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中漾起一阵暖意。这正是我常在心里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却被眼前这个小女孩说出来了。我打量着站在身边的这个女孩子，她正昂着一头鬈发，睁着亮亮的黑眼睛望着那远去的马车。这是个很独特的女孩子。然而直到此刻我才感到，这个小女孩和自己之间似乎存在着什么。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个小女孩子，她和我非亲非故，却在那里恳求我：你不要和他们那些人混在一起。你，你和他们不一样。她那颗小心想的什么呢？我微笑了。
她发现了我在笑，她问你笑什么呢？
我说幸亏我没有借你书看。不然，你该骂我流氓了。
这似乎是含蓄地对她那番攻击的一个巧妙的报复（瞧瞧孩子你干了什么，这下子那些书泡汤啦），但也真能引出一个很好的话题，我知道那让她魂牵梦绕耿耿于怀的事情是什么。
果然，一说“书”这个字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几乎是叫了起来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她说真的，你说借我书怎么就不借我了呢？她的脸涨红了，语气中透出不能掩饰的焦急，她说你不知道我一直在等着那些书啊！
我说我不能教你学坏。
她红着脸不说话了。她一定是意识到了什么。这是个十分敏感聪明的女孩子。可她能意识到什么呢？她比我小八岁，她肯定连一本“黄书”也没看过。可是她却知道脸红了。她的小脑瓜里一定在忐忑不安地琢磨着“坏”这个字的含义。“坏”这个字对她意味着什么？一个可怕的陷阱。一片充满诱惑的花园。一只光怪陆离的水晶球。我觉得自己像个老奸巨猾的巫师正居高临下地坐在宝座上。向前走一步吧，孩子，过来看一看。看看这个水晶球里面有什么。“引诱”这两个字猛然跳了出来，我的心又发痒又发涨。
我又说：有些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等你大了就知道了。
这句话划出了某种界限。这个“大”就是界限。她还没有长大而我已经“长大”了。可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境有了变化，那种恶作剧的快意消失了，一种淡淡的悲哀涌了上来。我没有感到这种“长大”的优越，相反，这个“长大”的界限，又把我划入了孤独。
等她长大。她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我听她讲自己当积极分子的经历，讲她扫厕所，讲她对小书包的内疚。在这个远离北京、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的地方，我就这样听着一个女孩子向我滔滔不绝地讲述她自己。她的快乐她的烦恼和她的内疚都那样纯真那样孩子气，让人又感动又好笑。每笑一次我就想：我猜她就是这样的。她果真是这样的。她就该是这样的……
当我们踏着积雪走回去的时候，黄羊堡冬天的落日正挂在压满白雪的树枝上，橘红而沉重，像一只红气球。这女孩子昂着满头小鬈发和我一起走出树林。她的小脸荡漾着信任的微笑。她哪里知道，在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正闪烁出小火星。她不知道，她在这个冬天的下午的骂声，那孩子气的瞪着乌黑大眼睛的骂声，如同火柴头的一擦，把我那平淡枯燥的生活点亮了。
顿河岸边的向日葵
1
来到黄羊堡，最让我喜欢的事情便是在田野里劳动。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竟然如此喜欢田野劳动，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那座青灰色的办公楼和整个兵团大院让我感到压抑，只有走在野地里面对一片辽阔的荒野，我才感到身心的放松。土地无知而宽厚，它们不对我讲政治，讲大批判，讲斗争，它只是默默无言地承受、奉献。还有那些盐碱地里艰难生长的植物，它们的忍耐和坚强让我感动。在地里劳动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在帮助它们照料它们。感谢上帝我并不瘦弱，强壮的体魄使我能在这个世界上独自承受下去。承受。我在兵团这样一个心灵上的不毛之地里有着和这些植物同样的处境：承受。我是多么厌恶兵团大院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尔虞我诈啊。这些农村兵的势利和精明、阿谀奉承以及逆来顺受都让我大开眼界。我想起了《悲惨世界》中那个让人又可怜又可恨的骗子，他总是摆出一副可怜样，他总是说：我很卑贱。难道出身卑微就必然心灵卑微吗？为了改变处境就非得不择手段吗？我想起了母亲的话，母亲说太恶劣的环境会使人心灵扭曲。母亲还说你看没看过蚂蚁的世界，越低等的动物，作为个体是没有意志没有地位的。母亲一辈子关注心灵，没有人比她更痛切地感觉到被压抑的痛苦了。到了后来她终于忍耐不住了，走了。我的母亲啊。今天我也逃离了父亲，我逃离了那个让我伤心的家庭，可在这满目荒凉的不毛之地，我换来的也只是承受。母亲，你若知道，会怎么想呢？
