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这种明显的反复情况。一些思想学派也由此产生，他们将历史诠释成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并声称不平等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法则。这一理论一直都不乏拥护者，不过现在它的提出方式有了重大改变。在过去，社会需要分成三六九等的说法特别为上等人所强调，国王、特权者、教士、律师，以及其他寄生者们都在宣扬这一学说，通常，他们向人们承诺，人们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得到补偿，并以此来缓和等级间的矛盾。而中等人只要还在为权力进行斗争，就一定会鼓吹自由、正义、博爱，但是现在，人类皆兄弟的观点却遭到了暂未掌权、不久之后可能掌权的人的攻击。过去，中等人打着平等的旗号进行革命，在推翻****后，建立新的****。现在，新的中等人会事先声明他们就是要建立****。19世纪初期出现了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是可以追溯到古奴隶反叛时代的思想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深受历代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不过，在1900年后出现的若干社会主义理论都越来越公开地摒弃关于建立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的目标。本世纪中期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在大洋国它是英社，在欧亚国它是新布尔什维主义，在东亚国则是崇死，它们都有明确的目标让不自由、不平等永远持续下去。它们都由旧运动发展而来，都趋向于保持原有的名字并对旧有的意识形态作口头宣传，都把阻挠进步、让历史在某一时刻冻结起来当作目的。众所周知的钟摆现象会再次发生，随后停止。像之前一样，上等人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成为上等人。只是这次由于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上等人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之所以出现新的学说，一部分因为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产生，这在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今天，对历史的循环运动性，人们已有所了解，或者表面上是这样。而既然了解它，就可以改变它。但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却是早在20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便成为可能。虽然人的天赋有高低，职责各不同，有些人就是要比其他人都强是事实，但已经没有让阶级存在差别、制造财富悬殊的必要。在早些时候，阶级的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还是理所应当的。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而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便人们仍要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也没有必要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没有必要生活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下。因此，在那些即将夺取权力的人看来，他们用不着再为人类的平等进行奋斗，而是要避开危险。在更加久远的时代，当建立公正和平的社会行不通时，人们反倒更相信这种社会的存在。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梦想拥有一个人人亲如兄弟、没有法律也没有牲畜般艰苦劳动的人间天堂，一些人即使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得到切实的好处，也仍抱有这种梦想。法、英、美等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所说的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以为真，甚至其行为业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所有主流政治思想就都是独裁主义的了。人间天堂在即将实现的时候遭到了人们的怀疑。所有新的政治理论，不管自称什么，都发生后退，主张等级化和组织化。大约在1930年的时候，在形势普遍严峻的情况下，一些长期弃用甚至几百年都没用过的做法，比如未经审讯的关押、把战俘当奴隶用、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放逐大批人口等，不仅又成为寻常的做法，还得到了那些自认开明、进步的人的容忍、辩护。
英社及与它并立的政治理论得到贯彻执行还是在世界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国际战争、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之后。不过，此前已有一些体制预见了它们的出现，这些体制通常被称作集权主义，出现在本世纪早些时候。世界的主要轮廓将在****之中浮现出来，是显而易见的，哪种人将掌控这个世界同样显而易见。新的特权阶层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他们出身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他们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下的贫瘠世界塑造、聚集。相较于过去，他们没那么贪婪，也没那么奢侈，但他们却更渴望拥有绝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对者上更加坚决。后者是极其重要的，和今天相比，曾经的僭主政治既不彻底，又缺乏效率。其统治集团总不免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心甘情愿地让该思想在所有地方都留下影迹，他们只关注那些明目张胆的行为，对国民的想法则不感兴趣。在今天看来，就连中世纪的教会都算得上宽容。这一部分因为，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有能力将自己的公民置于不断地监控之下。但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操纵公众意见变得更加容易，之后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加剧了这一情形。电视业的发展以及用同一设备进行信息手法的技术的进步，终结了人们的私生活。所有公民，至少那些重要的、需要被关注的公民，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的宣传之中。其他的信息渠道通通被切断。至此，第一次，不仅所有公民都要完全屈服于国家意志，对任何问题，他们的看法还都将被统一起来。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像往常一样，社会重新划分成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但新的上等人和之前的并不相同，他们并非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要确保地位的稳固需要做些什么。他们一早就意识到，对寡头政治而言最牢靠的基础便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若为集体所有，保护它们就最为容易。本世纪中期出现的所谓的“消灭私有制”运动，实际上意味着将财产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不同的在于，新的财产所有者不是若干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就个人而言，除了少得可怜的个人物品，党员什么财产都没有。但对集体来说，在大洋国，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党，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它控制之下，它会按照它所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革命后的几年里，党之所以能够未经任何反抗就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因为这一过程是以集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总会这样想，如果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必紧随而至。资产阶级的财产的确被剥夺了，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这些东西不再是私有财产，它们必然成为公有财产。英社诞生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继承了后者的用词，也在事实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得到了将经济不平等永久化的结果。而这既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它有意为之。
