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困窘的生存环境往往对人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人性的异化和扭曲。在《猎人峰》里，陈应松所塑造的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可以称之为正常的几乎没有，一些人的血液中充满了贪婪、嗜血、狂躁的因子。被下了“山混子筋”的白大年就是个有着妄想和躁狂病症的人，做出各种有异常人之事。为了传言中的给政府献宝奖励女人，捉过“九香虫”、“绿臭蛙”、“麒麟”、“双头蛇”之类怪异的东西，爬在猪圈里跟猪争食吃，甚至因为侄子白椿的眼睛明亮而挖掉白椿的双眼献给政府，后又从监狱中逃出躲进深山像野人一样生活，最后死在白中秋设计的“阎王塌子千斤榨”下。白秀的妻子白娘子一生不知吃了多少兽肝，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经常对夭折的儿子中元说着莫名其妙的话，甚至因为家人都上山去打猪忘了做饭将自己饿得皮包骨。她跟白秀吵架将他的手咬的肿得老高，村民都说这是因为兽肝吃的太多，感染了兽性。白秀之子白中秋因私愤炸断了六指的手，为了赚钱娶苦荞去烧炭，背回了软骨人想用活人祭窑，被苦荞和白端阳拦下。因为白大年弄瞎了儿子的双眼，白中秋一心想杀了大哥为儿子报仇。他最后甚至想将父亲白秀扔下悬崖。是他造出了猎具“阎王塌子千斤榨”，不仅使大量的野兽，也使人命丧其下。崔镇长得了巨人症的儿子老拔子，四岁的孩子却长得像成年人一样高，终日拿着把木刀嘴里喊着“杀杀杀”到处砍人，包括自己的母亲，最后因为去派出所偷铁卖钱玩游戏死在“阎王塌子千斤榨下”。
小说的核心人物猎王白秀是一世英雄，人生的最后却陷入梦游状态，在他的眼中已经人兽不分，年老昏聩的他用那杆打死过无数野兽的猎枪几乎打光了村里的家畜，从英雄沦落为村民唾弃的对象。派出所长文寇在听说村里有人被雷管炸伤，心头反而生出一股莫名的激动和亢奋等等。在所有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被扭曲的地方，都会使人产生一种心理震颤。
对人性的关注是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表现的主题之一。特别是在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极端困苦的自然环境导致人性的变异和扭曲似乎是顺理成章。但是问题在于，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不和谐，或是人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所导致，这才是陈应松想要追问的问题中心所在。其实不管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生活环境，或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开放环境，其实都不能完全解释人类所遇到的问题。人是动态的存在，总是不断地调节着与外界的关系，包括自然和他人。这三者在相应的动态平衡中存在，一旦某个因素停滞或超前都会影响到另外的因素，反映到人身上可能表现出的就是人性的扭曲。《猎人峰》中的一些被扭曲的人物，不管是由于环境的恶化出现的问题，还是由于缺乏关爱而形成的变态，都在印证着这个道理。
小说中多处提到人与兽的关系问题，“都说如今人越来越像兽，比兽还恶；兽如今越来越像人，比人还精……天地颠倒，人兽颠倒，这是为甚哩？”这里的人相信人在“一天中有两个时辰是牲口”。的确，人与兽都可以算作动物，但是在人的观念中是不齿与兽为伍的，说人是兽那更是对人的侮辱，但在小说《猎人峰》中，人与兽的界限在情节的推动下一点点模糊，读者看到的人几乎可以说是兽，而兽有时候倒更像是人，小说中村民不堪忍受野猪对庄稼的破坏而与警察联合上山猎猪，精明的野猪让这些人吃尽苦头却最终逃走了。这种人兽关系的颠倒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嘲讽。另一方面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某些时候在所占比例上会发生逆转，类似基因突变一样，结果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压抑了社会属性，表现出来一些难以理解的兽的行为。其实，这种写法在陈应松的小说中常见，他把这种人性的扭曲集中地表现为人的自然属性的显现。在《豹子最后的舞蹈》中，母豹眼里的人是些眼睛深处闪烁着嗜血渴望的残忍物种，最后一只豹子“斧头”在看到人之间的仇杀后，居然促使它放弃了报复。在对人与兽关系的纠葛中，陈应松总是借助于动物来反观人类，在对人性之恶进行无情地揭示时，似乎同时也在寻找某种人性回归的方式，但是又坚决地否定了人对自然属性的靠拢。陈应松以动物的行为与人的行为来进行置换，更是突显了人性的变异和泯灭，尽管在表达上有些偏颇，但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陈应松可能是想以这种方式，来对人提出一种警示。
三、发掘现实批判的资源
