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后，在悼念梁漱溟的文集中，千家驹认为：梁漱溟“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的话虽然说得有些过头，但如果执政党有容人之量的话，置之不理也可。何必火冒三丈，把梁臭骂一通呢！但仔细一想，这也毫不足怪。因为共产党是一向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居的，毛主席是中国农民的领袖，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六亿农民的大救星”。你梁先生居然说农民生活还是很苦，“在九地之下”，你置共产党于何地，置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何地呢？梁先生究竟是一个书生，不懂得政治行情，他的碰壁是理所当然。我是没有参加1953年9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只在事后听说，毛主席对梁先生破口大骂。到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才拜读了毛泽东那次讲话的摘要部分（见毛选五卷123 - 132页）。有人说这不大像一个伟大领袖说的话，甚至也不像一个政治家说的话，而像“一个披头散发用菜刀砍砧板骂大街的三姑六婆的话”。我当然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也有人认为毛主席著作出版编辑委员会根本就不应该把这篇讲话选进去，这太有失毛主席政治领袖的身份了。我认为观察一个人，就要观察他的全面，像毛泽东批梁这样绝妙的好文章，如果不发表出来，那我们对“伟大领袖”的了解就太不全面了。可惜像毛泽东这一类谈话、文章、批示经毛著作编委会过滤后大多已被筛去。幸而留下这一篇，一饱我们的眼福。使我们在不加伪装的条件下了解一个革命领袖的真面目。梁先生能顶住毛泽东的这一顿臭骂，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自信力，这几乎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是在1953年，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处于如日中天的顶峰时候。在这次批梁运动中，我参加过一次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小型批判会，发言的有郭沫若、潘梓年、侯外庐和我们几个人，梁先生也在座。我也讲了一段话。我讲的主要是回忆梁在南京我家中论辩的情况。
李任夫认为：从梁漱溟一生的实践证明，他对人对事，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自己要求也很严，而且一向淡泊明志，以天下为己任。我们从他早年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那篇文章，就可想见其为人。若说他是“伪君子”，“想官做”，或“一生没做件好事”的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对于梁先生一生的出处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看法，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以他1953年与毛主席的一场争辩而言，他虽然过于执著，但仍然是心平气和地请毛主席给以雅量加以解释，不料结果造成那种僵局，这真令人遗憾。假如没有何香凝、陈铭枢、李济深、张澜几位先生的转圜劝导，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平心而论，在一个提高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竟不幸发生这种风波，却是不光彩的。
张中行认为：就由名气增长说起。受压，不只一人，自然就说不上稀奇。稀奇的是他不像有些大名之士，识时务者为俊杰，每次新的运动或新的学习到来，就大作其检讨八股，说过去糊涂，现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云云。梁先生就不同，是不只不检讨，反而敢于在大压力之下声言要讲理，纵使不了了之后也曾闭门思过。这显然失之过于迂阔。但迂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山呼万岁和“滚下来”之声震天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硬和正，就更加可敬。
梁漱溟的学生李渊庭认为：1953年9月，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次会上，梁老师在周总理一再邀请下发言。他在表示拥护总路线之后，提请领导注意农村问题。他把听来的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生活艰苦的话，都讲了出来。他还讲，交通运输和轻工业的发展，领导上一定也有相应规划，希望让大家知道。他本着1951年所说“应有合理化建议”的精神，讲了自己心中要讲的话。不料这一席发言遭受毛主席的批评，后来又遭受一年多的公开批判。梁老师从1950年到京后，迄于遭批判前两年多期间多次受到毛主席的邀谈，是主席的座上客，至此一下子成了“反动派”、“反面教员”，以往的一切言行全都被否定。在受到如此之大的委屈情况下，他懊悔的却是自己不该在大会上顶撞毛主席，不该将从朋友处听来的话拿到大会上讲，检讨自己不该意气用事，而未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梁漱溟另一在武汉的学生段继李认为：1953年发生了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受到毛主席批判的事。事后有三位参加过这个会的人回到武汉，一位是年高的政协委员，另外两位老人是特邀民主人士，他们与我谈起此事。其中一位认为批判是应该的，另外两位认为是会议上的发言，态度又诚恳，动机是好的，如发言有不当之处，作为国家领导人可以指出其不当之处即可，现在竟如此批判，令与会者听后感到有领导人失态之嫌。因为我既不知梁老师发言内容，又不知主席批判的内容，虽然我当时倾向于后两位的意见，也无法明确表态。毛主席去世后，1977年毛选五卷出版。从五卷中我看到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并再三阅读。我感觉好似被批判的不是梁老师其人，又好像毛主席的这篇批判文章不是毛主席的话。我很想到北京见梁老师，从他那里看看他当年的发言稿，以弄清事实。不幸老师已先逝，我只有抱恨在心。
冯友兰认为：梁先生在政协会议上，公开批判党的农民政策，说照党的政策，工人的地位在九天之上，农民的地位九天之下。毛主席当场大怒，即席做了一个长篇发言，狠狠地批判了梁先生一顿。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皇帝犯颜直谏，不怕贬官，不怕充军，也不怕廷杖，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继承了这种美德。冯友兰并在其挽联的下联中写道：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周阳山认为：对于有关批评梁漱溟的说法，首先是关于梁漱溟和军阀韩复榘的关系。关于韩复榘的不抗日，梁漱溟在《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文中多所记载，对韩指责颇多，此不必论。至于他结合韩氏以试验乡建运动的做法，则无可多责。事实上，在当时中国的环境里，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丁文江等），都无可避免地寄愿望于军阀政客，但与其指责他们为依附军阀，毋宁说他们想运用一切可能的契机，为百姓多谋福利罢了，这种努力，自是无可深责的。至于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人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事，同样是感于政治情势恶劣，政治斗争两极化，亟思调停缓冲而作努力。我们如果坚持从党派的立场批判这样的努力，甚至将一切居中人物简单地化约为“同路人”、“骑墙派”，那就无异于否定民主常规，否定一切调和折中的价值了。
杨克林回忆：有一次在北京，我问起梁老师他和毛主席的那场争论时，他感叹地说：“他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真是哲人之言。
诚如李任夫文章所说，当时会场并非没有同情梁漱溟者，如会前曾让李济深、张澜发言，两人未允；会上一言不发。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只会讲英语，由司徒丙鹤充当翻译）对会场上允许喧闹而不让梁漱溟答辩感到难以接受，曾三次站起来准备发言，被司徒丙鹤劝止。而真正与众不同的两个人的发言非常重要，缓解当时一片批判之声的凝重气氛，这便是何香凝与陈铭枢的发言。
梁漱溟后来回忆：“在前后数以几十计的发言人中，绝大多数是自始至终批判我的，这里不必细述。由于我的狂妄，他们狠批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批判我的过程中，亦有少数人属例外的，我记得较清楚的有两位，一是何香凝，一是陈铭枢。不论他（她）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吧，总之是所说的内容有所不同，不是一味批判我的。”
何香凝说：
今天听了关于梁漱溟先生那么多的问题，我觉得很诧异。十年前，当我同梁先生在广西昭平百步做抗日反蒋工作期间，我对他是敬重的。但自1949年初我在香港看过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失去对他的敬重。梁先生，你也知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祸国。当时你在报上公开发表那种言论（指梁漱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敬告共产党》、《敬告国民党》等文），是有不良影响的。这一次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我认为你今后要闭门改过，来补救你的前途。不然你的前途就会十分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