点声响，对他来说，都是和天一样大的。这一点，每个为人儿女的都知道，每个儿女为人父母之后就更加知道。人，一代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人生，很寂寞也在此，给人力量也在此。
在乎我的写作的，绝不止父亲一个人。还有我的亲人们，他们怜惜我、照顾我、支撑我、包容我。还有那么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教授、书画家、医学专家、各行各业的读者……他们的鼓励和注视让我受宠若惊。其中也有一些人已经不在这个时空了，比如在送这本长篇时，我总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人没有送，又想不出来是谁，突然想出来——是李子云。这位我尊敬又喜欢的评论家，这位知我、赏识我的恩师、这位性格鲜亮而风度优雅的前辈、忘年好友，我已经无法将我的新作送到她的手中了。那一瞬间，心里感到巨大的空。
如果不是怕自己再次陷入伤心，我真想在《夏天最后一朵白玫瑰》之后，再为她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世上已无李子云》。
是啊，世上已无李子云，世上既无李子云，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让人感到这种怅惘的，还有罗洛、周介入、陆文夫……
但是他们又永远活在文学中。那么只要和文学在一起，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今天打开前人的作品，面容如现，气息浮动，作者不是都在吗？那是穿越时代、连绵不绝的生命力。作品不朽，风范不朽，作者便也永远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