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清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诗人。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后，参加昆山、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斗争。入清不仕。治经重考据，注意经世致用，开清代汉学风气。其诗沉郁苍凉，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有《亭林集》。
顾炎武的家庭是江苏有名的四大富户之一，又是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从他的高祖到他父辈，祖孙五代都作过明朝的大官。顾炎武的养母王氏也出生在官宦人家，是一位有学识的妇女。
顾炎武小的时候患过天花，病好以后，左眼略微有点斜视，相貌有点儿怪。可是他学习非常勤奋。三岁的时候，王氏就亲自教他读《小学》（古代儿童教育课本，朱熹、刘子澄编），还给他讲古代英雄的故事。十岁的时候，他开始跟随祖父学孙子、吴子的兵法著作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
后来，他参加了明末有名的文学团体“复社”。从此，他的视野开阔了，开始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明朝大政治家的文集和奏章文册，他都仔细阅读，切中要害的地方就立即摘录下来。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接受了福王的招聘，到南京担任兵部司务。可是，还不到一年。福王政权也灭亡了。顾炎武满怀亡国之恨，回到家乡组织义军抗清。不久，清兵攻占昆山，顾炎武率义军奋战了四个昼夜，因为力量悬殊终于失败了。王氏为国担忧，粒米不进，绝食而死。她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说：“我虽是个妇人，也要以身殉国；你千万不要当异族的臣子，不要忘记先祖的遗训。那样我死也瞑目了。”顾炎武牢记母训，决心抗清到底。他又去和唐王政权联系。这件事让人告发了，顾炎武被清朝政府关进监获。多亏他的好朋友设法把他搭救出来。顾炎武在家里没法呆了。只好背井离乡，开始了长期的旅居生涯。
顾炎武出游，为了考察方便，随身带了很多资料，行动极为不便。他的友人见后，深为感动，就赠送了二马二骡的车子，装驮书卷。一路上，他进行大量的金石考古工作。一年之中，半宿郊野，半宿旅店，行了万里路，读了万卷书。
以游为隐之后，顾炎武专心著述。对于清朝科举应试、清朝开办史局的征聘，甚至邀其南归，他都予以拒绝。因此，他著述甚丰，据说他写的书稿，堆积得有自己身体那么高了。今天可以见到的近50种400多卷。其中《日知录》32卷，他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人说，这是顾炎武治世救民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更加深化，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更加集中，萃平生心力所精心结撰的作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他写此书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在他与友人的书札中，多次说明。
如在致友人的信中，顾炎武明确地谈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另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可见，顾炎武撰写《日知录》，其动机在于“拨乱涤污”、“法古用夏”、“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这也正是他治世救民思想的进一步体现。
在《日知录》中，最为可贵的是他所表现的有价值的民主思想，具体反映在：
首先，对君权的怀疑，顾炎武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大胆地列入了自己的讨论研究范围。在《日知录》卷24《君》条中，他广泛征引历代载籍，以论证“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在古代君为“上下之通称”，不惟天子可称君，就是人臣、诸侯、卿大夫，乃至府主、家主、父、舅等皆可称君。这样的论证，简直近乎在嘲弄封建帝王了。
在论君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反对“独治”，实行“众治”的主张。他认为：人君对于天下，不能搞“独治”，如果搞“独治”，则“刑繁”；搞“众治”则“刑措”。
顾炎武为了进—步论证“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道理，还在《日知录》的《守令》条中写到“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这里的“各治”，也就是“众治”，只有“众治”，天子之权才能受到尊重。相反，“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这是“独治”，搞“独治”的结果是“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
这里，顾炎武虽然没有否定君主制，但他对君权的大胆怀疑，并进而提出“众治”、“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等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民主思想外，在《日知录》中，反映了顾炎武社会政治思想另一个突出内容，即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也就是他在《日知录》中反复阐述的“华裔之防”。
同时，在《日知录》中，对宋明理学、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日知录》中的《夫子之言一性与天道》中，他指出：理学家们，言心言性，“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他认为这整日空谈，“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才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引起了国家民族的危机，造成了明朝的灭亡，危害之大，后果之严重，是极为痛心的．顾炎武从政治上批判了心学的危害之外，还从哲学上指出心学的错误。他否定心的全能，但不否定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所以他在《日知录》的《艮其限》一条中，谈了他对“心”的看法。他说“心者，于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但具体说，有两种情形：一是“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二是“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然而，造化流行，无一息法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怎么能是空虚无用之物呢？
顾炎武否定了心学，提出了“经世致用”、“引古筹今”，学习要为现实服务，人们要从外界的具体事物中去探求真理，而不能“用心于内”，只从自己的头脑中寻求答案。否则，“近世禅学之说耳”。所以，他认为，应该把天道性命等抽象的论述，还原于日常的经验之中，不要清谈妙悟，而要把着眼点放到探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上，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作为爱国志士、杰出的学者、进步思想家的顾炎武，他的道德学问、治学精神、思想方法，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清初学术界，顾炎武即是旧传统的破坏者，也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以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qiè）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为开启清一代的朴实学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世学者，发扬其治学精神，继承他的治学方法，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所以，清人阎若璩（qú）曾盛赞顾炎武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也是罕见难得的学人。从现在看，尽管他的思想不能与现代思想家相等同，但是他注意到了“匹夫之心，天下之心也”；注意到了人心所潜在力量对社会面貌的重大影响；注意到了端正人们精神面貌在变乱世为治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切都给后世以有益的启示。
顾炎武不但是杰出学者，而且也是著名诗人。为有明诗文殿后，清代朴学开山。他诗歌根底深厚，于古人兼学并蓄，尤得力于杜诗。诗的内容大都是眷怀君国，感慨沧桑。诗风沉郁悲壮，慷慨苍凉，绝无敷衍应酬之作。所作众体兼备，七律尤为杜甫以后有数的作者。其诗集有《亭林诗文集》。
仅举一例，可见其大概，诗题《又酬处士次韵》：
愁听关塞遍吹笳，不见中原有战车。三户已亡熊绎国，一成犹启少康家。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待得汉廷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
这首酬答诗，向好友抒发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向，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反映了诗人坚强的民族气节。
顾炎武还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宇宙是物质构成的，强调要从具体的事物中探求真理，反对主观空想。他积极主张改革政治经济。除此以外，顾炎武在音韵学、考据学、训诂学（研究古代词义的学科）、历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著述。
到了顾炎武晚年，年轻的康熙皇帝为了把汉族地主中的学者名流笼络起来，下令让各地荐举著名学者。那时候，顾炎武已经是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了，荐举他的人当然很多，可是都被他拒绝了。
不久之后，大学士熊赐履主修明史，又写信聘请顾炎武。顾炎武派他在北京的学生去对熊赐履说：“刀和绳都在这里，难道你非要逼死我不行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打顾炎武的主意了。
顾炎武四十五岁离家出走，在外面整整漂泊了二十五年。到了晚年，他定居在陕西华阴县，但仍然经常来往于河南、山西、陕西一带讲学。到了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顾炎武旅经山西曲沃时不幸患病，又吐又泻，不久就与世长辞了。那时他已经年逾七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