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鄱阳一中校园的西南角，建有一座“鲁公亭”，亭旁复刻北宋大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手书的《此君轩》诗。原先，这里有6块黄庭坚此诗的石刻，这些石刻后为县博物馆收藏。为什么鄱阳一中校址内收有这些文物？年纪稍大点的人都知道，鄱一中的校址，原本是着名的“东湖十景”之一的“荐福茶烟”——荐福寺旧址。民国时期，因鄱阳的中学满足不了生员的需要，于1944年在缙绅耆宿的倡议下，创建起私立中学。学校为体现鄱阳文化，特以陶侃之字命名，这座学校从此便叫士行中学。
读过《此君轩》诗文的人，一定会感到奇怪，黄庭坚的这首诗似乎与荐福寺，甚至鄱阳都没有关系，为什么他的手迹石刻会在这里出现呢？不错，黄庭坚虽然是江西分宁，今修水人，但一生多在西南——主要是四川做官，从他的行迹与我所知道的历史资料看，他并没有来过鄱阳。而碑刻上句式错落，韵律协调，音节流美的七言诗句，又确是这位“江西诗”派创始人之一的风格。尤其是他超逸绝尘、跌岩生姿、气脉奔腾的行草书风，让人一眼就知道，此碑绝对是黄庭坚的书法真迹。那么，这碑文又是怎样来到鄱阳，落籍荐福寺的呢？说起他的来历，不得不先说说清朝中朝的这位鄱阳人周彦。
周彦，原名孚，号东润。公元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陈继昌榜进士。他父亲周崧晓，字翰定，号爕坡，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金榜榜进士。在旧县志人物传介绍周崧晓时，特别介绍了周崧晓的父亲周铭（一作鸣）诒，这位别字有容的先生，是公元1745年乾隆十年钱维诚榜进士，与蒋士铨是同时代人，为硕辅坊人。而清朝修纂的《鄱阳县志》有个奇怪的现象，清朝中期以前在人物简介时，对传主他们的故址，多以东、西、南、北隅方位表述，而周铭诒因是其子崧晓的补述，崧晓为清朝前期人，所以表述方法也与大多数人不同，这是一；第二，在介绍一个叫周秉文的人时，第一次出现“十八坊人”这样的表述，不过此人已是晚清时代的人，为公元1832年道光十二年进士。由此可见，以十八坊为地名，显然是后来的事，起因还是口语形成的约定俗成。至于周彦祖孙三代，是不是现代十八坊周家的祖先，因没有做深入考证，不敢定论。假如与周氏家谱能对上号，那就证明我在上面的观点并没有错。
周彦历官兵部主事、御史。公元1828年清道光八年华东大水，淮南、徐州等6县灾情严重，周彦上疏朝廷请求赈济，并呈疏河十策，使很多受灾百姓免遭了涂炭，得到朝廷赞赏。公元1832年道光十二年，台湾张丙、陈办组织天地会反抗清朝政府，朝廷命双眼花翎、一等轻车都尉、福州将军瑚松额为钦差大臣，与参赞哈琅阿前往清剿。周彦参加并辅助他们平定了这次反叛，以功接任为台湾，今台南市知府。周彦在台湾任职期间，除继续清除天地会余党、修筑港口、建造战舰、加强防守之外，又大力推行兴办学校、创建书院、建立保甲制、加大义仓存储等举措，深得台湾人敬重，当地人为他建生祠，塑雕像，表示怀念。不久，周彦升任为浙江宁绍台兵备道。担任这个职务时，周彦一如在台湾时那样敬职守责，并捐资建成了“云石小房书院”培养人才。黄山谷《此君轩》的墨宝，就是他在兵部任职时得到的。
那么，《此君轩》的诗与墨宝，到底又是怎么回事？要了解《此君轩》，先说说黄庭坚。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公元1045年庆历五年——公元1105年徽宗崇宁四年期间人，他是苏轼的得意门生，历史上人称之为“苏黄”，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同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是开创“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在书法上与苏东坡齐名，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黄庭坚的书法特点是善长行草，用笔以侧险取胜，纵横奇倔，风韵姸媚，自成格调。荐福寺《此君轩》诗石刻，全称为《戏用题元上人此君轩诗韵，奉答周彦公起予之作病眼昏花，句不及律，书不成字》。在诗作之前，黄庭坚有自注说：“元符二年（1098）自黔移戎留江安作”。这件墨宝最早出现在四川荣州的嘉佑寺，上面有他的自跋：“予既追韵作此诗寄周彦，周彦抄本送元师，元师得余手墨，因而作草”。有人奇怪，怎么在北宋也有周彦？相隔七百多年，难道同为一人？这当然不是，只是同名而已。或许这也是一种缘份，相隔虽然700多年，但这首诗作和墨宝，起于周彦相关，存与周彦相连，能说不是件有趣的事。不过，黄庭坚所说的周彦是人的字名，不是我们清朝同乡姓周名彦。北宋的周彦姓王名庠，他是苏东坡的侄女婿，与黄庭坚交情很深。王庠也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在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举八行，八行是科考的一种，考定为天下第一，徽宗赐他为廉逊处士，并任命为潼川府教授，赐进士出身。