今天在楼道里，我碰见我们的副主任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说是走，不如说是拖，是扶着墙一点一点蹭出来拖出来，他的一条腿已经跛了，只剩下一条腿在勉强打颤，在费尽全力地拖着另一条血迹斑斑的腿。他扶着墙弯着腰，一开始我没有认出他来，他那肿胀的脸和乌青的眼皮让他换了一个人，当我们离得很近时我才看出来是他，我吃了一惊，这就是那个胖乎乎的成天卖弄地给我们背诵古诗的副主任啊。我不知他何以变成这个样子，我想起了曾经听到的那种桌椅翻倒的古怪的声响，那种拳打脚踢和呻吟惨叫，当时我准备出去看看，刘章挡住了我，他说这种事情你最好不要管。现在看到主任我明白了，那么这些惨叫声呻吟声是他发出来的了……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刘章说是因为一封信，有人给兵团领导写了一封揭发信，就因为这封信这位胖胖的主任有可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那两个保卫干事走了过来。如果说主任是被打的，那么他们就是打人的人了。母亲，您知道杀气腾腾是什么意思？母亲，您若是见过这两个保卫干事您就明白了。杀气，这是一种可怕的发青发灰发黑的气体，当它占据一个人的脸时这个人脸色便发暗了，脸上的纹路变得横行无阻，表情呆滞，眼皮沉沉地耷拉下来，耷拉下来的眼皮下面发出一种暗淡凶残而血腥的光，那不是人的光，那是野兽的光，是嗜血的渴望杀戮的光。我在打砸抢的人群中看到过这种光，在北京街头那些横冲直闯的摩托队脸上看到过这种光，我知道有这种光的人能够毫不犹豫地下手打死一个小女孩，一个孕妇，任何一个胆敢挡住他的道的人……我站住了，我看到副主任向我挪过来，那两个保卫干事在他身后也向我走近，他们身材高大手上还拿着一卷报纸，我一眼便看出来这长长的卷成长条的报纸里藏着什么，那是一根木棍，用来打人的木棍，我这个目睹武斗的人当然知道这些，可是在这个兵团大院里，在办公大楼里，这两个保卫干事也拿着木棍，用报纸伪装起来的木棍。……突然副主任摔倒了，在我很近的地方，我犹豫了一下准备上去扶起他，但一个保卫干事挡住了我，他飞脚就向副主任踢去，他说你给我爬起来！我一下子冲了上去，我一把抓住了那个保卫干事举起“报纸”的手，我说你不许打人！这时楼道里的门都开了，不少人探头出来又缩了回去，还有人干脆远远站在那里看着，但就是没人出来，我和保卫干事几乎扭打起来，最后还是刘章跑过来拉开了我们……
刘章把我推回房间关上门，忿忿地说我不是说过让你不要管了吗！我说为什么不管，在军队大院的办公室里打人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刘章冷笑说在军队大院的办公室里打人不像话？杀人的还有呢！这话让我心里一阵发寒，我想到了那个副主任，他是那么喜爱和欣赏刘章，可以说刘章就是他亲自调来的，可就是在对他的批斗会中，刘章表现得最积极最踊跃……这一次“楼道事件”后处长找我谈话，他一句不提楼道里的事，而是含蓄地告诫我：萧干事啊，要安心本职工作啊……刘章告诉我人们在纷纷议论我，议论的不是我的见义勇为而是我和副主任有什么关系，或是我有什么后台有什么靠山，不然我怎么能公然和保卫科的人作对呢！有人甚至提醒那个负责审讯的保卫干事，先搞清楚萧干事的后台再行动！
很多人都觉得我有“来头”。他们哪里想到，我对那个“上层”，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我没有父亲的斗志。在这虎狼遍地之处我感到无比孤独。我的理想是有一方净土。但是，这净土是多么遥远……
2
那个女孩儿的家，就在一排普通干部住的土坯平房里，窗后有鸡窝，门口有菜窖，小院子和房间打扫得很干净，看得出不宽裕却温暖而朴实，和我小时候的将军楼是多么不同。有好多次我傍晚路过那排平房，能看到温暖的灯光透过擦得亮亮的玻璃和窗帘透出来，那窗帘是白色底子印着梅花图案，一枝枝小梅花斑斑点点的投下来投到窗台上晾着的布鞋上，洗得很干净的女孩子穿的布鞋，手工缝制，像两只模样小巧的小船，安详又静谧地停在港湾里……我真想走进这样的家庭里。我真想走进这温暖的房间，和她们聊聊天，帮她们做点什么。这个女孩的父亲，常年被派到下面的连队中，逢年过节才回一次兵团，这个家庭是母女组成的家庭。仅有母女组成的家庭也许有些凄凉但仍让我羡慕。要知道我已经有四年没回北京了。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奢侈而遥远的概念。我真希望有一个家，一个这样的家。我真希望我的童年也能这样：没有电话没有警卫员，没有秘书也没有司机，一家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围坐在一张不大的餐桌上，桌后不远就是炉子，上面放着小锅，小锅突突地冒着饭菜的香气……
有一次，我在菜地里给家属们分蔬菜，看到了那个女孩子。她站在一群家属和孩子们后面，提着一只装菜的柳条篮子。她一定是个守规矩的孩子，前面的几个淘气男孩子闹成了一团，有几个女孩已经乘机钻到了队伍前面，而她还在后面站着。她的小脸透出了焦急，她似乎也感到了朝前钻的诱惑，但她还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动。我看着手里的那些蔬菜，心里盘算着，像她这个样子站下去，没准儿分不上什么好菜了。心里一急，我远远看着她向她招了招手：
