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发行甚至超过一同出版的哈特兄弟的著作。后来我跟他们熟知后，还拿此跟他们开过玩笑，因为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出于某些纯粹现实的原因，这本书中夹杂着我在彼得堡写的一些散记。在篇幅不足的情况下，又挪用了一部写得很拙劣的诗体小说中的内容，我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内容改成了散文体。
这本书走红，可能有幸运的成分。当时，德国文学界是男人的天下，我的写作风格和写作的主题，可能带来了某种新的变化。
尼采也禁不住对它进行了评价：“这部小说具有女孩的天真，温柔而自负。在叙述上却像出自一位老男人之手，因而显得有些怪味。但小说本身具有它的严肃性和高度。如果说吸引这姑娘的不一定是永恒女性的东西，那也许就是永恒男性的东西。”
尼采在与我分手之后，偶尔还会提及我。尽管他有时脾气很坏，很不理性，但总体上还是一个念旧的人。包括对我，对保尔，对瓦格纳，都是如此。
我们在柏林的圈子里，包括各类学科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还有哲学家。这个圈子原来是以哈勒尔为中心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黑森林”默默地艰辛地劳作，然后胳膊下夹着一部手稿来到我们面前，做了一些极为私人性的演说，让我们分享他那些形而上学的收获与哀伤。在他的著作《一切的一切：逻辑玄学、形而上学、心理玄学》发表之后，他在去北欧的途中跳海自杀了。这一举动很明显是源于他的神秘主义，也许他参透了什么，以为活着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就放弃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哈勒尔的自杀，让朋友们引以为憾。哲学对于人的心智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煽动性的影响，这一事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我们几乎可以把那段时间称为“哲学的英雄时代”。哈勒尔的自杀，只能说是哲学陷入了某种困境，正如尼采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可救药一样。
当哲学跟十九世纪所谓的达尔文时代的反叛精神发生冲突时，便失去了动力。在头脑清晰的理性和客观的思想中，悲观主义的种种感想为他们清空了场地——不管它们是藏匿于潜意识之中，还是公开受到承认甚至强调。在那时，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之“真”和诗歌意义上的主观之“真”之间，分歧越来越尖锐、明显。那个时代的意愿是把逻辑学的精密转变成心理学的精密。以前是在“真理”面前弯腰屈膝，随后到来的是通过自我坦白而彻底屈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某种特别的自负。
即使在我们的圈子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了解尼采。这时，他已经发表了《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这是一本后来让他举世闻名的格言集，比他以前的所有著作都重要。但是，刚出版时却遭到了出版商的刁难，一拖再拖，最后尼采不得不自己出资印制了该书的第四卷，因为经济有限，当时只印了区区40本，以靠送朋友阅读的方式来传播。这对尼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特别是他的尊严和信心受到伤害。这时，他的经济也出现了问题，他在一封给他母亲的信中清点着自己的家当，只剩下一些衣物，可谓是捉襟见肘。
但是，他仍站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潜藏的阴影，一个看不见的形象。他真正触及到了灵魂中的兴奋点，也经历了最客观的知识的痛苦和欢乐。难道尼采伟大的天才的力量，不正是表现在这些东西上？难道诗性的和理性的力量不是在他身上结合得非常成功？难道不是精神的战斗和沮丧促使他不断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虽在出版上遭受磨难，但终究还是走向了社会。尼采为此感到兴奋，他在给朋友加斯特的信中说：“一切都会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到来。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设想过四十岁的目标，我现在四十岁了，并且我发现自己正好到了这个点。这是一段美好、漫长而又艰难的旅程。”
在《瓦格纳事件》被圣彼得堡的出版商看中时，当瑞典的斯特林堡致信对尼采要发表他的讲稿时，尼采激动地说：“通向法国的巴拿马运河终于打开了。”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在尼采自己所处时代的末期，特别是下一个时代中，他的思想才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评判者，它能过滤掉时代所处的所有喧嚣，人们在发黄的纸页中品味着思想的恒远和绵长。
