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照搬了苏维埃的政治体制，因而也产生了类似的党政不分的问题。毛泽东曾批评过红色政权中党政不分的现象。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创建了抗日民主政权，但党在领导过程中出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1941年邓小平同志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写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阐述党与政权的关系及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等问题，尖锐地批评了某些区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以及某些领导同志长期存在的“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邓小平认为，形成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来，因而造成了一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府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面对这些不正常现象，邓小平向党员陈言：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批判“以党治国”，因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邓小平指出，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而且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而这种优势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主要依赖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依赖。“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他严肃批评了“以党治国”的错误观念，指出那些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以致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这种观念和行为只能带来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党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纲领性文献中，首次把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他认为，党政分开的实质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党如何正确领导的问题。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不善于领导，要善于领导，就不能干预太多，这应该从中央开始。他指出，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力量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他认为，各级党组织应该摆脱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不给政府、各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他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提高到“关键”的地位。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这就使党政分开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基础。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挫折失败的考验，之所以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汇集了一批优秀分子，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个精干的领导班子起着支柱作用。所以邓小平特别指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并且进一步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因此，正确把握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政治思想，对于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消除领导体制的封建残余
领导体制的封建残余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巨大障碍。邓小平曾经说过：“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335页。
它们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拦路虎，因此我们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很大的缺陷与弊端。邓小平提出了解决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的方法：“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邓小平思想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所以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形成了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缺乏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的领导体制，党对于中国领导体制的职能及其转移缺乏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误：党没有实现领导体制的职能从搞阶级斗争到管理国家的转移；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固定化和绝对化，而且发展为“党领导一切”；在权力配置上，国家的一些权力以党化、党的机构国家化、行政化，党的权力则集中到个别领导个人手中；实行党直接管理国家、包揽一切事务的领导方法。邓小平指出：“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照搬外国的模式，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错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思想上的僵化；并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人民日报》，1987年6月13日，第1版。
党的领导体制缺乏可以自我调节的监督机制，这种体制的总病根是过分集权，由此带来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等封建主义影响也远未肃清，这种体制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无法避免和制止政治动乱的发生。而一个国家要保持稳定并求得发展，单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胜任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因此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在决定重大问题上，每个书记都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从政治品质上来说，群众路线对政治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正确对待个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杰出的人物是有重大历史作用的，但是决不能把个人摆在人民、国家、党之上。邓小平认为，如果颠倒了这种关系必然会犯重大错误。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对这种问题的认识，显示了邓小平的政治远见，而他自己则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由此，结束了因思想上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粉碎了积淀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帝王思想，把最高领袖请下了神坛。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现象，它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虽不明文规定却在实际上普遍存在。一旦当官终身任职，只上不下只进不出，阻碍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不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成长，扼杀了党和国家的生机。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原有政治体制弊端时指出：“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在1987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他认为，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是比较严重的。比如，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党的都要大，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也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一般来说，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我们要赶上时代，就要坚决稳妥地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当然不只是年龄这一条，还要德才兼备。我们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1979年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说，“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休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为了消除中国官本位的潜在意识，打破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邓小平首先提出退休，并把年轻的干部推上一线，创造了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领导人在身体尚健时提前退休的先例，从而确立了党和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领导岗位的任期制度，初步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正常更替。正如保加利亚的内佐娃指出的：“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力人物、国家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和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邓小平，宣布辞去他的最后-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自愿引退，是为了给比较年轻的一代让位，并为老一代作出榜样。”齐欣等编译：《世界着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是好的，改革主要是克服领导制度、组织形式、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缺陷，使之更加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由于“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从而推动政治制度文明建设。
（五）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