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头妈笨手笨脚地给妹妹敷着棉花，一团团带血的棉花在妹妹那皱巴巴的蔫苹果似的小屁股上掉下来，像一朵朵刚刚开放就凋谢了的红色花朵。而妹妹的脸色却很平静，好像那个流血的屁股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她怔怔地望着地上的血棉花蔓延开来，自言自语地说：我流血了。母亲悲愤交加地哭起来，她说都死了才好，死了干净，接着她就骂起了耘耘的父亲：那个没良心的东西啊，甩下我们母女几个孤零零地在这个鬼地方，成天跑到下面去下什么连队下什么连队，这个家败了塌了他一点也不管，碰上这么不争气的孽障，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母亲的悲愤和绝望也感染了耘耘，她的鼻子一酸，大滴大滴眼泪流下来。
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她低声喝道：“不许哭！”耘耘的哭声立即小了下去，最可怜的是妹妹，拼命哽着脖子才把哭声咽下去，一家人一动不动地望着那扇门。她们听见隔壁阿米在门外大声问：
出什么事啦？我们孩子听见你们耘耘在哭。
哦，母亲说，那……是孩子在做噩梦。
孩子说也听见你在哭呢。
哦……那……那是你们听岔了。我没有哭。我好好地，哭它做什么？母亲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仿佛阿米就站在面前似的。突然她的笑容僵住了，她看到鱼头妈敏捷地将那个破本子捡起来，放进自己兜里。
耘耘妈，你没事吧？阿米又说，有事说一声。
我没事，母亲说，谢谢你，我就不给你开门啦。
脚步声终于远了，隔壁的门砰地一响，又安静了。耘耘望了一眼母亲，她看到母亲竟像是爬上了好高的山峰一般，满脸是汗。
当耘耘和母亲背着穿好衣服的妹妹走出外面时，夜色正浓。丝丝凉风正吹过来，远处隐隐传来狗的吠叫声。在平房尽头，她们和鱼头妈分手了。望着那女人胖胖的身子向远处走去，母亲嗫嗫地叫道：鱼头妈。
就是……母亲欲言又止，最后她说：我们全家……就靠你了。
看你说的什么话！鱼头妈狠拍了一下母亲的肩头，你是怕我把小丫头的事情说出去吧？你放心，我哪会说出去。走了两步鱼头妈又转过身来，她贴着母亲的耳边小声说：待会儿医生问起来，你可不敢说是你把孩子的屁股捅了窟窿啊！
怎么啦，我是她妈！母亲恨恨地说。
鱼头妈摇摇头，她冷笑了一声说：是她妈你就该打了？你忘了人家怎么对待六六他妈了？
母亲的脸顿时变得煞白。有一年，人们将六六的母亲绑起来游街，就是因为六六母亲打了六六。人们说六六母亲是地主婆，而六六是革命军人的后代，因此她打六六就是搞“阶级报复”。而耘耘的母亲，也是地主出身。
2
有关黄羊堡的札记——
我们去黄羊堡的时候，抱定了主意要在那儿过上一辈子的。我父亲是军人，但也准备在那里种一辈子地了。他们是去“军垦”的。军垦这个词，古已有之，古时候的边将们带领战士们在边塞驻防，就是一边种粮，一边打仗的。打仗的次数毕竟少，多数时间他们是在种粮。这些人，带着弓箭长枪来到边疆，到头来如果不是血洒疆场，便作为满头白发、双手老茧的农人回到了内地。这也叫“戍边”。和古人们不同，我的父辈们的戍边是遥遥无期的。他们是携妻带子举家迁到那儿的。可是，没想到，我们在那里只呆了五年。五年。那个小小的土坯房子，我们在外面围上了砖头院墙，在屋后开出了土地种菜，挖好了菜窖和兔子窝，就这样放弃了。说走就走了。
我翻看了那时候写的日记。日记写道，在临动身的前三天，母亲决定杀掉所有的鸡。那些鸡共有十只，是我和哥哥用十五只鸡蛋孵出来的，都已经养大了，其中七只正在下蛋。杀的那天，满地鸡毛，一片血腥。
整整五年经营的一切，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和这些来到兵团的军人们，大多数都是“站错队”的，在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暴中，多少都经历了打击，感到了某种失意和疲惫。他们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城市来到戈壁滩中这个偏僻的小镇，既像是寻找一方世外桃源，也像是寻找一个僻静处，来舔自己的伤口。
