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已发生的且被人们认识到的经济成长方式有四种。第一种是只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成长。它发生在近代以前的社会里，被称为“广泛性成长”。第二种是既有经济总量的增长又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成长。它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水平提高的结果，发生在工业革命之中，被称为“斯蜜型成长”。第三种是不仅有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伴随着不断的技术革命的经济成长。它主要是技术变革和组织创新的结果，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被称为“库兹涅茨型成长”。第四种是在经济总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革命加快的同时，还伴随着经济制度变迁的经济成长。它主要是通过制度的革命和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经济成长发生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尤其是这一制度的转型时期，可将其称为“转型成长”。对第四种经济成长方式的理解上，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转型成长”就是要实现两个“复归”。即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向“新古典增长”方式复归；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复归；我们认为，主流的观点对于确立“转型成长”的方向而言，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于寻找“转型成长”的具体途径而言，仍缺乏具体的分析框架。因此，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加深对“转型成长”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即使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学凭借对本土问题的深化走向世界的契机。
早在1996年，我国经济学界就已有人提出了要把转型问题纳入发展经济学的构想，并指出，发展经济学把转型与发展作为两类不同的问题来处理的研究思路，既影响了人们对研究转型时期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化，又使发展经济学对转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解释力下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使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演变，是要在同一经济成长过程所必须完成的两项具体任务。在经济成长过程中二者具有同时性，因此是研究这类经济发展问题的两个基本约束条件。
中国在经济转型中表现出的大量具有特色的现象，是仅属于“中国特色”还是对于转型经济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仍需要经济学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但解释的努力方向不在于照般原有的理论，而在于透过现象发现本质，使本土化问题上升为本土化知识。可喜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一直对本土化问题的经济学解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已在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化方面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尤其是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区域突破”现象做出了新的解释。但正如地区竞争模型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的“区域突破”的转型模式在解释了大量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和体制创新现象的同时，正在面临着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难题。可见，转型成长中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急需理论的创新。
甘肃是研究转型经济中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好样本。首先，计划经济时代的甘肃经济其现代部门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体制变迁中，这些部门都经历了内部的产权制度和外部管理体制的变革，它们的成长与起伏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其次，市场化进程中的甘肃传统部门已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成长模式，急待总结；最后，甘肃在西北经济中的区域地位、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经济内部的结构和地区差异等等，对于研究落后地区的经济转型问题具有代表性。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以转型经济学的视角，对甘肃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希望引起经济学的同仁对落后地区经济转型问题的关注，也期盼学界同仁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周述实 姜安印
2004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