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约49—约120），字惠班，又名姬，扶风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历史学家，同事也是著名的文学家。班昭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班昭14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班昭博学多才，品德兼有，她的文采首先就表现在帮她的哥哥班固修《前汉书》，这部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的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班昭曾不顾一切地给皇帝代兄上书，说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汉和帝览奏，也为之戚然动容，以她的文采和才情使她的哥哥班超得以回朝。班昭年逾古稀时逝世，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蔡邕
蔡邕（132一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蔡邑除了通经史，善辞赋等文学外，书法精干篆、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芽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诏允后，邕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凡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蔡邕不仅是东汉的大书法家，而且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芝
张芝（？—约192），中国东汉书法家，字伯莫，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张焕曾任太常卿。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个今草大师。他敢于创新，省略章草的繁难之处，在运笔上使用了流利的笔锋，显示出奋逸的力量，打破了章草的常规，从而创造了“今草”这种书法体。今草行笔自然，刚柔相济，疏密相宜，后世将张芝列为“草圣”。连后世“书圣”王羲之也说自己的草书不如张芝。张芝书法的原迹流传极少，只有宋刻的《淳化阁帖》卷二载张芝五帖，这些是真品还是伪品，众说纷纭，至今难以论定。
霸相董卓
《三国志》中对董卓的评价是：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这也是对董卓最恰当不过的评价。董卓早年为汉将，讨伐黄巾起义数次兵败却依然升为前将军。他拥兵自重，不肯接受朝廷的征召，趁何进被杀进京控制中央政权。董卓当政后废汉少帝，立汉献帝，横征暴敛，激起民愤，终被王允和吕布谋杀。董卓一生都在盘算如何满足私欲和野心，不惜践踏法律，破坏经济，残害人民，他的种种倒行逆施造成了东汉末年政权的极度混乱，极大地破坏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当时有民谣称：“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这里的“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形象地表达了人民对误国权臣董卓的极度痛恨。
吕布与貂蝉
貂蝉本是东汉末年司徒王允的歌女，有倾国倾城之貌，闭月羞花中的“闭月”就指代她的美貌。王允眼看董卓将篡夺东汉王朝，就为董卓和吕布这对父子设下连环计：先把貂蝉暗地里许给吕布，再明把貂蝉献给董卓。二人都是好色之人。此后，貂蝉周旋于二人之间，送吕布于秋波，报董卓于妩媚。自董卓收貂蝉入府为姬后，吕布就心怀不满，邀貂蝉凤仪亭私会。貂蝉假意哭诉被霸占之苦。恼羞成怒的吕布在司徒王允的劝说下答应铲除董卓。说红颜祸水也好，红颜薄命也罢，貂蝉在这场男人的战争中只是一个道具，她真实的情感该是如何后人都无从得知。她最后又作为工具被曹操拿来拉拢关羽，被关羽杀害，绝代佳人貂蝉香消玉损。
蔡文姬
蔡文姬名琰，字明姬，为避司马昭的讳，改为文姬。她是三国时期著名女诗人、琴家，史书说蔡文姬“博学而有才辨，又妙于音律。”蔡文姬一生命运多舛。初嫁河东人卫仲道，夫亡而无子，回归母家。兴平年间又被董卓部将俘虏，流落匈奴12年，嫁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蔡文姬又别夫离子，被曹操遣使以重金赎回，再嫁陈留董祀。后来董祀犯罪论死，蔡琰冒着严冬“蓬首徒行，叩头请罪”，亲自向曹操求情，曹操最后同意为董祀赦免。史书未载她的最终归宿。蔡文姬的两篇《悲愤诗》是她“感伤离乱，追怀悲愤”的产物，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有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相传也是她的作品。《蔡文姬集》在流传的过程中散失。
曹植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有才气的诗人。南朝宋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这是后人对曹植最高的评价了。曹植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白马篇》、《送应氏》等变现了早年的胸襟和抱负。曹植早年因其才气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曹丕称帝后，曹植遭到猜忌和迫害，著名的“七步诗”就是为避免曹丕的迫害而悲愤创作。曹丕的儿子曹睿即位后也没得到重要，最后郁郁而死。
文物
秦砖汉瓦