兵团的军人中“保皇派”很多。他们是保皇派，因为他们“站错了队”。什么是“站错了队”，既然错了，能不能再站回去？似乎这是个严重的事件，不是这么简单。错了，便无法挽回且不可饶恕。于是警卫营的战士们每次路过这些平房时都要威风凛凛地唱道：
“凡是错误的东西，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就要打倒，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永世不得翻身的军人们在外观上也显得萎靡。他们没有以往军人们的那种威风和挺拔。他们不系风纪扣，歪戴着帽子，种地担肥、养鸡养鸭使他们的脊背弯曲了。更有甚者，有人还是歪脖跛脚，在我看来根本不符合当兵的起码条件。这些失意的人们也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很多年后我在一份报告中看到，兵团的设置只是造成了那些原属各地方农场的农建部队的混乱，生产水平大大地下降了。于是，撤消兵团的决定做出了。
五年的一切，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3
那个古堡，成了他们传递书籍的秘密地点。厚厚的土墙有一道缝，大小刚好够一只手侧伸进去，里面有一个凹洞，是他们的秘密信箱。他们的通信没有抬头和落款，没有姓名和时间，只有纯粹的暗语：“s（上）已完。请换（下）。”“星期二下午取。”“Ｘ很好。还有他写的吗？”“你看得是否太快？”有一次，耘耘看到了这样的条子：“你的字很好看。”还有一次，她发出去的要求换书的请求没有回音，她在纸条上写了一个“？”，过了两天她收到了回答，那是同一个条子，只是变成了：“？？？”原来，她的第一张纸条没有被收到（后来发现是被鸟叼到了地上）。
每隔几天耘耘就到古堡去。偶尔，她能看到几个孩子在玩耍，萧也坐在那里。她经过了他但没有说话，她在另一个角落坐下来，装作看书或做作业。有人的时候他们决不说话，只有没人的时候他们才走到一起，耘耘把看过的书给他，他把带来的另一本书给她。他们配合默契，诡秘而熟练，像两个老练的地下党。后来耘耘回忆起这不寻常的一幕，不禁为萧的举止感到不可思议（在一个军队大院里，他们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差距：年龄，身份，地位……），她还记得第一次提到设立“秘密信箱”时他的表情，他注视着她的眼神既吃惊又兴味盎然，好像第一次发现了她，发现她原来是这样一位女孩子；但是最后，他点头了，他同意了，他笑了起来，他的笑容使耘耘发现他原来是一位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顽皮的男孩子……而萧到底有多大呢？这是耘耘始终没有搞明白的问题；他无疑是个“大人”，但在大人们中间他是那么郁郁寡欢，只有和耘耘这样的孩子在一起时脸上才有笑容，也许，他其实比她大不了多少，他还是个孩子，一个穿着军装远离父母（他的父母在万里之外的北京）的大孩子。
太阳在古堡上空慢慢移动，土墙浓重的阴影缩短又拉长，洞穴和断垣渐渐呈现出一片火红……他们隔着不远坐着，他们在各自读着自己的书，太阳和微风把他们的肩膀照料得时而温暖时而冰凉，几个玩耍的孩子们跑来跑去……偶尔，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萧微笑了，那隐约浮现在唇间的微笑，使耘耘的心中一阵温暖。
她阅读的速度之快让他吃惊，但他从不和她谈论那些书籍，这似乎是他为自己订立的一个规则，这规则划定了他们之间的某种界限。很多年之后耘耘才明白这其中的用心良苦：他似乎有意要留给她空间和时间，就像一位谨慎的养蚕人，他只是远远地提供给她需要的桑叶，任由她自己去咀嚼，消化，一天天蜕变，成熟。