《猎人峰》的关注点是农村，对于乡土中国来说，农村题材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大多是身居城市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作家对农村生活的想象和还原，他们需要在童年记忆，确切地是在农村记忆中去寻找心灵的补偿和慰藉，陈应松就曾明确表示过乡村是我们的精神的归途。因此他们笔下的农村已经不是农村本来的面貌，而被当成了一种精神的归宿，城市给人的是陌生惶恐的感觉，而农村则是自然纯朴可亲的。在陈应松以往的小说中，一般都会有城市与乡村对立的内在的构架模式，城市总是成为理想化乡土的对立面，甚至城市和乡村常常被置于“善”与“恶”的两端，在写人时会在一种潜在的城乡对比中完成对人物的审美价值判断。不过在《猎人峰》中，农村却蜕去了理想的外壳，农村生活也不再是清新自然的，甚至充满着黑色的记忆。当了副乡长的白秀的表叔骑着高头大马来到深山中的白云坳，在白家人面前，“他觉得他中气十足，”但当他看到失踪了好几年的白大年披头散发地回来时，刚刚十足的中气顿时消失，匆匆地跑了，农村发生过的往事不堪回想。在陈应松的描述中，猎人峰已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家乡，而是“黑暗的山谷死气沉沉”，是冷酷的甚至是恐惧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陈应松的《猎人峰》，以及他近些年来创作的神农架系列小说，都有着对农村严酷的现实，还有对人性扭曲的描写，但这并不意味着陈应松就是对农村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状写环境的恶劣是为了凸显生存的艰难，人生的苦难，进而挖掘在这种环境中顽强生存下来的人的坚韧和忍耐，当然也包括人的麻木和生存的惰性。在《猎人峰》中，作家同时在对农村和城市进行着批判。农村是原始、野蛮、落后的，相比死气沉沉的农村而言，小说中的城市并不光鲜多少。白中秋眼中的宜昌，“人流匆匆、车流滚滚、噪音隆隆”，像个巨大的怪物一般，通过这些农村人的眼睛看到的城市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外衣，最后是这个怪物“吃”掉了白中秋。为了祭窑，他从城里背回畸形的软骨人，其实这个人不像人猴不像猴的东西就是小说中城市的形象，白中秋在进城寻找苦荞的时候掉进窨井中淹死了。结局的安排上可以看出陈应松心中砝码的倾斜，农村的生活再苦再难，至少不会掉进窨井淹死。对城市的恐惧、厌倦和人格损失的感觉，以及受辱、受伤和死亡的结局，这是陈应松笔下的乡村人物类型进入城市的必然经历和结果。
从《猎人峰》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对城市还是农村，陈应松都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源自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体验，源自作家对理想存在状态的追求和守候。虽然作者明确地批判了这两种生存模式的不合理性，但却并没有能够提出解决问题之道，作家所追求的理想存在状态是什么，小说没有给我们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了消解作品中苦难、神秘甚至是惊悚的气息，在小说的结局，苦荞跟着软骨人进城，心底善良的白椿和白丫儿结了婚，苦荞把感情都放在了白椿和白丫儿身上，看似温暖的结局其实更多地是巨大的缺憾。苦荞进了城，跟的却是个根本不像人的畸形，白椿心地善良却无法再看到世界，笃厚的白丫最终也没有逃过崔镇长的欺侮，所以这种看似完美结局中的缺憾才真正体现出陈应松的叙事风格，才更让人内心产生纠结，引发诸多的思考。
多视角抵近现实中国的乡村现场
王建琳的乡土叙事，以叙写“新农村题材”而在湖北文坛凸显出来，一般都把她定位于叙写新农村小说的作家，正是这个冠名，使她拥有了凸显自己个性特点的创作名片。王建琳的三部长篇小说《风骚的唐白河》、《迷离的滚水河》、《燃情的汉水河》，都由“河”来命名，这么多的“河”明显地给人造成了一种长篇序列的印象。的确，这几部小说在内容的表达上是有其内在的序列性的，就如她的中篇小说，就是对当下农村中出现的不同问题的排序和设置，每篇作品都会抓住并突出一个问题来写，读完她的几部小说，就可以知道当下农村中存在和正在出现的基本社会问题和矛盾。而她的长篇小说，在建构上更是着眼于宏观，那就是按照新农村建设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写不同的乡土。因此，就她的三部长篇小说来看，《风骚的唐白河》表现的是“三农”问题中的乡土；《迷离的滚水河》写的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乡土；《燃情的汉水河》观照的是城乡一体化的乡土，由此完整地构成了近20年来中国农村发展进程的全过程。
一、中国乡村的当下困境与变革实践
2006年57万字的《风骚的唐白河》的出版，正赶在党中央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时间点上，多少给人一种迎合时势的印象。但我知道，这只是某种巧合。因为就创作过程来看，《风骚的唐白河》的写作，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长度，且不说王建琳几十年在农村基层对生活的感悟体验，经年累月地爬格子，就是在完成上百万字的书稿后，又一再地修改，在心痛不舍中大砍大删压缩掉一半文稿，几经波折才得到出版。要说《风骚的唐白河》表现出一种对形势和政治的迎合性，只能是王建琳所直面描摹的农村现实与变革，以及对“三农”问题近距离地反映，顺应了大时代的发展趋势，反映出时代最大的政治。
