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区就业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和谐社会，按党的十六中全会决定的表述，就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民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的价值观，民本主义要求以民众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社会活动中注重满足人的多样化需要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优化社会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此，在社会发展方向上，要求由注重经济增长转向注重社会全面进步，由注重国家的工业化转向注重社会现代化。社区建设适应了这一要求。因此社区建设是一个以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运动，它的宗旨正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和全面发展为出发点，致力于形成安定、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便民利民的服务网络、团结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舒适优雅的社区环境和规范有序的社区管理。社区的成长和社区建设的发展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而推动社区成长和社区建设事业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社区工作，在社区实现就业。安居乐业，稳定了社会。
9．3．4对社区就业容量的估计
全社会社区就业容量到底有多大，到底能不能成为下一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未来社区就业发展的空间和再就业工程后劲的大小。众所周知，一国社区就业容量的大小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社区服务业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拓展的。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就业发展却是相对落后的，与我国第三产业不发达同构。据统计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27%左右，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5%～45%，发达国家的就业比重高达60%～80%。由于第三产业落后，我国社区就业岗位开发也存在不足。发达国家的社区就业份额为20-30%，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就业份额为12-18%，而我国只有3．9%。
此外，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程度还与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和生活方式的取向有很大关系。首先，从便民利民类服务来讲，居民家庭收入中能够或愿意用于这类服务的支出，是决定社区就业量大小的关键指标。对居民家庭而言，只有有较多的收入，才能使便民利民服务惠及家家户户，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否则，居民收入捉襟见肘，只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当然，便民利民服务的价格水平，对于社区服务业的需求也有一定的影响；其次，居民生活方式取向对家庭服务业发展影响较大，在一些较富裕的家庭中，由于长期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思想的影响，仍然保留着自身操持家务的习惯，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区服务业的某些需求。
据2000年3-4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沈阳、青岛、长沙、成都四城市联合进行的社区服务需求状况抽样调查（样本总量1624份），目前需要社区服务的家庭总计为34．l%，其中只有16．7%的家庭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社区服务，还有17．4%的家庭处于等待状态。对于社区服务从业者的来源要求以本市为主，希望来源于本市的比例为53%；希望来源于外地的比例只有4%。
由此可见，不仅近期发展社区服务的需求潜力是巨大的，而且对社区服务发展进而对城镇下岗职工的需求也是巨大的。调查还发现目前对社区服务项目的需求比例大致如下：社区清洁为27%，家电维修为24%，上门送报为24%，社区保安为19%，房屋维修为18%，家庭教师为14%，家务小时工为14%，看护小孩为8%，陪伴老人为6%，看护病人为4%，学生送饭为4%，接送小孩为3%，净菜服务为2%，洗衣上门为2%，代人购物为2%，送早餐为2%，送午餐为1%，其他为3%。其中，对于社区服务人员的性别选择，总体上是女性多于男性，这也与下岗职工中女性多于男性的结构相耦合。
综上所述，这次调查显示四城市中各项服务累计可以提供大约200万个临时就业机会，而目前尚空缺100万个。以此推算，全国32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43个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的需求，可提供的就业机会至少应在1500万个以上。再加上192个中等城市和400多个小城市，社区就业需求潜力就更为巨大。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也显示，我国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目前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很大，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沈阳和青岛这七个城市中，有70%以上的家庭需要各种服务，其中有近240万户居民目前得不到家电维修的服务，127万户居民得不到房屋维修的服务，累计可为社会提供2000万个就业机会，而目前空缺的就业机会超过了1100万个。
9．3．4制约社区就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1）制度瓶颈
城乡二元分割：目前无论是从以城市人口比例为指示器的直接城市化来看，还是以农村人口生活环境为指示器的间接城市化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都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从国内现实情形来看，大量的农民工滞留在各级城镇，这说明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就业空间迅速拓展，但是由于过紧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压抑了城市化的正常冲动。另外，服务业短缺，尤其是社区服务业的短缺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的一个强烈信号。据世界银行专家分析，1997年中国实际城市化水平（32%）比名义城市化水平（30%）要高出2个百分点。
其次，横向国际经验显示，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化水平大约要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14个～26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与世界相比仍然较低，199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才接近30%，与1995年世界平均水平45%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56%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29%）。然而，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NP，我国至少已经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样1997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下中等收入国家要低大约26个百分点。
此外，根据钱纳里和塞尔昆的研究，1950-1970年发展模型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NP有一定的统计规律。1997年中国人均GNP860美元（世界银行公布数），大约相当于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参照系，中国现阶段适度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39%附近，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大约落后了14个百分点。
从发展的规律来看，农民进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长期认为农民进城必然挤占城里的就业岗位，一直抑制这种正常的冲动。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NP800美元左右发展中国家中农村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这说明我们在城市化方面补课的余地很大。城市化不仅是现代化的要求，而且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城市社区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教育培训落后：各种有关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调查都表明，他们不仅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不高，专业技术能力也不强。四城市抽样调查显示，下岗职工中初中水平的占52．2%；高中水平的占28．9%；中专水平的占6．8%；小学及以下的占5．2%；大专水平的占5．7%；大本以上的占1．1%。下岗职工中无专业技术职称的达51．7%；有初级或中级职业资格的各占17%；有高级职业资格的只占1．9%。他们由于缺乏一定的竞争能力，在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中处于劣势，在再就业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是年龄限制与学历不够。其中，认为受年龄限制的占57．1%；学历不够的占40．5%；技能不适应的占21．1%。虽然社区服务业对专业技术能力的要求较现代企业低一些，但是随着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服务也需要一定素质的专业人员，特别是企业转制后的后勤社会化服务，更需要专业化、规范化。
令人担忧的是，职工下岗以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占80%，接受过某种形式培训的仅占18．2%。多数下岗职工表示愿意接受短期的专业性和操作性强的培训。
（2）观念瓶颈
各类职工创业意识普遍较差：发展社区就业其实不光属于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也属于其他劳动者。长期以来，知识阶层往往以为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是就业的最佳场所，后来发展到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单位就业”的观念非常强烈，缺少独立创业精神和冒险精神，这是导致社区服务业中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发展数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创业意识差，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是传统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造成的。21世纪是创业的世纪，而创业就必定要从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开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创业意识，不仅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且是发展社区就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