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桑是两宋时期的主要纺织原料，蚕桑的产量，鄱阳在当时也不低于别的县。公元1091年北宋哲宗元佑六年，余干人都颉作《鄱阳七谈》说：“膏腴七万顷，柔蚕桑茧之盛”，这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洪适在他的盘州别墅旁，建有“茧瓮亭”。这还不算，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盘洲记》，“沃桑盈陌，封殖以补之。厥亭茧瓮，启六积关度”叙述中，知道种桑养蚕，在官民心目中的地位。他在《茧瓮亭》一文中又说：“倚阑课条桑，作茧看成瓮。我亦效吴蚕，踏破愁清梦”，可见当时对种桑养茧，无形中成为了国策，并受到广大官民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种桑养蚕也就成了农民的主业之一。弋阳人、南宋末任过饶州知州的谢枋得有诗说：“吾知饶信间，蚕月如歧邠。儿童皆衣帛，岂但奉老亲。妇女贱罗绮，卖综买金银”。蚕桑不只是养家糊口产业，也是以物易物的重要商品。
现在，我们不是大谈特谈“湖文化”吗。我想，谈湖文化总不能回避鱼。在两宋，鄱阳的渔业生产是重要的发展时期。倚居鄱阳湖的鄱阳人，自先秦以来过着“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在两宋时期有了很大改变。这个时期，随着以捕捞为职业的渔者增多，他们的商品经济观念也越来越明显。首先，我们看看职业渔民增多的事实。南宋鄱阳人洪迈，在他的《夷坚志》《阁山枭》中说：“乾道辛卯岁（公元1168年），饶州久不雨，阁山渔者三人，空手入番江捕鱼”。在《屈师放鲤》中又说：“番城西南数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余家，皆以渔钓江湖间自给。”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渔民己经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成员。2005年，因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曾经就我们县的渔业生产发展情况，进行过一次粗略的寻访，通过到相关的村查阅家谱，从中发现，管驿前戴家和问龙湾邓家的先祖，在两宋时便从事了渔业生产。邓家是在北宋时由抚州金溪迁入，戴家在公元1246年南宋淳佑六年，由城内迁出。当时的鄱阳，一方面专业渔民在增多，另一方面，贩运鲜鱼的商人也应运而生。旧县志中记有这样一件事，说有个鱼贩子因放生得到回报，之中有这么一段话：“有乡人李进勍（晴）者，以贩鱼为业，常以大船满载其鱼于金陵及维扬肆中。”由此可见，当时不仅有专门从事捕捞的，还有专为从事贩运鲜鱼的。那时的捕捞手段，不但有钩钓，还有各种网具。追溯起来，我们的渔业生产习俗，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源远流长。我想，这也是一种湖文化吧！
南北宋时期，是鄱阳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鄱阳的商业较之前几个朝代，不但发展速度加快，而且市场成熟程度，也是前几个朝代无法相比的。可以说在那个时期，已经形成了行业多样化、经营规模化的新局面。这里，我还是借那个时代的鄱阳人——洪迈的着作来证明。在洪迈的《夷坚志》里，有多篇涉及到我刚才说的问题。《夷坚志·张二子》中说“番阳城中民张二，以卖粥为业”；《夷坚志·张霖》中说：“饶州市民张霖，居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在当时，不但普通老百姓开始了经商，就连落第的读书人，也对儒家一贯轻视的行业，发生了较大兴趣。《夷坚志》中的《黄安道》就是一个最好例证：“鄱阳士人黄安道，治诗，累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往来京、洛、关、陕间，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我想，从这些例证中不难看出，当时经商已成为了一种风气。又正因为两宋时鄱阳商业的比较发达，对朝廷的贡献也就更大。公元1076——1077年，北宋神宗熙宁九、十年间，仅鄱阳县城的商业税和盐税为102770贯。这种十万贯税收的记录，一直保持到元丰年间。据南宋王应麟的《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鄱阳已有20个乡、一个镇的行政建置，这个镇就是石头镇。可见在两宋时期，鄱阳的人口和耕地都在增加，这种增加，充分体现了鄱阳经济进步的这一显着特点。
因为涉及石头镇，我想作点解释。有人会问，石头镇是不是石门街？我的回答：不是。石头镇是如今归万年管辖的石镇街。万年是明朝划立为县的，在两宋，它归鄱阳辖管。
永平监和铜镜制造
前不久，我们在谈杨吴和后唐时，曾说到永平监，不过那是杨吴和南唐时期的情况。永平监的辉煌，应该在两宋，尤其是北宋，这是永平监的黄金期。