不管怎么说，尼采在那时就显示出了与其他朋友的鲜明对比，不世俗、不兼容，在孤独中春蚕吐丝般地喷出他的思想。但是，无论他们对那些重要问题的感受是多么地不同，他们全都赞成一样东西：客观的价值，目的是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把那种情绪从求知意志中分离出来。求知意志使他们努力地想要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从而让情绪作为纯粹私人的东西而放置一边。
对于尼采而言，事情还显示了另外一面。他将个人日益恶化的处境和深度的悲惨遭遇，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熔炉，从中锻造着他的求知意志。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他的诗歌一直在变化，从内容到表达方式，他一直在使自己的理论适应诗歌创作，这几乎是一种女性的顺从，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最后出现了他的预言：查拉图斯特拉的教导、永恒的轮回。在这些预言中，他把自己撕裂，让自己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压力——把自己变成了上帝。他内心的探索达到了极限，他再也不可能攀到超越上帝的地方。他已经身心俱疲，但他还是不承认。他只能退回到幕布前，幕布上画满了苦难和渴望，以至于它再也不会像太阳一样冉冉升起，来解放他的幻象。最后，幻象破灭了。
圈子里的其他人跟尼采不一样，这让我最感到很欣慰。尼采的本质是孤独的、悲观的，是一种痛苦的人生。我并不需要每个朋友都具有尼采这样的特质。我们这个圈子的氛围是健康、明朗的，这也正是我所向往的。
在柏林的这一段时间，保尔潜心地创作他的哲学著作《良知的起源》。保尔在学术上的声望曾经几乎是与尼采并驾齐驱。写这本书，可能是保尔在离开尼采之后，自己想在哲学方面有一番表现。因此这本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狭隘和功利。哪怕当我感到自己在知识上跟其他一些朋友靠得更近时，保尔一直是我精神上的支持者。
这本书写出后，尼采的评价是：“它很蹩脚，令人费解，表现出老年的‘虚弱’。”尼采的这种评价不知道是否因为我们三个人的缘故，而含有个人的偏见或恩怨。
不过，令保尔沮丧的是，这本书在学术界确实没有到好评，也没有什么反响。这让保尔很失望。“上帝既生尼采，何再有保尔？”在沮丧之余，保尔决定离开哲学界，投身一个新的领域，从事医学研究。因为尼采的最大敌人就是健康。
在我看来，保尔离开在学术界声望显赫的尼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我们之间的“三人同盟”关系已经不再存在。
保尔真的改行了。从事医学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必须从头学起。这对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也需付出怎样的勇气啊。他每天按时到大学里去听课，系统地学习医学知识。他想尽快掌握这门知识，只得投入更多的时间。
每天，他的解剖学课程在早上很早就要开课。我们甚至讨论过，我是否也应该跟他一起去学医，但保尔告诉我，两个人要一起生活，有一个学医就足够了。
为了两个人更能自由地支配时间，减少对对方的干扰，保尔提出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子，我们只在周末时再生活在一起。
当初，我母亲在尼采与保尔之间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保尔是一个可以一起过日子的人。他是一个能替别人考虑，而很少顾及自己感受的人，他是一个能够默默为他人奉献的人。而尼采要找的女子，除了能做他思想上的信徒之外，最好还是美丽的富家小姐。尼采因为身体和眼疾，在离开大学教授的岗位后，自己已经没有多少生存能力，没有人照顾的生活看起来简直是一团糟。
多年来，保尔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撑在我的头顶，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给我带来的安全感，我只能从父母或兄长那儿可以得到。在这段平静的日子里，我尽力地安慰他，希望他能从哲学的沮丧中走出来。一个人的梦想，并非只有哲学王国里才能实现。
在我看来，把我和保尔里联系起来的不是一时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永远的东西。事实上，我相信能保持一种永恒的关系，所以不怕发生任何困难。这跟他的本性有关，我的朋友成百上千，只有他是特别珍贵的伴侣。他身上有许多非凡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好心人，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此后来我还曾暗暗地厌恶自己。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我这样一个跟他完全不相干的人，他在我这儿得到了什么呢？他把这种无私的行为，当成一种快乐的表达来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