秦砖素有“铅砖”美誉，其纹饰主要有米格纹、太阳纹、平行线纹、小方格纹等图案以及游猎和宴客等画面，也有用于台阶或壁面的龙纹、凤纹和几何形纹的空心砖。有的秦砖上刻有文字，字体瘦劲古朴。汉代瓦当以动物装饰最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造型完美，兔、鹿、牛、马等动植物也都栩栩如生。汉代文字瓦当的数量很多，文字多是“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万寿无疆”、“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等吉祥意，字体有小篆、鸟虫篆、隶书、真书等，布局疏密相间，用笔粗犷，是中国陶制品中独具魅力的瑰宝。秦朝也有特色的瓦当，汉朝也不乏成风格的砖，因最富有特色的是秦朝的画像砖和汉朝各种纹饰的瓦当，因此有“秦砖汉瓦”之称，它是一个时代辉煌建筑的象征，著名的阿房宫中优美精致的雕梁画栋、壁画、壁饰等名震千年。
印章
秦以前的印章称为“玺”，是将文字刻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起初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的凭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皇帝的印独称“玺”，臣民只称“印”，印章范围也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官印又象征权力，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对象、简牍之用。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作为印章的材料，后来还有牙、角、木、水晶等印，因印章用朱色钤盖，除日常应用外，还被用于书画题识，于是古印章在今天不仅具有文史意义，还是我国特有的艺术品之一。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这也象征着古代印章艺术的最终没落，以典淳平正的缪篆为基础的秦汉印风终于被明清兴起的文人篆刻的光焰所掩盖，公印也终于丧失了管领印艺风骚的地位。
最早的军事地图
1973年12月，在湖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幅彩色军事地图。该图绘制于公元前168年以前，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这幅军事地图具有相当高的测绘水平，对当时守备区内的山脉走向、山谷要道、河流流向、居民住点、军队行动路线等都有详细标明，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当时兵力部署等，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铜镜史
我国铜镜历史源远流长，考古发掘发现，早在原始神会末期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铜镜。从齐家文化经过殷商至西周，铜镜处于原始状态，铸造量少，制作粗陋，但镜背已有简单的花纹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铜镜铸造业迅速发展时期，根据今天的考古资料推测，虽然制作仍显粗糙，但制造数量有所增加。真正意义上的铜镜始于秦朝，铜镜原料多取材于金、银、铜、铁等，制作也更加精良。由于秦朝历史较短，现今考古发现最多的古镜还是汉朝铜镜。汉朝的铜镜制作极为精巧，且多有嵌镶珠宝的，铜镜背面也开始出现吉祥意义的铭文，镜的名称也极具特色，有日月镜、十二生辰镜、尚方御镜、辟邪镜、仙人镜、神人镜、宜官镜等。魏晋南北朝的铜镜风格沿袭汉镜，铜镜纹饰常以民间故事为题材，其中以三角缘神兽镜最为流行，这一时期特有的铜镜是背面出现了佛像图纹。
隋唐铜镜工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反映了繁荣昌盛中华帝国，铸制工艺、装饰艺术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工艺上，锡和银的合金比例加大使镜面亮洁且泛现白光泽，映影清晰；造型上，既端重厚实，又精致玲珑，且形状多样化；装饰上，风格美观大方，自由活泼，寓有吉祥富贵和向往仙山琼阁的审美观念。宋镜工艺也有所发展，官办铸镜和民间铸镜作坊并驾齐驱。镜的造型更加多样，还出现了大量的带柄镜。宋镜的装饰艺术极有特色，审美观转向山水花鸟的自然界，反映了宋人好美学情趣的时代特色，但宋镜合金工艺不及唐镜。元以后，铜镜制造逐渐衰退，明代玻璃镜的出现使得铜镜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少量的铜镜用于避邪，称为压胜镜，艺术价值较低。
马踏飞燕
1969年马踏飞燕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雷台的汉墓中，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东汉时期的铜奔马。它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1厘米，是东汉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如今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向外展示自己文化传统的代表。马踏飞燕中的奔马是通常所说的千里马标准，体态健美，昂首扬尾，张口嘶鸣，以少见的对侧快步向前奔驰，它三足腾空，右后蹄下踏着一只飞鸟。飞鸟展翅回首，并支撑着奔马，成为该器物的器座。奔马蹄下展翅欲飞的鸟吃惊地回首反顾，与微微左倾的马头相呼应，整个场景似乎发生在瞬间，给人以无比宽阔的想像空间。中国古代工匠师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以迅疾的飞鸟衬托奔马的神速，把奔马和飞鸟绝妙地结合在一起，造型生动活泼，反应了我国古人丰富的想象力，精巧的构思和娴熟的匠艺。因奔马奔腾不羁的气势，蓬勃生命力，象征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所以被认定为国家的旅游标志。
