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之一：政绩不政绩，主要看经济；经济要上，其他都让。有人把政绩同经济发展的指标简单画等号。有的地方曾专门做出规定，凡是乡镇企业产值超亿元，乡镇书记和镇长可提拔为副县级，而产值增长率不到两位数者则有降职使用的危险。于是，“经济要上，其他都让”的口号喊出来了；于是，一些挥霍浪费的腐败现象挂上了招商引资的招牌；于是，三陪小姐、卖淫娼等“黄祸”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名目下浓妆艳抹粉墨登场；于是，某些地方扫黄扫不掉，六害除不了，卖淫嫖娼屡禁不止，青少年犯罪增多，犯罪率上升，人民生活没有安全感。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不惜浪费资源，超量挥霍资源，甚至污染环境，争着引进“五小污染项目”，牺牲地方的长远利益，牺牲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质量，使一些山清水秀的村镇成了“癌症村”、“污染村”。这与其说是为民造福，不如说是为民造孽。
误区之二：政绩不政绩，主要看统计；经济指标难完成，统计表上出政绩。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表达自己创政绩的雄心，往往在年初头脑发热，盲目提出一些好大喜功的经济指标，但由于制定的指标完全脱离实际，到年底经济指标还差一大截，怎么办？他们便打着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争名誉的幌子，暗示甚至怂恿下级虚报、瞒报，在统计表上做手脚，搞“上边要，下边报，准不准，天知道”的“水分政绩”；或者干脆耍数字游戏，口袋里装着几套数字，汇报成绩时是一套数字，要钱要物是一套数字，新闻宣传时是一套数字，上缴利税时又是一套数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为欺上瞒下，以假谋私，演出了一幕幕“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丑剧。对此，人民群众唱出了一首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何等损害！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有一个很“出名”的政绩观：“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那么，怎么才能让领导看到政绩呢？这位王副省长的招数就是“官出数字”。早在他担任亳县县委书记之时，有一年亳县乡镇企业产值只有几千万元，为了让上级领导看到他的政绩，善于“变魔术”的王怀忠大笔一挥，上报的材料上产值就变成了几个亿。这个“政绩”很快就成了安徽省的典型。而在他任阜阳市委书记时，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高达四百多亿元，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纳税发票。
误区之三：政绩不政绩，主要看任期。一些领导干部为追求任期内政绩的显性效应，急功近利，不惜杀鸡取卵，吃子孙粮。有些在其位者，或将晋升或将退职，都指望抓几个影响大的项目，为自己立几块碑。而继任者又想“新官上任三把火”，争上几个像样的大工程，证明自己的能力与魄力，力求为任期内的政绩争上一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门面工程”。于是，他们竞相追求短期内能表现成效的“快变量”。在这种“再创辉煌”的比赛中，他们急功近利，不惜牺牲本单位或本地区的长远利益，搞掠夺性经营和生产，三年五年后一走了之，包袱留给银行，责任集体承担，难题留给后任。这种任期内的短期行为与其说是政绩，不如说是一个隐患，一种劣绩。某省有一个乡镇在1994年搞“大借债，大开发”，大建高档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结果欠下了一个亿的“政绩债”。该镇6万人口，人均背债一千六百多元，按目前的还款速度，至少需要还100年。
误区之四：政绩不政绩，形象摆第一。一些干部好大喜功，专搞能够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专栽便于上级领导察看的“路边花”，或者“献礼工程”。某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却耗巨资搞“夜景工程”、“绿化工程”、“隔离带工程”等等，背负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可该县领导一时间被称为“政绩非凡”。而许多这样的“形象工程”，因华而不实，最终成了“豆腐渣工程”。
（二）为错误政绩观“号脉”
错误的政绩观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带来的后果一致，即导致形式主义滋生和蔓延。它的主要危害有几个方面：一是图虚名，招实祸，误党误国。它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导致信息失真、决策失误，造成人、财、物和宝贵时间的大量浪费。二是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一些干部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上，不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增加群众负担，必然引起群众反感，伤害群众感情，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三是腐蚀干部队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虚假政绩，必然会诱发干部的懒惰思想和投机心理，助长党内和社会上的弄虚作假行为与浮夸之风，挫伤真抓实干者的积极性。
错误政绩观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主观原因，即领导干部对政绩观认识的偏差：一是把政绩作为晋升的台阶，从而势必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势，即政绩主要是给上级领导看的，创造政绩，主要不是看群众需要不需要，而是看上级领导看不看得到，高兴不高兴，“形象工程”、“路边花工程”即由此而来。二是把政绩视为“私绩”，这样的人创政绩就是牟私利，一些领导干部喜欢抓大工程，美其名曰“挂帅”，实则是“捞金”，借抓工程而中饱私囊。在被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绝大多数腐败的领导干部，就是在那些象征其政绩的工程中落马的。三是只把有大影响的事情视为政绩而大抓特抓，而把访贫问苦的事情视为小事而不屑为之，只愿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愿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客观原因，即上下左右环境中的一些潜规则导致某些领导干部政绩观的偏差。例如，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纲，衡量一个好干部的突出标准，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层面，看他是否“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和社会政治关系，往往成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重要内容。只要出身“红五类”，不好也好，不行也行；而出身“黑五类”，好也不好，行也不行。如今，在一些干部心目中，“德、能、勤、绩、廉”的“德”和“勤”都成了虚的，“能”和“绩”则量化成一个个经济数据，过去叫产值，现在改进了叫GDP。而越到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绩越是变成了年终报表的财税上缴数据及招商引资数额等。到后来，干脆来了个“一票否决制”，即哪项工作上头最重视，就以哪项工作的成败决定一个干部的沉浮。于是，大家跟着领导的喜好转，领导认为计划生育工作重要，就来个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票否决；领导认为治安工作重要，就来个治安工作的一票否决；领导认为义务教育工作重要，就来个适龄儿童升学率的一票否决……一些人为了不被否决，不惜出台各种违规的“优惠政策”，不惜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法。领导重视的那件事不是要看数字吗？那好办，大笔一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官出数字”的浮夸现象由此而来。
四、政绩不唯GDP，考核究竟凭什么
无论怎样，看“政绩”绝不能只看表面文章，因为这里面有看得见的“硬件”与看不见的“软件”，还有可量化的成绩和不可量化的成绩，那么，到底凭什么呢？这是树立和落实正确的政绩观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不唯GDP论英雄，杜绝虚假数字政绩
2004年的“两会”上，科学的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是中心议题，不论是讨论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思考中国社会经济中的焦点、热点与难点问题，都与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焦点最后又集中在GDP上。共同的声音：不能再“唯GDP论英雄”了。
其实，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各方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变GDP一统政绩天下的局面了：
——深圳市政府提出在考核各区、各部门的工作时，都要把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和引进外资等置于同样重要甚至更为优先的位置，未来的政绩和干部考评将不再以单纯的GDP论英雄，而改为“绿色GDP”和“社会净福利”的新考评观。