1.近距离地反映“三农”问题
立足于“当下”的农村现实，使王建琳成为一个“在场者”，积淀了他人所不可援用的乡村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她“在场”亲历了改造农村的具体实践，带领群众黄土岗上平整改田修水利，白河滩上治沙填土建桑园。她“在场”见识了20世纪末近2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各种变化，成为众多事件和乡村生活的目击证人。她直面现实，洞悉中国乡村所经临的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了解农民、农经，熟稔乡镇干部这一特殊的人群。从《风骚的唐白河》中可以看到，20年来中国农村经历了太多的潮起潮落，土地大包干，调整农村产品结构，创建板块的产品经济，发展乡镇企业等等，其中走了不少弯路。而近几年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城市扩建中对农村耕地的廉价征用，征地补偿费和农民地搭工问题，国家兴建机场、国道等项目对良田的占用，投资科技园所带来的污染，开发旅游风景区的产权归属问题等等。王建琳真正是走进了农村，最大限度地贴近农民生活，最及时地表现着农村当下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力求把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最新、最本真的面目展现出来，为将来留下一份历史的文学备忘录。
《风骚的唐白河》最值得肯定的，是其所体现出来的“当下性”，这一说法也是带有相对阐释意义的，不但有时间向度上的限定性，体现了现在时态的时间内涵，而且也指义于近距离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对小说内容的覆盖。我觉得，是她笔下描写的那些事件的真实性、现实性、时效性，使她与某些农村题材创作有了明显的区分。的确，现在有不少小说看起来是在叙写农村，实际上并不具有农村题材价值，“农村”被符号化了，具有了一种载体性质，有些作家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故事叙事外壳，借此来叙写民族寓言，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思考。或是叙写对乡村的集体记忆来反思历史苦难，或是以自己的审美理解，对今天的乡村进行想象中的重构，这样的乡村叙事与现实中真正的农村生活，大多挨不上边。而王建琳的《风骚的唐白河》，突显出的是对中国乡村的现实经验的传达。这种经验来自当下中国农村正在展开、并进行着的社会变革实践，因为其正在展开，所以这是一个动感的成长的进程。
当下性和现场经验，使王建琳小说的取材、所传达的内容及塑造的人物，着实体现了一种创作的原创性，是近些年来农村小说创作中所看不到的。她作品中所揭示的一些问题，以及所表现出的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乡镇干部这一特殊的群体，倘若不深入农村现实，单坐在城市的书斋里是无从想象的，虽然想象所构建的虚拟体验，在文学创作中也十分重要，但在当下农村题材创作中，却难敌作为创作源泉的生活所产生的丰富和厚重。
乡镇干部出身的她，与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难以分离的联系，她最关注的是中国政治、乡村政治、基层政权，与此相关的，是三农问题，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聚焦点。这种由社会问题的契机所引发的思考，常常成为王建琳小说创作的由头，由问题的发现起始，然后以问题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作为叙事线索，并由此去进行人物和情节的构思，这也就形成了她创作的基本路数：首先是出现问题，随之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以及对立的双方，于是就会牵涉到农村的基层政权，乡镇干部就要介入去解决问题，继而就有了新的冲突，以至最终问题得到解决，或是出现某种新的转机。《风骚的唐白河》，因涉及农村问题较多，采用了长线串珠的构架，以丁一锋、铁金凤的命运遭际为主线，串起一个个问题。在具体问题的铺叙中，展开矛盾双方的对立冲突。
读完小说，不由不感叹王建琳对中国乡村小镇生活的熟稔，对乡镇政体、村乡世相，稼穑农事、民俗风情，甚至是权力机构的政治把戏和各种时令性的纪律，还有农民的狡猾和应对智慧，她都有着透彻的洞察和了解，动笔手到擒来，随手一拈都透着精彩。对她来说，农村生活是一座厚积的富矿，凭借她认知农村生活的底气，可以用的原生态的素材实在太多，筛选的余地很大，作品由此而产生了一种丰富而沉甸甸的感觉，对并不真正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我们来说，犹如打开了一扇看农村的大窗，是一种难得的阅历补偿。
2.倾心打造镇村级基层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