这天放学后耘耘没有去古堡，她走入了一片荒野。正是黄昏，太阳正在西边黄灿灿地亮着，收获之后的土地很开阔也很荒凉。她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走那么远。她只记得离开大路在戈壁滩中走了好久，接着便看到了一棵柳树。那孤零零的树在黄昏中寂寞的立着，如同一个确凿的标志。在这个柳树下面，有一个洞，确切地说不是洞，而是雨水在土地上冲出的地下豁口。就在这豁口里面，她看到了一个脸盆，脸盆里有一条卷成一团的毛巾。
她趴在洞口朝下看着。那脸盆很普通，那毛巾也很普通。脸盆沿上有淡淡的绿色，有点儿像她常见的军用脸盆的颜色，边上有个被碰掉磁片的缺口，像一只黑黑的眼睛向她望着；而那个毛巾，卷着的样子有些蹊跷，里面像是裹着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她想看，但是看不到，因为那样她就得下到洞里去，而她是不敢下去的。她不知这洞到底有多大，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想象力使她的牙齿格格打起战来。是什么人在这里放下了脸盆和毛巾？为什么要将毛巾和脸盆放在荒野中？那毛巾里面又藏着什么？
她忘了自己是怎么离开那个洞口的了。然而，从那以后，她就用一双警觉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周围。她已经拥有了一个秘密，而一个秘密可以生出许多秘密。这些秘密改变了她眼中的世界，她看到的一切都充满暧昧，充满危险，充满言不由衷的暗示。比如说，那个站在窗口打饭的军人对着什么人做了一个古怪的手势？那两个吃饭的男女，他们是认识的，她曾经看到他们很亲密地在兵团外面野地里手拉手地散步（想象一下顿河岸边那些被压得汁液横流的向日葵吧），而此刻，他们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还有那个面色阴沉的军人，他的目光为什么总在窗外徘徊？之后那个头发泛黄的女广播员进来了，她的相貌平平，脸上有雀斑，但她拥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城市人的气度，正是这一点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朝窗口走去时她的长辫子很妩媚地拍打着腰肢；她笑的时候一颗微黑的蛀牙露了出来，但这并不影响她笑容的灿烂；现在她走到窗口了，她手里拿着一只汤盆和一把汤勺；突然她的笑容凝固了，一个阴影照到她的脸上，这是那个面目阴沉的军人，他高大的身体挡住了窗口的阳光，他英俊的面孔铁青得怕人，他的动作如同闪电，人们几乎来不及反应，只听见闷闷的一响，女广播员的半张脸就被印上了五个紫红的手指印。
寂静。人们期待着的咆哮或哭泣都没有出现。手指印在女广播员的脸上慢慢改变着颜色。军人转身，走出饭厅。
女广播员也没有说话，她似乎在梦游。她所能做的只是用一只手去捂住那正在变幻出五颜六色的脸，而另一只手，仍然端着汤盆，那里面盛着刚刚打来的汤面条，两片被煮得变了色的菠菜叶子正在缓缓漂浮。
心事
1
有一类人的思维永远不可理喻，在耘耘看来，妹妹就是一个。在妹妹的思路里没有因果这一说，也就是，所谓结果（后果）是不存在的。偶尔她也会在一个原因背后看到某种后果，但那总是有点儿不对头，不合常理，也就是说，如果原因和结果之间有许多条路，那么妹妹看到的，准是那最偏僻的一条。比如，如果她不小心把鼻涕涂在了衣服上——这是她常犯的错误之一，她能想到接连而来的斥责和惩罚（结果），她也想到要逃避这惩罚，但她逃避惩罚的方法很奇特：她不是悄悄洗掉那痕迹，而是拿起一把剪刀，剪去那痕迹。还有，如果她不喜欢吃某样东西，她会想办法把它扔掉，但她扔掉的地方不是下水道也不是垃圾箱，而是床褥，她自己睡觉的床褥下面。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为自己修改分数的方法。