北宋灭了南唐之后，江南西路转运使张齐贤，转运使是负责，掌管财赋和督察地方官的朝廷命官，张齐贤又是太宗时的重臣。他在南唐的基础上，增加了永平监的工匠人数，使铸钱额继续上升。与此同时，他还调集和发动其它县的男丁，开采饶、信、虔州（今天的赣州）的铜、铅、锡矿，以保证永平监铸钱的原料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永平监的铸钱量遂渐增加到30万贯，这比唐元和年间的铸钱量，增加了几十倍。不仅如此，铸钱技术也进一步提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说：“求前代铸法，惟饶州永平监用唐开元钱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这个时期，永平监所铸钱的品质，也都是过得硬的。不过，据史学家们推测，永平监的铸钱配额，并没有完全按开元钱的配额下料，铸造出来的钱币，比开元钱要轻要薄。张齐贤铸30万贯钱，耗料137万斤，干均每贯折合四斤九两，每枚铜钱的重量合七厘三毫。这样的结果，受到后人的批评。南宋的李焘评论说：“唐永平钱法，肉好，周郭精妙，齐贤所铸，虽岁增数倍，而稍为粗恶矣。”然而，永平监在北宋前期的高额铸钱量是前所未有，可以用“无与匹敌，独占鳌头”，八个字来形容。由此可见，永平监在那个时期的技术和规模。
公元996年宋太宗至道二年，从鄱阳永平监分出部分工匠，到安徽池州设立永丰监。公元99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又在建州，今天的福建建瓯市设丰国监；江州，今天的九江市设广宁监。虽然铸钱的场所多了，但还是以永平监为主要铸钱基地。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4年，北宋共有铸钱监17所，年铸钱506万贯，永平监为61·5万贯，占总铸钱量的12％，达到最高峰。公元1109年徽宗大观中期，饶池建江四州钱监铸钱139余万贯，其中永平监46·5万贯，占34·4％，仍排在首位，而且这批钱的质量最好，全部上供，也就是留给朝廷用。
进入南宋，铜钱铸造的形势远远不如北宋景气，但永平监的中心地位没有变。公元1159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左司谏何傅说：“鄱阳永平、永丰两监，当诸路鼓铸之半，铅锡铜铁，四面辐辏，祖宗以来，置司其地，宜矣。”在他的奏请下，南宋的最高采矿铸钱机构——“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司”设在了鄱阳，按现在的说法，鄱阳拥有了中央派出机构。这里附带作个说明，关于永丰监，前面说过北宋太宗时分设，到南宋高宗时并回鄱阳，所以有鄱阳永平、永丰两监的说法，也就是见于现载，但当时俗称的东监、西监。
因为永平监是古代制造业的重地，它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相距时代久远，沧桑多变，以致古迹无踪。据旧《县志》所载，永平监“在郡东关外”，仅简短5个字。因此对它的具体所在位置，常引起争疑。但我县残疾学者邓道炼先生，经过反复考证，发现永平监分东监、西监，东监在东湖北岸，西监在西门铁沙墩一带，坑冶司则设在东门口直街一带。而南宋鄱阳人洪迈在他的《夷坚志·永平楼》中则说：“饶州永平监楼，南临番江”。综合两者说法，我认为冶炼场，如邓先生所说，分东监、西监，即东湖北岸和西门铁沙墩；但监所，也就是南宋提升为坑冶司的所在，在现今的瓷器巷口之西临饶河的地方，紧挨永平门东、直街南的城墙，否则不会以永平冠名。光绪年间编纂的《江西通志》证实了我这点推测，“永平监，置在郭下”，郭，城郭，郭下，紧挨城墙而己。
在两宋，鄱阳还有一个与铜相关的赫赫有名制造业，那就是铜镜制造。说到铜镜，年轻人感到新奇，60岁上下的人可能会有印象，新中国成立前新娘子坐花轿，胸前要挂一方铜镜，说是避邪。在古代，照容用的就是铜镜，金属的，所以“镜”字的结构从金从竟。以石英砂等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玻璃镜，是清朝以后才有的物品。
鄱阳铜镜的制作，无论从技巧到造型，都在全国前列。据史料记载，除浙江湖州之外，就数鄱阳了。从江西地区和外省，如安徽及湖北等地出土宋镜中发现，鄱阳制造的铜镜，造型多样，品种齐全，有菱花型、园形、方型、葵花型和带柄手镜等多种，镜身厚薄不一，大小有别，分铸有坊记和不铸有坊记的两个类型。铸有坊记的多半在铜镜背面，铸上某某坊号，或铸上“饶州炼铜照子记”，按现在的话说，打上牌子。不铸坊记的，镜身普遍较薄，用现代话说，“山寨”产品。俗话所说，野鸡作坊的制作，质量肯定不过硬。
那么，鄱阳当时到底有哪些制镜作坊呢？据邓道炼先生搜集，有：肖家巷周小三、家父、朝天门里周二家、石家、叶家久、棚下叶三家、新桥许家、上巷周家久、朝天门里周五家、上巷周家小乙哥、李家等。这些作坊，都是邓先生通过实物考证得到的。他们在制作的铜镜上，除冠上坊号之外，还会铸上“炼青铜镜子”或“炼青铜照子”、“青铜照”等字样。说到这里，我想就坊作所注的地名稍作解释。这里的肖家巷，指现在德化桥北的那条巷。棚下上巷，是指下棚巷、上棚巷，朝天门里，指九条巷或刘家北巷一带。从这些作坊的分布地看，鄱阳镇不少地名，多半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
有一件事我想还是要多说几句，为什么在当时会出现无坊号，也就是“野鸡”或“非法”的作坊呢？在宋代，铜是控制物品，禁止民间交易。结果，有的因为制作铜镜，不惜销毁铜钱铸器，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但受利润逐使，仍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进行“地下”制造。