你，过来！
她看到我喊她，吃了一惊，但还是走过来。那些打闹的孩子都静下来，望着她。当她穿过那些乱哄哄的孩子走过来时有些迷惑地望着我，似乎察觉到了我要干什么。我将一份青菜很快放到她的筐子里，假装若无其事地大声说：
以后谁老老实实排队才能先拿菜！
她咬住了嘴唇，看了我一眼，脸一下红了。我的心竟然也跳起来。
她为什么脸红呢？
我一直在考虑，该不该给她借书。我陷入了矛盾之中。我不是怕她会说出去——绝对不会，在经历了雪地上那场谈话之后，我已经可以这样肯定了，我之所以不敢下这个决心，与其是怕她，不如说是怕我自己。
是的，是怕我自己。
自从那次谈话后，这个女孩子，就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了。我时常想起她，想起她那歪着头认真听我说话的神态，想她那亮晶晶的乌黑的大眼睛，想她哭哭啼啼地用手把脸抹得花一道黑一道，想她被我恶作剧的问题问得红了脸将头扭到一边，一缕乌黑的鬈发滑了下来，想她恳求我，甚至想她瞪着眼对我的那一骂：
因为你不正经，你不是好人，你是流氓！
小姑娘，千万不要用自己还不懂的骂人话去招惹一个男人，更不要对一个比你大八岁的男人倾诉自己。
在很多个夜晚，我想着她，想着她对我的钟情（也许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对阿米的嫉妒（她肯定不会承认），她对我那孩子气的天真的信任，心里就涌上一阵感动：她喜欢我。这个有着玉石的声音和明亮的大眼睛，让我牵肠挂肚的女孩子，她喜欢我。在我离家出走六年之后，在这个距北京几千里的大戈壁里，有一颗小小的心，给我留下了位置。我的心暖洋洋的，但同时，又一阵阵自嘲和悲哀。我想起在兵团大会上人们使用的字眼：“家属娃娃们。”对了，她就是这样的“娃娃”。这个西北式的土里土气的词就这样划定了她在兵团大院里的地位：一个娃娃。“娃娃”。这词汇没有性别，让人联想到小泥人小木偶，甚至连“女孩儿”还够不上。“女孩儿”还是某种已经定型了的东西，可她，在兵团大院里只是个“娃娃”。我，竟然就这么可笑地为这样一个“娃娃”思前想后，我是不是有毛病了？
她比我小整整八岁。八岁，这是我在那天，在教室里，以一个大人的身份，一个“解放军叔叔”（换一个场景她一定会这样叫我）辅导员的身份了解到的。
童耘耘，你原来在哪里上学？
童耘耘，你家原来在哪个城市？
童耘耘，你今年几岁了？
……
八岁的距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已经上了学，她还在襁褓里；意味着我已经满心苍凉的当了兵，可她还是个小学生。要是再过几年，这距离就不会这么显眼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一起并不让人吃惊，可是现在，我们恰好就在这么一个坎儿上——一道分隔少年和青年的门槛，正耸立在我和她之间。她还是个孩子。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根本不知道我在这里胡思乱想。她怎么能知道这一切呢？当她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肯定不会再理我了。她的大眼睛是多么纯洁无邪，纯洁的有些凛然——想想她愤怒的骂声吧。我怎么能用这些肮脏的想法来玷污她呢。而且她本来就没做什么——难道向一个自己尊敬和器重的人表示出自己的担忧和不满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不对，再正常不过了。可问题是，她恰好碰见的是我。这个人的内心就像一片龟裂的土地，任何一滴水，都会让那久渴的种子破土而出。正像冬子所说，外界的任何微小刺激都会在这颗心里放大。现在，我就感到了这种刺激。我感到了一种危险。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和众人的距离，能让我安全的距离，我没有想到，这距离被她用一只天真无邪的小手，打破了。她就像童话里那个茫然无知的小美女，糊里糊涂地闯进了我这个孤僻的老怪物的花园里。她用自己摄人心魄的大眼睛扰乱了我，用自己的泪水濡湿了我，甚至用自己的骂声惊醒了我，然后，就这么不负责任地走了。
她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闯了进来呢？
有一天晚上，兵团大院里放映《卖花姑娘》。她正在我前面坐着。她的小肩膀抽搐着。她在哭。场地上哭的人很多，但我还是把她的声音立即区分出来了。啊，她是一个爱哭的女孩。就这样，银幕上响着那个捧着金达莱花的女孩子的哭声，我的耳边却传来的是她的哭声。有时候，这两个身影混淆在一起，我都分不清了。散场的时候，她转过身，看到了我。她一定是发现了我盯着她的目光，有些不高兴了。她是为自己红肿的眼皮和红红的鼻头恼羞成怒。她用椅子腿狠狠地撞了我。这个会咬人的小猫啊。稍不留神，她就会挠你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