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谈到筹建“民盟”和创办《光明报》的经历时有如下记录：在我巡视山东抗日前线时，接触到国民党军队的负责人，又接触到中共方面负责人，我在那里又看到日寇的侵略，受到日机的轰炸。深深感到，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这要有第三势力才行，这种势力不是个人，是一个集团，没有军队，但他可以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说话；这个集团不是政党，我反对在政党之外多添一个政党来竞争，而是促进抗日和国内团结的力量，战时是这样，战后也是这样。我想在求全国的团结、党派的合作中，这个集团成为一种推动力量。在我访问延安见到毛主席后，加强了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也感到成立第三种势力为抗日出力、为国内团结的必要。
当时的事态是这样的，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及《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法令，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实行种种限制，并在各个战区制造分裂，攻击八路军，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个举动，受到广大人民及爱国人士的反对，梁漱溟是耳闻目睹过上述事件的人，因此他在1940年4月召开的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公开向大会提出问询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做出答复。他说：“迭闻各战区各地有我军自相火并之事，是以敌人残我而不足，而又自相残也。灭弱抗战力量，援敌人以可乘之隙，天下可痛之事孰逾于此。……对于此事，眼前作何处置，及如何求其根本解决永久消弭之道，拟请派员出席，明示方针，讲求至计，国家幸甚。”
梁上述意见反映了当时广大民众及爱国人士的心声，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军事行动，巩固团结，共同抗日。但国民党顽固派却置若罔闻，忽视民众心声，变本加厉，在1941年1月又制造了反共的“皖南事变”，公然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其结果是“仇者快，亲者痛”。
“皖南事变”发生后，梁漱溟积极奔走调停，他后来记述：“我们是站在国民立场向两党提出要求，要军队今后脱离党派关系而属于国家，并且要监督执行其事，这是一点。再点是要检查和督促那公布已久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实行。为了这两桩事，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包含各方面的人）来负责。条文是由我起草，并承同人推我和沈老（钧儒）两人征求中共方面的意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二公看了条文，表示愿电延安请示。假如双方都同意了，他们就可出席参政会。对于国民党，则公推张（澜）、黄（炎培）诸老见蒋，蒋满口应承，完全同意。其后此事终于不协。”
这件事使梁漱溟深感忧虑。为了团结抗日，他认为有必要联合当时国共两党之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织成一个党派，一起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这样就有力量了。于是，他与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等人商议并决定将原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扩大组织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梁与黄炎培、张澜、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和国人》等文件，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梁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黄辞职，改由张澜继任）。有鉴于当时处在国民党专治统治之下，上述举措不能正式公开活动，故一切活动都在暗中进行。然而，“民盟”既已组成，终究要与社会见面，于是该会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报纸，在海外建立言论基地，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伺机公开“民盟”的组织。
同年5月，梁受组织之托抵达香港后，受到中共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等组织的热情欢迎。之后，在他们及海外爱国人士的支持与帮助下，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梁自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10月10日，《光明报》以“启事”的形式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中国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正式向海内外宣布其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
1941年10月10日，梁漱溟在《光明报》上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
1．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2．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3．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
4．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5．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
6．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7．实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处置。
8．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9．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
（1）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2）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举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3）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4）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
10.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