长城
据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丹说，在太空上只能辨识地球上两大建筑，而长城就是其中之一。长城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它全长约6700多公里，东起河北山海关，西至甘肃嘉峪关，历经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七个省、市、自治区，国人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美誉。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结构基本上以此为界分为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对中国古代主体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作用。研究长城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现代民族学、促进民族团结等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伟大古迹之一，它规模宏大，结构奇特，内涵丰富，是一座极为豪华的地下宫殿。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千米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1974年被当地农民挖掘发现。其土陵冢高43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筑有象征皇城和宫城的内外两重夯土城垣。据史书记载，秦始皇陵修筑历时38年才建成这座气魄宏伟、工程浩大的地下建筑。沉睡在秦始皇陵内2000多年无与伦比的兵马俑、神奇的兵器，随着1974年一声铁锹声终于苏醒，在新时代焕发出它古老神秘的青春，展示了曾经叱咤风云的秦帝国的辉煌。
阿房宫
根据历史记载，阿房宫始建于公元前212年，是秦王朝的巨大宫殿，雄伟壮观，堪称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殿建筑群。相传为楚霸王项羽烧毁，只在今天的西安西郊15千米的阿房村一带留下遗址。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阿房宫实地考察后誉为“天下第一宫”，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阿房宫遗址的建筑规模和保存完整程度在世界古建筑中名列第一，但历史上的阿房宫究竟有多大，各种记载不一。根据《史记？始皇本纪》的记载，其占地约有8万平方米，可容纳万人。《汉书？贾山传》中交代其规模“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不管哪种说法，一致认为阿房宫宫殿繁多、建筑面积广大、规模宏伟，是世界建筑史上无与伦比的宫殿建筑。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对阿房宫进行了详细而形象的描绘。阿房宫是秦始皇搞个人崇拜的产物，他统一六国后认为自己已经德过三皇，功高五帝，便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或陵墓，以体现自己“始”皇帝的尊严，终于劳民伤财激怒民众，被项羽一把火烧毁之。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位于我国湖南省的长沙市，是西汉长沙国利苍及其妻、子的墓葬，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三棺及垫木所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有木炭，木炭外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墓葬内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共出土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印章、封泥、竹木器、农畜产品、中草药等遗物3000余件。此外，墓葬中还出土有保存完好的女尸一具以及中国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方剂书籍帛书《五十二病方》。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初期埋葬制度、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广武汉墓群
广武汉墓群位于山西朔州新广武城北的广阔平原上，状若小丘的294座汉墓连绵起伏，南依群山，北连朔州平川，从南向北俯瞰，大小不一的封土堆星罗棋布，非常壮观。汉朝时期，匈汉战争一直不断，边陲长城内外战火连绵，广武汉墓群就是汉代戍守边关的无数阵亡将士之墓。据史料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期，此地战事不断，阵亡将士就近理葬。坟土堆的高低大小，依死者生前的官衔而定，墓冢越大，显示墓冢主人官职越大。也有不同的说法，汉武帝时，匈奴和汉朝的关系由和亲转为战争，卫青、霍去病率领数万汉军在雁门关内外浴血奋战，众多将士阵亡而就近埋葬。整个广武汉墓群占地7.5平方公里，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1988年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莲花山古采石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