——2003年12月9日，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完善县区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取消沿用多年的GDP指标，取而代之以更为全面和科学的干部评价体系。具体考核指标共包括财政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招商引资、外贸和外经工作、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第三产业、科技教育、城乡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就业和社会保障、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社会稳定等15个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统计工作也开始改革。2005年，国家统计局继续加大了常规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提高统计执法水平，坚决查处那些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统计数据，利用虚假数据骗取个人政治地位和荣誉、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因此，想用虚假数字代替政绩的现象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二）政绩评估不再“摸脑袋”，考核标准具体化
以往，对政绩的考核，似乎除了以数字定优劣外，就只有靠评估者“摸脑袋”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对干部的选拔和考核主要强调德才兼备，这一标准更多地着眼于干部本身的素质，但也出现了一种并不见诸文字的“潜”标准：无过即为功。
开始为干部的选拔和考核标准赋予新的具体内容的，是1989年中央提出的要让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要让人民感到满意。与之相应产生的目标管理制度，把抽象的政绩评估标准进行量化，这较之过去那种模糊的干部考核标准，有了可操作性，而且由于强调“干部必须有突出政绩”的标准，因此推动了一大批干部做出实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是上一级领导脑袋一摸，一张口，就把某项工作作为对下级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于是，政绩的考核有了个“一票否决权”，对政绩的考核走入了偏门。
应该说，对政府官员政绩的衡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的困难之处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绩效很难量化，而且公共管理部门的目标往往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已经引起自上而下的重视。
2004年1月底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新一轮政绩观提出的开始。这次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如果把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绩观新精神与2004年1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在一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何树立和落实一种全新的政绩观，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已经开始破题。而有关部门、有关专家正在着手制定新的指标体系，社会各界也在关注这个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长期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认为，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应该有下列几项具体的指标：一是上访人数。如果一个地区的上访人数过多，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官员在处理基层矛盾方面没有尽到责任。二是各级官员的廉政程度。如果某一地方出了太多的贪官。那么即使它的主要领导十分廉洁，也无法弥补他们在监督官员违规方面的失职。三是劳动就业率。如果一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很高，而它的劳动就业率很低，仍不能说明官员为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四是市场秩序。有些地方的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政府采取了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对一些明显的造假行为进行公然袒护和纵容。除此之外，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指标都该被纳入到新的干部考核标准之中去。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则设计了五大“绿色标准”，提出用五大综合指标来衡量干部的政绩：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主要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程度，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水资源消耗。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地区劳动资源的利用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
看来，随着正确政绩观的树立与落实，一个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将很快亮相。
（三）政绩评估法制化
有一篇文章写道：仅从教育方面着手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一个人甚至一个小团队犯主观判断错误的几率是很高的。更重要的是，如果犯了决策和行政上的过失，滥用职权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过去诸多的事实已经证明，要求领导干部们靠良心和道德的自我约束来纠正自己的过错，终归只是一种美好愿望。要增强官员们的依法行政意识、效率意识和服务意识，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的、行之有效的录用制度、评估制度、监督制度与相关机构、举报制度与赏罚条例等等。政绩评估的法制化工作必须做得非常细致，才能配合高速的经济发展，这是个任重道远的工作。
确确实实，政绩考核法制化不仅在如何立法上有难度，而且在“官本位”思想还十分严重的社会，即使制定了相关法律和制度，要保证能够真正有法必依也十分困难，这取决于领导者的法制意识与依法行政的决心。不过，我们看到了良好的开端。一是中央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已经把这个方面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二是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如2004年1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把对政绩的评估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且其中的条款均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党中央的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强。随着这三方面工作的推进，政绩评估法制化将很快出现一个新态势。
（四）衡量政绩须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标准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政绩，政绩究竟是大是小，其根本标准都在于人民是否从中受到实惠以及所得实惠之大小。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就要坚持政绩由人民群众来检验。由人民群众来检验也就是由实践来检验、由历史来检验，因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见证人。由人民群众来检验，就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说的就是群众检验所具有的最高价值。那些做给上级看的政绩、出于一己私利的政绩，都是违反人民利益标准的，也必将在群众的检验面前显现原形。
“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秤砣就是老百姓。”党和政府及其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人民中进行，哪些是真政绩，哪些是假政绩，哪些顺乎民心，哪些违背民心，人民认得最清，人民感受最深。共产党人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只在口头上代表人民利益，而是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好事、谋利益、才能成为老百姓认同的先进代表，才能把人民凝聚在一个他们信任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才能保证党在新世纪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