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逸待劳的汉军给了吴楚联军沉重有利的打击。兵疲粮尽的吴楚联军只得引军撤退。这时周亚夫即派精锐部队追击，吴楚联军被攻破。楚王刘戊被迫自杀，吴王刘濞丢弃了大部分军队，只带几千亲兵将士逃到了丹徒，企图依托东越做最后的挣扎。周亚夫乘势追杀，俘虏了吴国将士，并悬赏黄金千斤捉拿吴王。一个多月后，东越王在汉军的威胁和利诱下，杀了吴王刘濞。周亚夫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将七国之乱的主力—吴楚联军的叛乱平息。很快，其他数国也一一被击败，七国之乱彻底平定。
周亚夫能根据敌我双方兵势的情况，充分利用地形、兵势之利，灵活处理进攻和防守的关系，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手段，完成了通常用战略进攻才能完成的任务，的确不愧为“通于九变之地利”的军事统帅。
朱元璋巧施诈降计
陈友谅占据江州，朱元璋一直被他视为心腹之患，遂率所有兵力顺流而下，攻打朱元璋，元顺帝至正二十年攻占采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东岸）和太平（今安徽当涂），自立为帝，国号为汉。紧接着，陈友谅又率领“江海鳌”、“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等巨舰，进逼应天（今江苏南京）。
大兵临前，朱元璋的部下将士难免有些紧张。因为陈友谅的水军数量是朱元璋的十倍，又善于水上作战。有些人竟主张撤退或投降。朱元璋听取了刘基的建议，决定诱敌深入，打伏击战。
朱元璋召来康茂才，让他给陈友谅写一封诈降信。原来这康茂才是元朝降将，本是陈友谅的老友，朱玩璋认为他是诈降的合适人选。
康茂才欣然答应，他说：“陈友谅不讲信义，把我的同乡好友徐寿辉杀害，我正要报此大仇……”于是修书一封，信上说：
“建议兵分三路进攻应天，茂才所部把守应天城外江东桥，愿为内应，打开城门，直捣帅府，活捉朱元璋……”康茂才派一名陈友谅熟识的老仆去送信，临行之际，康茂才以防露出破绽再三叮嘱。
陈友谅读了康茂才的信，心中不免高兴起来，他想，自己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谅他康茂才也不敢诈降。但他还是反复盘问老仆人，老仆应对如流，因为老仆言辞恳切，使陈友谅深信不疑。
他当即对老仆人说：“我马上分兵三路取应天，到时以‘老康’
为暗号，但不知茂才所守之桥是木桥还是石桥。”“是木桥”。老仆答道。
送走老仆人的第二天，陈友谅水陆并进。数百艘战船在他亲率之下顺江而下，前哨到大胜港时，遭朱元璋手下将领阻击，无法登岸，又见新河航道狭窄，于是下令直奔江东桥，以便和康茂才里应外合。
船到江东桥，陈友谅见是一座石桥，心中起疑。原来，朱元璋为了防备康茂才的假投降变成真投降，已于当天夜里把木桥改造成石桥了。陈友谅急命部下高喊“老康”，喊了多时，竟无人答应，方知中计，急令陈友仁率水军冲向龙湾。几百艘战船聚集于龙湾水面，陈友谅下令一万精兵登陆修筑工事，企图水陆并进，强攻应天城。
此时，只见卢龙山顶上黄旗舞动，战鼓齐鸣，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分从左右杀来，修筑工事的一万精兵顿时被冲得大乱。尽管陈友谅大声呼喝，仍然制止不住，败军逃到江边，蜂拥登船。陈友谅急令开船，哪料正当退潮之际，近百条战船全部搁浅，徐达与常遇春乘势上船追杀，陈友谅溃不成军，只好跳进小船逃跑了。
朱元璋巧施诈降之计，诱敌深入，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从此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争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柏举之战
吴国是春秋晚期兴起于南方地区的一个国家，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南方地区的强国楚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长期付诸武力，兵戎相见。从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来之战”起，两国之间在短短的60余年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总的趋势是，吴国逐渐由弱变强，开始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它终于导致了吴楚两国决定战争胜负的“柏举之战”。
吴王阖闾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经武，“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并大胆起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外来杰出军政人才，积极从事争霸大业。这时，西方的强楚，就成了吴国胜利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在过去积小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打垮或削弱楚国，阖闾才能实现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梦想。吴楚战略决战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吉人自有天助”，楚国当时的现状，为阖闾梦想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
进入春秋以来，楚同晋国长期征战，争霸中原，搞得民疲财竭，国力衰竭。同时楚国内部政治黑暗，军事无能，民众怨愤，君臣离心，也给敌国创造了可乘之机。所以说，当时的楚国虽然貌似庞然大物，余威尚存，可其实早已是外强中干，是经不得风雨飘摇的，吴楚柏举之战前夕，楚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了。
当然，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楚对吴还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当公元前512年阖闾第一次提出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时，睿智的孙武即以“民劳，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劝阻。不过吴国君臣并未消极地守株待兔，他们的厉害，就在于他们从不消极等待敌方出现破绽，而是积极运用谋略，主动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年秋天，楚国大军围攻蔡国，蔡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另外，唐国国君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唐、蔡两国虽是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遂可以实施其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同年冬天，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和谋臣武将伍子胥、伯嚭、孙武等，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战略奇袭，吴军溯淮水浩荡西进。以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在蔡、唐军配合导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在今河南信阳南），挺进到汉水东岸。取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效果。这堪称实践孙武“以迂为直”原则的杰出典范。
楚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戍、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率军赶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两军隔着汉水互相对峙。楚军中左司马沈尹戍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他针对吴军作战的特点，向统帅囊瓦提出如下建议：由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
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尔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议，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却又听从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战计划，采取冒进速战的方针，不待沈尹戍军完成迂回包抄行动，即擅自单独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
吴军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遂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囊瓦果然中计，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间，连续与吴军交战，但结果总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气低落、军队疲惫。
孙武见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的困境，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十一月十九日，吴军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县北，一说湖北麻城）列阵迎战楚军。阖闾弟夫概听从了孙武的分析，认为囊瓦素来不得人心，楚军无死战之志。因此主张吴军立即主动发起攻击。并指出，只要吴军一进攻，楚军就必然溃逃，届时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能大获全胜。但阖闾出于谨慎而否决了夫概的意见。夫概不愿放弃这一胜敌的良机，便率领自己的五千部属奋勇进攻囊瓦的军队。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见夫概部突击成功，乃乘机以主力投入交战，扩张战果，大胜楚军。囊瓦失魂落魄，弃军逃奔郑国，史皇战死沙场。
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吴军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有力地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军的取胜，首先是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军备的结果。其次也是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援和唐、蔡两国的协助的产物。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其作战指导上的高明。一是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使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备；二是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袭击，使楚军在十分被动情况下仓猝应战；三是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四是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以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任何机会，最终顺利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楚军的失败，在于其政治腐败、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四面树敌、自陷孤立。从军事上看，则在于其疏于戒备，遭致奇袭；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