（1）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2）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变；（3）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各种弊端之澄清。
同日，《光明报》社论《三十年国庆纪念辞》亦由梁漱溟执笔，他在这篇社论中阐述了民族命运转折点已经到来的观点，认为：民族自信心之受打击，而无法自振者久矣。……一面军事外交着着失败，一面文化学术相形见绌，更以积贫积弱积乱之余，人心丧其所主，固有文化之优点无人敢道，民族前途希望何在，都不敢期。此时几不知有何道可以拯救者。然而四年抗战，人心乃不期自转。第一，“无人能亡我”之信念于以建立；第二，则在民族自觉心与以启发。一面自觉一切固有者未可轻视，一面自觉前途未来者正有希望。盖其情绪得其平正，理性自然开启。今后合理的自信心之树立已无问题……
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外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初步结合。”其任务是“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和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经过上述有计划的运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正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政党的形式公开出现了。后来国民党无可奈何，形势所逼，不得不承认其存在。梁在香港办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他才回到内地。
《光明报》作为中国当时政坛上的第三方面势力出现了。它要求民主，希望团结，坚持抗战，因而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虽然只存在了80多天，但梁漱溟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却不少，如《我努力的是什么》（连载50余日）及《调理自己必须亲师益友》等论文，共20余篇。以上说明他在该报存在的日子里，是不辞劳苦，费尽心力地为抗日战争动员民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光明报》办刊时间虽短，却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如办报的经费问题，当时民盟的负责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各出1万元；梁漱溟经济上不宽裕，出了6000元，云南的龙云出了6万元，四川的刘文辉出了4万元；廖承志、范长江很关心报纸创刊的事，范长江曾对梁漱溟说：“南洋华侨很关心中国抗日，知道你们在香港办报，很支持你们，愿意帮助你们数千元，你写个收条就可以了。”
30多年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 《梁漱溟先生年谱》编写者之一阎秉华去萨空了（曾任《光明报》总经理）家中拜访，萨空了谈起在香港办报的事情，回忆：“1941年夏，当时我在重庆办《新蜀报》，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我到曾家岩去，说周副主席找我谈话，总理讲‘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报，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他目前经费困难，给你带上5000元（港币）交给他。’我到香港见了梁先生，他头一句就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看他神色很严肃，就没有实说，告诉他‘不是’。原来当时国民党正攻击他，说民盟是抗日中的‘第五纵队’，他为了避嫌，所以问我。我带的那笔钱就不好讲是周恩来给的，后来由范长江出面转交给了他。”
曾担任《光明报》副经理的李炳海回忆：梁漱溟写作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废寝忘食。那时，黄瓒先生许多时都在他身边，见到他忘记饮食时，就在他的书桌上静静地递上一杯牛奶，几片面包，或一碟西红柿等。他主持报馆工作，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毫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是贡俸薄而贡献多的一个人。“我对梁先生的写作态度是很感动的，所以梁先生在报社发表文章及连续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时，我也时常参加校对排印稿，务求没有错误，不辜负梁先生的一番心血”。
日军侵占香港后，梁漱溟、萨空了先后离港回内地。梁走前，将一个皮包托黄瓒转给李炳海，皮包内有两封信，一封对他匆匆离港，报社的善后工作，及报社余存款项的分配等，都有所说明和指示；另一封信表扬了李炳海在报社的工作，“并劝我早日与未婚妻完婚，又吩咐我未离港前可去同荆冬青先生联系，及将他的那个皮包送给我留作纪念等等。同时，梁先生还将他所著的《我努力的是什么》的待印件和一个刻有“漱溟”两个字的小石章交我代为保管；并告之，如离港可送去荆冬青先生处”。
李炳海离港时尊梁漱溟嘱，将待印本和石章留在荆冬青处；皮包、信件保存下来作为纪念。直到“文革”时期，信件等散失了，被砸烂的皮包仍保存下来。
萨空了的《香港沦陷日记》亦记述了他在香港沦陷前后的经历，随着日军对香港的炮击直至侵占，报社工作中断，萨空了等几次劝说梁漱溟转移住地，到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难。如1941年12月22日，萨空了与报社副社长张云川赴湾仔访梁漱溟，劝梁漱溟搬到荣华台和大家一起住，“话未谈完，一阵骚动，有人敲门讨水，据说就是四楼，为一炮弹击穿，有人轻伤，急切想有水吃所以来讨。弄明白了真相，我更劝梁先生速迁，不料就在这时候，一个炸弹落在了距我们不过二十丈的十字街口，它带来的风的压力叫我们耳鼓都疼得不得了。那一刹时间的震动使全层楼的人都恐慌万状，梁先生依然神色不动，这是他的素养使然，可是这也是叫他的学生朋友最为他担心的理由”。
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萨空了记述这两日与梁漱溟闲谈的感想。梁告诉萨，梁小时候并未读过四书五经，之所以对中国文化有自己的见解，是后来翻阅过这些书的结果，“我觉得梁先生这个实例对一些主张必须读经才能维系中国文化于不坠的人实在是最好的当头棒”。“他一生可以说知道一步就想做到一步，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自非一般盲目清谈‘中国文化世界第一’的人，所能望项背”。
萨空了回忆，虽然在与梁漱溟共事十几年前就读过梁的书，“可是事实上，我应当说在共事之前并不能算十分了解他。三个月的共事时间，同时每天有机会读他在报上发表的《我努力的是什么》和《中国问题》，才比较清楚地了解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但最叫我感到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为人。‘言笃信，行忠敬’，我觉得他是一个忠实的履践者，这种笃行精神，对于和他接近的人，都会有一种精神方面的感召，我在环绕着他的学生或朋友身上，随处都可以找到这类征验。也就是为了他的这种精神，使他成为一个求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而不是空想的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