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至7月，我受郝春文教授主持的上海市重点学科“域外汉文古文献学”派遣，到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从事韩国古代汉文古籍的调查和研究。出国前，就能够利用的条件，对韩国古代汉文古籍情况作了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拟订的计划是做一个史部的目录提要。到达汉城大学，对奎章阁收藏做了初步了解后，立即放弃了原订的计划，决定将工作重点限定在高丽时期。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韩国古代汉文文献之多使原计划非半年时间所能完成。奎章阁现收藏各类古文献就达六万余种，韩国现存古文献总量可想而知，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文文献。直到1910年前后，朝鲜政府与各国签定的条约，与聘请的外国各类人才的合同等仍主要采用汉文，士大夫诗文和官私文书也主要采用汉文。史部文献中编年类、杂史、传记、地理志、官私文书等类史籍都达数百甚至千计，一一过手，几无可能。二是高丽文献数量相对有限，全力以赴，半年时间基本能做到对其有一整体的了解。我自己学习宋史，也希望能够全面地了解一下高丽历史文献的情况。
高丽一朝也是韩国古代文化昌明的时期，特别是高丽后期，人才辈出，群星争辉，而且高丽学习中国，已经建立了史官制度，编写有各朝实录，官私史籍应十分丰富，但历经战乱，特别是经过壬辰倭乱的惨烈毁坏后，高丽历史文献大多被毁，现存文献已很有限。现存记载高丽历史的文献概而言之有两类，一是高丽时人所作，或直接基于高丽原始文献编撰的史籍，如大部分高丽文集、李氏朝鲜前期政府组织编写的《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东国舆地胜览》、《增补文献备考》、《东文选》等史籍；二是主要取材于朝鲜时期编成的高丽史籍的文献，这一部分文献在有关高丽历史的文献中数量上占据了多数，这些文献有的是为倡导观念而作《汇纂丽史》、《宋元华东史会编纲目》、各种忠烈录、渊源录等，其中学习朱熹纲目体而编写的史籍数量最多，也有从已编成史籍中辑录某人事迹和诗文，编辑的实纪和文集，但这些文献从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仍有其价值，而且其中也有部分直接取材于高丽时期文献者，如《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辑录而成的实纪和文集也有取材于家谱、方志、碑铭、后世对某人的祭祀、配享等纪念资料等正史和文集未载的资料。因而，如果这样分类介绍，对于有的史籍，界限难以把握，本书还是按照四部的分类，加以介绍。
本书主要以奎章阁、藏书阁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三家藏书机构的收藏为主，加之韩国已经影印或铅印刊行的其他古籍，共介绍各类有关高丽历史的汉文文献二百一十种，其中纪传体类六种、编年体类十八种、典章制度类五种、地理志类八种、金石及文书类八种、传记类五十九种、杂史类二十五种、文集类六十五种、其他十六种，以及今人所作史料汇编五种。但即使三家机构的藏书仍有《竹轩先生遗集》、《丽纲撮要》、《丽史世家撮》、《高丽世系》等因时间等原因未能借览，《圆顿成佛论》、《圆鉴录》、《十句章圆通记》、《禅门纲要集》、《天台四教义》、《现行西方经》等高丽佛教著作也未能加以介绍。这是一大遗憾。史料汇编类著作中国有杨渭生先生等编《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史料汇编》（学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比较全面地收录了中国正史、政书、类书、方志、文集、笔记等典籍有关中韩关系史的史料，韩国典籍则主要收录了《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另收录了《增补文献备考》和《朝鲜史略》的部分资料，未涉及文集等其他典籍，日本斋藤忠编有《高丽寺院史料集成》（日本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1997年10月版），专题收集了高丽时期佛教寺院史史料。本书仅介绍了韩国学者所著五种史料汇编，对这两书未作详细介绍。
由于时间、经费和语言三方面的困难，本人未能一一调查本书所介绍高丽历史史籍的版本源流作详细的调查，皆据一种版本加以介绍。景仁文化社影印《韩国文集丛刊》收录的三十七种高丽时期文集，本书基本依据《韩国文集丛刊的版本。《大觉国师文集》依据建国大学藏本、《增补文献备考》依据东国文化社铅印本、《东国通鉴》依据景仁文化社1973年铅印本、《高丽古都征》依据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三国遗事》依据民众书馆1971年铅印本、《东史纲目》依据景仁文化社1970年铅印本、《东史会纲》依据亚细亚文化社1974年版本、《高丽墓志铭集成》依据翰林大学校出版社1997年版本、《韩国金石全文》依据亚细亚文化社1984年版本、《韩国上代古文书资料集成》依据一志社1987年版本、《韩国金石遗文》依据一志社1994年版本、《罗丽艺文志》依据弘文书馆1964年版本、《天东象纬考》依据骊江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其他文中未作说明史籍主要依据奎章阁、藏书阁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此不一一说明。
本书附录之一“高丽文集有关高丽与宋、辽、金关系史料汇编”收录了高丽文集有关高丽与宋、辽、金三朝关系的资料，本书所录，加之本人整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与本书同时出版的高丽《大觉国师文集》所收高丽与宋、辽关系史料，基本将高丽文集中有关高丽与宋、辽、金三朝关系的史料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韩国文集中有关高丽、朝鲜与蒙元、明、清三朝关系的史料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汇编出版，惟宋代部分尚未汇编刊行。相当于宋代的高丽前期的文集现存仅《大觉国师文集》、《西河集》、《东国李相国文集》、《动安居士集》等为数极少的几本，加之《东文选》、《东国诗话集成》，所存高丽与宋代中国关系的史料数量不多，但本书将其汇编刊行，也算补此一阙。
附录之二“韩国高丽史研究著作及中国与高丽关系史论文目录”的内容选择也是力图对已有的同类成就有所补益。目前中文论著已有黄宽重先生编《中韩关系中文论著》（收录清末至1998年中文著述）及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中文文献目录》（收录1912年至1993年中国有关韩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论著），日文论著已有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日文文献目录》（收录1912年至1993年日本有关韩国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论著目录），所以本书主要收录二十世纪至2005年韩国有关高丽史研究著作及中韩关系史研究论文目录。使学者们能藉以上著作及本书的目录对高丽史及高丽与中国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本书写作的愿望是将我所见介绍给需要了解而尚待机缘的学者们，使大家了解有哪些史籍记载了有关高丽历史的哪些方面的史料。本书特别对史籍中有关高丽与中国关系的史料更做比较详细的介绍。可以慰藉的是，本书所介绍的史籍，或纸质文本，或缩微胶片，或扫描文本，皆经本人一一过眼，无一遗漏，其中大部分史籍逐页翻阅。本书的写作实际更是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翻阅一本本高丽历史文献，就像走在高丽的土地上，用高丽的眼睛看了一遍高丽与中国的关系史及中国影响下的高丽历史，最大的收获就是当再谈起中国与高丽关系的时候，心里少了很多大海那边的故事的缥缈感。本人不论是高丽史知识，还是文献学的修养，都十分粗浅，自知这一劳动也同样十分浅陋，但仍希望它是有效的。所论文献还有颇多遗漏，特别对数量丰富的地方志及家谱，因时间原因未加检索和介绍。因而本书还存在着不少欠缺，希望日后能有机会进一步补订，也冀望方家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