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给苏方的有：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自己则“和平过渡”，以及“认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苏方同敬中方的有：“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大跃进是经济狂热病”、“狭隘的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
昔日彼此都颂扬为“永葆长青”的双方友谊，演变成了彼此眼里穷凶极恶的头号敌人。随之边境各自陈兵百万，思想的批判发展成了武器的批判，最终在珍宝岛上大动起十戈。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四）
个中原因，当然是中苏两党、两国领袖为巩固扞卫自身的领导权威，进而维护国家利益使然。此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中苏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均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有效的纠错机制。“反对意见”在中苏两国内部都难有存活的空间。事实上……
从国家利益的大原则出发，对相互关系做一些调整，使论战适当降温，起码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苏两党高度集中的政权体制，使主要领导的意志很难得到修正。即使有主张缓和的人，也不愿承受妥协、退让，更别说承认错误可能会带来的国内政治风险。而恰恰相反，起劲地按领袖意志同对方坚决斗争，反而会获取国内政治资本……
这种“无路可退”的体制，使论战的立场、观点具有了某种“刚”性，这也是促使论战你追我赶、步步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冯群力《中苏论战缘何开》）
负责制造“九评”重磅炸弹的是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白1962年成立起，直到“文革”前夕收摊，康生一直担任组长。“文革”甫一发动，康生即获重用，一时兴云播雨，两掌遮天，显然与此有关。
今天再翮看当年念起来印堂也在炯炯放亮的《九评》，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无不感喟不已。按照中国当年的逻辑，今日之中围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肯定比南斯拉夫更一路绝尘；而苏联则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手术”，昔日让多少中国革命者魂牵梦绕的克里姆林宫仍在，但此宫已非彼宫了……
积极的爱国主义不会是大轰大嗡的口水仗，项庄舞剑的政治秀。
更不会有股市的熊牛变幻，有利益时人头攒动，无利益了门可罗雀。
它的真谛，应该是像大多数中国普通人一样辛劳地建设这块土地，努力地改变这块土地。
国家不强大，“爱国”便是空穴来风。
国家不文明，“爱国”就可能放出魔鬼来——德国、日本放出过毒焰万丈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巾国自己也在无际的红色咆哮巾放出了大伤了民族元气的“文革”。
建设一个强大而又文明的国家，必然是亿万巾国人民共同的、持久的目标，必然是一个向世界开放并逐步接轨于人类普世价值的伟业。“愚公移山”的典故，用在这里是第一贴切了。白叟黄童，每天挖山不止，举袂成幕，挥汗如雨，既有咏歌于大风之快意，亦有眺望远山之忧戚。与他们比起来，自命为“精英”的“伪悲情”者们，不过是王屋山下几个聚啸而来、呼哨而去的小混混……
1932年12月6日，胡适在接受北平《晨报》采访时说：“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所以能够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当涂着血红的膏药旗的坦克已经碾进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时，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鲁迅也持有与胡适相同的认识：“在这排日声巾，我敢坚决的向巾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赴的。”
在那个非凡的年代里——举国已经被抗日洪流席卷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两位巾国现代史的泰斗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自有非凡的眼光与胆略。
当今的巾国远没有到兵临城下的地步，窃以为，与其人云亦云，义愤填膺，还不如仁国有更多的人坐下来，认真地读一些日本的战前史、战后史，看几部日本的电影、小说，有可能去列岛走一趟，实地打量一番东边的这个邻居……
当然，我也敬佩像王选这样的行动者——1977年她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当了8年巾学教师。1987年，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她无意中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有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五）
“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选看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并从此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她的叔叔王海宝也死于日军细菌战，时年只有13岁。1969年，她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村民们那里受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王选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她告诉他们：“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就这样，她加入到日本细菌战调查团。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起诉时，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
这场长达5年的官司最后输了，作为原告，历经27次开庭的上百名七八十岁的中国老头老太太，已经辞世了1/10。可以预料，剩下的原告亲自与日本政府对阵的几率也越来越小。但在所有中国人起诉日本的官司中细菌战官司所造的声势是最大的一起。它在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王选不是什么专家，却特别善于调用国际社会的资源，她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专家、学者、律师都有联系，无论他们是在日本、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此后，不仅中国媒体，就是西方主流媒体，如英国BBC、美国《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都会时常报道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的细菌战官司。
在法律上，她和她所代表的原告暂时输了，一个已年屑50的中国女子和一帮中国老头老太太，却在道义上战胜了日本政府。
在一个长期以来只习惯于官方组织、只承认官方级别的国度，她只是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对比于对手们——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依然有很多日本大企业极力赞助日本国内的右翼活动；她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清算与抗争，在国内却难觅经济后盾，她只能无奈而又紧巴巴地花着日本民间人十捐赠的每一分钱。
可以想见，王选的际遇时有尴尬。她经常被人骂为“有病”，经常被骚扰，她的电话和邮箱总是无来由地出毛病。她不被众多的国人所理解，甚至在一个中国男记者眼里，她远不合中国传统女人的规范，她是一个失败的中国女人。
王选的日子也过得很清贫，她经常睡在日本简陋的办公室里。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她住旅馆总是拣几乎是最便宜的。有记者为采写一篇她的稿子，曾与她有几十次的电话交谈，十几次的见面，但每次见面，不管是喝咖啡，吃便当，她从未请客哭单……
她却像举着自己丹心猎猎燃烧的丹柯一样，至今仍在这个自己不挣一分钱、国家也不拨一分钱的民间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位置上竭尽全力，东奔西颠。她到处说，“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做，白己的官司要自己打。”她始终认为，民间赔偿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谢罪的一种合适方式。
她的脸上除了精瘦，还是精瘦，布满渔网似的皱纹。皱纹网住的是刚毅，还有一种急迫感。她远没有时下许多女人的丰肌玉貌，艳帜高张，但她的美丽却令不少国人感动，还让英国广播公司(BBC)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制片人泪眼莹莹……
如一枝带雨的梨花在注释晴雨忽变的春天，她的美丽则在叙述不随大流的真悲情，比起随大流的“伪悲情”来，如此不易，如此寂寞。
当代中国一部荒芜多有侵蚀的精神史，却因她的芬芳而有了一个生动、饱满的细节。
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曾写过《“爱国贼”》一文，他说：“所谓‘爱国贼’，主要指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作爱国秀捞取名和利的家伙。”
无独有偶，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演员姜文也提起：“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中国需要有更多的王选风风火火。中国也得防火，防盗，防瓦斯，防“爱国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