有一次她考了58分，她不是将那“5”改为“8”或者“6”（这都是很好办到的），而是简单化地在后面加上了一个“0”。一张“580”天文分数的试卷，衣服上一块被剪开的方方正正的大洞，以及褥子下面一堆发霉发臭的饼子或者鸡蛋——这些确凿的事物的荒谬性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对妹妹来说是不存在的，因而不在她的考虑之列。那么成日恍兮惚兮的妹妹想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她认真地对耘耘说，如果我有了钱，我就买整整一房子扑克——当时她正热衷于打扑克；后来，她又说要一房子沙枣，一房子羊拐骨，一房子猴皮筋等，依当时的爱好而定，“一房子”无疑是她所能想到的最大量词，而这些爱好在耘耘看来都荒谬之极，尤其是一房子扑克，难道她能打破一房子扑克不成？
又譬如，这次流血事件在耘耘看来完全是个不幸的悲剧，但妹妹的表现让她觉得自己的同情完全是对牛弹琴。得知有整整两个星期不用上学，妹妹简直是欢天喜地了。屁股上的伤已经好了，但她还赖在床上不下地，每当耘耘为她倒尿盆时她就神秘兮兮说：我给你留了两个油煎荷包蛋在尿盆里，可惜，散黄啦，说完便哈哈笑起来。一见耘耘忍无可忍地抬起巴掌，她就尖叫一声捂住了脑袋，而母亲就会对耘耘循循善诱：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妹妹。母亲杀了一只老母鸡，加上红枣炖了浓浓的一砂锅，每顿都拿出一碗来给小女儿热着吃，有时也给耘耘挑出一点儿，自己却只吃玉米饼子和稀饭。“这是给你妹妹补身子的，”她告诉耘耘，“你不要和妹妹抢。”妹妹为此很得意，她将自己那碗香气四溢的鸡汤推到耘耘面前，用筷子叮叮当当地敲着，唱道：我有鸡汤你没有，气死你。
后来下了地，她便总是去鱼头家玩。有一天在外面闲逛了好久才回来，歪着脑袋站在门口，打量着坐在小板凳上剁鸡菜的母亲。母亲干什么总是十分卖力，在她的训练有素的菜刀下那些七零八碎的青菜汁液横流。母亲说：把鸡食盆给我拿来。她一动不动。待母亲叫了第三遍才慢吞吞地走到一边，用脚尖把铁盆一点一点推过来。母亲抬头责难地望着她：你怎么啦？没长手吗？妹妹不说话，小脸板板地，身子一扭走开了。后来，耘耘发现她躲在帘子后面，用古怪的眼神窥视着母亲。
你在这里干什么？耘耘问。
这小女孩十分诡异地一笑。你知道她为什么要把我的屁股打出血吗？她问耘耘。
她没有说“妈妈”这个常用的称呼，而是“她”。耘耘反问：你说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地主婆。她说。
耘耘觉得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觉得应该发生什么事情。尽管妹妹屁股上的伤口刚刚痊愈，但她对她的同情已经打了大大的折扣。她觉得妹妹像个小叛徒。一个可悲可怜又可恨的小叛徒，一个没心没肺的小叛徒。她甚至希望妹妹得到惩治。她希望某一天，当她放学回家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一幕：母亲正坐在椅子上疲倦地喘息着，一顿暴打刚刚落幕（耘耘希望有这么一顿暴打，但不希望亲眼看到），而妹妹，像往常那样正在抽泣，两条黄黄的鼻涕从鼻洞流了下来。母亲厌恶地扔过手绢：擦擦你的脑浆！她可怜巴巴地擦擦鼻涕。去把脸洗了！她乖乖地洗了脸。最后，母亲把她叫到跟前。
以后还叫不叫我地主婆了？
不叫了。
记住，我是你妈，不是地主婆，母亲义正词严。今后你要是再叫我地主婆，我就把你扔到门外，不让你回家睡觉。听见没有？接着她问：谁给你说我是地主婆的？
妹妹说出了一个名字。
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她的表情显得很平静。她对耘耘说：你带她去换件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