王庠不干，或许觉得有辱斯文，凭才气不应只是赐进士出身吧。而黄庭坚诗中的元上人，法号祖元，是王庠的堂兄弟，很会操琴，为荣州嘉定寺的和尚。公元1101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黄庭坚因苏轼之事牵连受贬，遇到大赦，便从黔州今四川彭水，返戒州今四川宜宾。祖元得知消息后，特地跋涉几百里，从荣州赶到黄山谷将经过的，泸州江安锦水驿，专程看望老友。黄庭坚非常感动，便以两年前，即公元1099年哲宗元符二年，自己写过的《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的诗韵，写了这首诗。此君，实际上指毛竹。为此，诗前有“元师自荣州来，追送余，于之泸江安锦水驿，因复用旧所赋此君轩诗韵赠之，并简元师从弟周彦公”，这就是此刻的前因。
公元1834年清宣宗道光十四年，周彦致仕囬到鄱阳。这一年东湖荐福寺西侧的，“颜范二贤祠”重建工程，历经十年之久即要告竣。这项工程是由荐福寺莫莫堂僧人胜山，于公元1824道光四年，经府守同意后，着手募集资金并破土动工的。周彦致仕的第二年，乡宿拟请他写记，于是他写道：
若颜范二贤祠，明嘉靖初始建于荐福寺后，万历改建于荐福寺右，然不久俱废。寺僧胜山见荆榛满目，颜亭并无其基，慨然以修复为己任，募金集腋，伐石鸠工。不数年，祠宗一新。前建鲁公亭，后翼以青云阁。将圆寂时，出橐中金谓居士培元曰：“盖终其事，吾无憾焉！”培元不食其言，次第工毕，龙石以俟书。道光戊戌，值余归田，导游荐福寺，得竭二贤祠，因碑祀请。予重二贤治行，为唐宋以来楷模，不仅为荐福寺显，而胜山以方外崇善，不吝信废举坠，是可嘉乎！
周彦为荐福寺献黄庭坚这首诗的手书真迹，可能是受胜山和尚善举感动的结果。
着书立说成风的大清时期及主要人物
明朝以来，鄱阳着书立说的一天比一天多了。尤其是进入清朝后，着书立说之风更加盛行。据1994年《江西出版史志丛书·江西编着人物传略》所载，从洪武年间起，已有着作传世的，以和尚克新为先。克新，又叫雷庐和尚，出家前从事科举，后转而致力佛学研究。公元1347年元至正七年，因为家乡鄱阳及江西一带战乱不已，他便滞留在苏杭一带，与张士诚关系不错。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公元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克新应朱元璋所召，在南京主持佛事。期间，又奉诏书赴西域今新疆，招谕吐蕃。他着有《雷庐南询稿》。自他以后，其他另另总总也有十多个人，有着述传世。但是，除童轩的《清风亭手稿》1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7卷于集部别集外，给后世影响的并不多。而清朝录入《江西出版史志丛书·江西编着人物传略》的，自史白起至章穆前后有15人。实际上清同治纂修的《鄱阳县志》中，有70多个入传人物，之中竟有65人有着述存世。为什么清朝的文人都喜欢结集成书呢？因为明王朝的覆灭，激发了人们进行深切反思，所以多以诗文抒发自己的感受。当然，之中也有追赶“风潮”的人物，但大多数还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就其后来较有影响的，我想至少有这几个人：王传、史珥、胡克家、章穆，另外还有武状元张鸿翥。
王传，侯家岗人，葬在梘田街，住在鄱阳镇王府山现五一小学东南。王传是公元1691年康熙三十年进士，当过翰林院侍读，为雍正皇帝的老师，后任国子监祭酒。雍正登位后，召入内廷任南书房侍读。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设恩科取士，皇帝派他到山东主考，录取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名流为举人，受到雍正嘉奖，赐以“讲幄清班”匾额。据鄱阳名流陈孟庆老师说，他在建国前几年，亲眼看过这块匾额，上为瘦金体书法，另刻有雍正御宝大印。第二年，雍正又亲书福字相赐，所以王传又以福字为厅号。蒋士铨《竹枝词》中：“小巷乌衣旧姓王，翰林门第比金张”的诗句，指的就是王传。王传从官场退身较早，在家闲赋了15年，到65岁时辞世，他死时雍正破格为他“谕祭”，因为谕祭要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享受，可见王传的官阶并不太高。
史珥，学师戬，号汇东，鄱阳西隅人。史珥是公元1754年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进士，当时录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二年后升为主事，三年后也就是乾隆二十五年，便回到鄱阳奉养继母。史珥在官场经历时间很短，前后不过六年光景，但对鄱阳文化作出的贡献很大，一生中对鄱阳的风土人情、轶人轶事，进行了认真的搜集整理和潜心研究，并将地方志及刊本中没有刊印的有价值资料，搜集成篇，作为考察和纠证讹误的依据。现在成了我们妇孺皆知的瓦屑坝，第一个考证的鄱阳人就是他，他在《续瓦屑坽考》中指出：“鄱地以瓦屑为名者，莫着于瓦屑坽，若坝若墩，则传者盖寡。考郡城西二十里为尧山，泛彭蠽湖者，数十里间隐隐可见。