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窑砖烧好的第三个年头（1982年），我们家终于做出重大决定：在村的北边重新做一栋新房。除了砖已备齐，资金上还有一些缺口。父亲要我凑一百块钱。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二十九块五角，一下子哪有那么多钱。我在办公室来回走动，一边沉吟。朱主任问明了缘由后马上走出了办公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出去同许主任商量借钱的事。借校款是违反制度的。朱主任又到语文组发动老师们为我“约会”（民间一种筹借方式）。老师们都有不大不小的困难，那年头，谁有几多余钱呢！但大家听朱主任把情况一说，都表示愿意约会。虽然每个人只有10元钱，却是一颗颗火热的心。一个会包括我六个人只有60块钱。朱主任为了给我凑足100元，又同许主任、涂会计商量，决定不违反学校的制度，借支工资的一半，另外到文教组借30块钱。100元终于凑齐了。为我约会的五个老师是朱毓清、陈树芳、邓俊明、宋渐发、王连城。
哥哥的屋基选在北上园。那是我们的梦幻之地。开工之日，人气很旺。帮忙的人很多。那年月，农村起房是大事。父亲因年岁大，就负责田里的事。其实田里的事一点也不轻松。耕呀种呀晒棉花呀，累得死个把老头。单说晒棉花，父亲为了节省时间，一次背两床晒垫（用芦苇管编成的，一床有几十斤重），重且不说，关键是体积大，不好背。我看到过父亲背两床晒垫的样子：脖子缩着，头偏着，双手求着，腿弯着，腰躬着。那一年父亲六十岁了。望着这幅剪影，我的双眼盈满了辛酸的泪水。
下午六点，做屋的人都到南边老屋喝酒吃饭去了，父亲又默默地守在未做成的新屋那儿，清一清，理一理。待大家酒足饭饱，已是七点多钟。累了一天，加上喝了点酒，大家还在兴头上，少不了要闲聊一会，这时，谁还会记得父亲。我是不会忘记的。我没有坐席，匆匆盛一碗饭咽点小菜三扒两碗，吃个半饱后就去换父亲。我来到新屋，父亲正拿着手电在那儿闲转。他的身影是那么矮小，而且佝偻了。夜幕降临，浓雾裹地，经过白天的劳累，此时歇下来，父亲不禁瑟缩起来。听到我叫他，先是问我吃了没有，吃饱了吗。我回答吃饱了，他才把手电给我，反剪着双手向家里踱去。回到家里只剩下一点残汤剩菜，囫囵吃点，或洗一洗，或擦一把，他就背上一床被子又来了。他是来照夜的。屋还没有做成，只能睡在外面。露气重，蚊子嗡嗡地飞舞。我对父亲说：“让我在这儿睡，您回去睡。”我心里想，父亲这么一大把年纪，经不起这么折腾的。但我还真不敢一个人在这儿睡。这个北上园，是祖上的坟地。每到夏夜，都有荧荧的鬼火的。好在父亲对我说：“你回去早点睡，明天好搞事。”我终于回去了。但一路我想，难道父亲明天就不做事吗？
屋做了四天，父亲就在外面睡了四夜。有一天，帮忙做屋的亲戚留在我家睡，我便和父亲在新屋睡了一夜。那是睡在屋内的一次。瓦已经盖上了。父亲把床安在大门口，既可以堵门（当时没上门），又可以看护屋外的东西。他睡在门外头，让我睡在门里头。虽然蚊子嗡嗡地飞舞，我还是很快睡着了。下半夜，我忽然听到屋外有响动，一醒发现父亲不在床上，起来一看，他在屋外打着手电在转。我于是趁机起床小解。我想，要是像我这样照看东西，东西早被人家拿走了。父亲转了一圈，就上床躺下了。其时，我已没有了睡意。我发觉父亲的瞌睡少极了！可他白天总是精神十足地干活，真令人惊叹。父亲见我睡得差不多了，于是同我闲谈起来，说：“你嫂子很有点刮家里，恨不得把家里刮空。做了一向屋，要钱要油，什么都给了她，还把么子（一种很矮的小屋）、猪圈都拆了，看把我刮空了怎么办？我还有三个小的，你还好说点，还有万元、亿元要接媳妇舍。”过了一会，父亲又说：“今年棉花如果收了四百多块钱，就为你买一辆新自行车，把那辆旧的给万元，上学回家都方便，学生先生都有车，免得二三十里路有时步走。”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心被父亲说得生痛。因为我的心是肉做的。父亲六十多岁了，还承担如此重担，日夜操心，一刻不止。人啊，活着是为了赎罪吗？可父亲欠我们什么？
十月三日，哥哥的新屋落成了。是以为记。
据1982年10月3日日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