鄱阳湖和鄱阳水运
说鄱阳，就无法绕过鄱阳湖，两宋时的鄱阳湖是怎样的状况呢？据现代地理学家们考证：“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于是有了后来鄱阳湖的规模。遗憾的是，鄱阳湖的扩展过程在古籍中找不到，因为那时没有发达的科学设施、先进的科学技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当时文人们，留下了的片言只句中，看出一点变化情况：
“鄱阳湖与天同阔，不惜乘风破浪来。”这是北宋仁宗时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拚，他写的一首过鄱阳湖诗摘句，从诗句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它和唐诗的描写有了很大不同。
北宋治平状元、鄱阳人彭汝砺，对鄱阳湖也有过描述，他在诗中说：“秋风浪飞屋，春雨水弥天”。
北宋的王安石则是这样写的：“茫茫彭蠡春无地，白浪卷风湿天际。东西捩舵万舟回，千岁蛟龙时出戏”；而神宗时代的吉安人刘弇说：“巨浸连吴城，高缠入斗牛”，“番君疏带砺，彭蠡壮襟喉”。
到了南宋，诗人对鄱阳湖的范围写得更具体。曾经担任过饶州知州的章谊说：“鄱阳湖面三百里，草树云山望里无”；更有一位叫周弼的北宋画家写道：“鄱阳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
……
我想有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它们多少说明了当时的景况。虽然上面引摘的都是文学语言，而且很不全面。但这些诗句，并不是诗人的臆测和凭空捏造，结合今天地理学家们的考证，这时的鄱阳湖己经较之前朝的鄱阳湖，已经大不相同。那么鄱阳湖的东扩，到底给鄱阳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从逻辑上说，她至少使鄱阳的水上运输业，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改观吧，至于改观的程度，我们不妨通过下面一些数字，了解一个大概。
对鄱阳在两宋时的水运状况，如果想从史料中找出清晣，那是比较困难的。不过，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尽管找不到完整的数据，但也不排除还有蛛丝蚂迹。
我们知道，自三国东吴以来，鄱阳的行政地位，一直处在江西北部的重要中心位置上。这里除了行政因素，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之外，很关健的一点，那就是地理因素。因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与水密不可分。鄱阳地处鄱水之北，这条河从形成到发育，一直都是连接赣东北，乃至安徽西南境、福建西北境的大动脉。在河流经济时期，这条河实际上，就是赣东北广大地区的生命之河、生存之河、发展之河、文明之河。她不仅承载了人们的生活需要，更承载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这条大动脉的承载能力，也越来越显现。在两宋，我们鄱阳的水运能力到底有多大呢？这里只是作了一个粗略和不全面的统汁。
一、农付产品方面：漕粮，以太宗至道年间为例，江南东骆991100担，江南东路所辖48个县平均每县漕粮20100石，鄱阳是大县，约在30000石左右，加饶州六县（当时还没有万年县），共130000石；商品米：仅绍兴中鄱阳一个县集米60万斛，饶州六县每年在150万斛；茶叶：鄱阳、浮梁、德兴135600万石：绢48000匹、绸10000匹、布：鄱阳10000匹，饶州六县共54000万匹；丝棉409300万两，20000斤：上供绢5900匹。
二、矿产：以北宋哲宗年间为例，德兴每年岁额铜50000余斤，铁967500斤，此外还有242000斤铁解往安仁县，即今天的余江，这些铜都要通过饶河中转。
三、铸钱：先说铸钱所需要的金属矿。年需铜237800斤，铅166600万斤，锡215000斤。年铸钱平均500000贯，约230000斤，四项合计655900斤。
四、景德镇的瓷器。从原料到成品，尤其是成品的出口中转，鄱阳都是必经之地。
五、其它：婺源、祁门茶叶的中转，信州纸张、农副土特产的吸纳与中转；福建闽北的农副土特产的销售与中转；食盐的销售与中转，鲜鱼的贩运、水果的中转等等。
从上面的统计看，鄱阳当时水运量和运输能力，都是非常可观的。这里以永平监为例，据史料记载，永平监为了运输所需的名种物料，专备料船七纲计280只，分批往返于鄱阳湖和信江、饶河。说到纲与料船，我稍作点解释。纲指什么？这是古代成批运输货物的组织，《水浒传》里不是有智取生辰纲嘛，智取的，就是为运输皇帝生日所筹集各种货物的组织。至于料船，料是重量单位，一料相当于一石，专用作衡量船只载重能力的大小。当时，鄱阳的料船多在300——700料之间，船的造型有平底船、暖船和小料船，这些船既适应像饶河、信江这样的深水航道，也适应鄱阳湖、长江的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