延袤十里许，总谓尧山。山在番江北，南岸迤东，有水斜出通江，即瓦屑坽支流也”。“今之坽，应是蒙当时墩坝以为号，及后墩坝名渐隐，而坽独传。”从这简短的文字中，把瓦屑坽即人称之为瓦屑坝的地理方位，确定了下来。使人们毋庸置疑地确信，莲湖瓦屑坽就是时人称作为瓦屑坝的所在。史珥67岁时病故，一生中着述很多，按类别，考证有：《四史俟疑》8卷、《鄱郡史事考》4卷、《三立考》24卷、《鄱阳遗事考》4卷、《四史剿说》16卷、《胡忠烈公遗事》2卷、《塞游记》2卷；文集有：《艺润书院随笔》20卷、《汇东且东文集》4卷、《存旧录》4卷；诗集有：《且存诗》4卷、《睡余集》2卷；另有《年谱》1卷。此外，史珥还有一本《汇东手谈》，为乾隆时代文化专制的牺牲品，被列为禁书，未能流传。然而，令人叹惜的是，史珥这些丰富的宝贵地方史资料，现在能看到的不多。
章穆，字深远，晚号杏云，鄱阳县城外北关人。章穆的生卒年不详，如果以他的《调疾饮食辨》成书时间推算，他大概是乾隆至嘉庆年间的人。了解现代中国中医学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中医古籍出版社，为供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科研、教学人员参考，抢救了一批即将失传的，孤善本中医着作，影印出版为《中医珍本丛书》。章穆的《调疾饮食辨》，是其中的一本。《调疾饮食辨》是集章穆一生行医体会的一本力作。全书20多万字分7卷计6大类，收载食用食物653种。这本书上穷天文日星岁序历算，下究草木虫鱼山海珍错，凡五行存产之精，一饮一会之微，独到见解的地方很多。书中每论述一味食物，基本上都是按照训诂、产地、种类、形态、性味、功用、医方、使用宜忌进行编写。涉及到医家论述、风俗习惯、诗词歌赋、野史杂谈，随手拾来，涉笔成趣，而且都是凭借自己记忆。原来，章穆的家境起初并不太差，由于天灾人祸加上善医而不善理财，日子才慢慢紧巴起来。他家中收藏的大量图书，又因一场大火焚烧一空，于是只能凭记忆来撰写《饮食辨》。此书虽为鸿篇巨制，但借典引用都很精确，加上辞畅理明，文采熠熠，妙如随笔，以致后人评议说：“名医乎！儒学乎！”从实用意义看，章穆《调疾饮食辨》的价值有五个方面：一、内容丰富，切合实用；二、见解独特，重在探索；三、言之有据，说服力强；四、，旁征博引，却不泥古；五、观点鲜明，经验之说。章穆是清代鄱阳的名医，在临床治病方面留下很多趣闻轶事，尤其是注重医德方面，深受当时和后人的尊敬。
胡克家，字占蒙，号果泉，本县站前人，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汪如洋榜进士，历官刑部主事、贵州司员外郎、广东惠潮嘉三州道台、开归道台、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职。胡克家在封疆大吏任上政绩显赫，屡有建树。除内抓治安，外抗海盗之外，尤其关心民瘼，重视水利建设，以致为疏浚吴淞口而积劳成疾，死于任上，其时仅55岁。胡克家是着名的刊刻家，嘉庆间他在江苏任职时，出版重刻南朝萧统，即昭明编选的《昭明文选》，并就文选注本存在的较多问题，撰写了考异。这也就是刊刻史上着名的《宋本胡刻文选注》60卷、《考异》10卷，两本书都受到曾国藩称许。公元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又刊刻《资治通鉴音注》294卷。此书刊印后，人皆称为善本。1986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资治通鉴》时，就出现这样的说明：“清嘉庆间，胡克家据元刊本覆刻，校刻精善，为世所重，1935年国学整理社曾据此加以断句，拼合缩印。”由此可见，胡克家在刊刻事业上的贡献。
在结束这节后时，再谈谈清朝鄱阳着名人物——武状元张鸿翥。张鸿翥，字长河，号高腾，鄱阳镇东湖里人。公元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武状元，与中国近代着名的实业家张謇，同为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一年的文武魁首。张鸿翥可以说是位生不逢时的人物，虽为武状元，却处在列强入侵、国力衰弱的年代，因此报国无望。戊戌变法时，他与张謇联名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能果并复辟帝制，他痛恨其倒行逆施行为，回乡隐居，甘为草民。“九·一八”事变后，张鸿翥忧郁而死，终年63岁。张鸿翥一生中，尽管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壮举，可是对鄱阳人来说，他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毕竟，他给鄱阳历史留下了浓笔重彩的一页，从彭汝砺到张鸿翥，一文一武两位状元，虽然时隔829年，但毕竟为这方土地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书院及科举废除与新学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