但是等级社会的永久化却是更加深刻的问题。只有在四种情况下统治集团才会丧失权力：被外部势力征服，管理效率低下造成大众起义，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出现，它自己失去了统治信心和统治的意愿。四者都并非独自发生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总是同时存在已成为一种规律。统治集团若能防止它们出现，就能长久地统治下去。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统治集团本身的精神状态。
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种危险已在现实生活中绝迹，三个超级大国瓜分了世界，除非通过人口的缓慢变化，其每一个都不可征服，但只要其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这点就很容易避免。第二种危险仅仅存在于理论中，人们从来不会自发地起来造反，从来不会只因为受压迫就揭竿而起。确实，只要没有比较标准，他们就意识不到他们正遭受压迫。之前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也不许在现在发生。至于其他大范围的混乱就算确有可能出现，也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没有能让不满的声音清晰地表达出来的途径。说起生产过剩的问题，自机械技术发展以来就一直潜伏在我们的社会中，可以依靠不断地进行的战争来解决（参见第三章），战争有利于将公众士气激励到必要的高度。按照我们当前统治者的观点，只有一个真正的危险，那就是从他们自己的阶层分化出一个有能力、有权欲、又没能充分发挥才干的新的集团，这会让他们之中出现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教育。要不断地加强领导集团以及其下关系紧密又人数众多的执行集团的觉悟，但对大众的觉悟就只需通过消极的方式加以影响。
即便一个人之前不清楚大洋国的主要结构，在了解了这一背景后，也可以将其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绝对正确，无所不能。所有成就，所有成功，所有胜利，所有科学发明，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美德都直接来自于他的领导和激励。没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栏上的一张脸，是电屏上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永远不会死，而他出生的时间则没人能确定。老大哥是党挑选出来向世界展示自我的一个形象，他的作用是充当热爱、恐惧、崇敬等情感的焦点。老大哥之下是内党，其人数限制在六百万之内，在大洋国人口中不到2%。内党之下便是外党，如果把内党形容成国家的大脑，外党就像国家的手。外党下面是愚笨的大众，我们习惯上将他们称作“群众”，他们大概占了总人口的85%。按照之前的社会分类方法划分，群众就是下等人，由于赤道一带被奴役的人总是从一个征服者手上转到另一个征服者手上，所以不能算作社会的固定组成或必要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等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的。父母都是内党党员的孩子在理论上并非一出生就是内党党员。不管是加入内党还是外党，都需要在16岁时参加考试，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也不存在某个地区压制另一个地区的情况。人们可以在党的最高层中找到犹太人、黑人、纯印第安人血统的南美人，且每个地区的行政官员总是从当地居民中选拔出来。在大洋国没有哪个地方的居民觉得自己被殖民，也没有哪个地方的居民觉得自己被远方的首都所管理。大洋国没有首都，其元首只徒有其名，没人知道他在哪里。除了英语是通用语，新话是官方语外，在语言方面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统一。这些统治者不是靠血缘联系在一起，而是靠共同的信仰。没错，我们的社会是分等级的，而且是严格的分级，一眼看过去好像是按世袭划分。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比资本主义或前工业时代的都要小得多。党的两个分支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人员流动，但这只是为了剔除掉内党中的低能分子，并给外党里野心家以向上爬的机会，免得他们造成危害。无产者实际上是不允许入党的，他们中最有天分的很有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核心，会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并遭到清除。但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主要的原则问题。党在定义上已不是一个阶级，它不再以“将权力传给子女”作为目标，若没有其他办法让最能干的人留在党的最高层，它很乐意从无产者中征募一代新人。在关键时期，在消除反对力量上，党的这种非世袭性起到了很大作用。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一直接受反对阶级特权的训练，都以为非世袭的东西不可能永久存在。他们没看出来寡头政治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什么实际的依托，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倒是像天主教那样的组织方式有时竟可维持几百或几千年。寡头政治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让一种由死者加诸于生者的特定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延续下去。只要能指派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是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血统的不朽，而是党本身的不朽。只要等级结构永恒不变，谁掌权并不重要。
我们时代的所有信念、习惯、兴趣、情感、思想状况都是设计好的，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避免什么人看穿当前社会的真相。造反，或者任何和造反有关的准备工作，在目前都不可能发生。不用担心无产阶级，随他们去，他们会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劳作、繁衍、死亡，不仅不会有揭竿而起的冲动，也无法理解世界还可以有其他的样子。只有当工业技术发展到需要为他们提供更高级的教育，他们才会成为危险分子。然而，由于军事竞争和商业竞争都已无足轻重，公众的教育水平实际上下降了。大众有见解，大众没见解，都没什么不同。他们之所以可以拥有思考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能力。而对党员来说，即便在最不重要的事情上的最轻微的思想出轨，都不被容忍。
党员从生到死，都生活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中。就算独自一人，也永远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是独自一人。无论在哪里，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工作还是休息，是泡在浴缸里还是躺在床上，他都有可能被人监视。而这监视不会有通知，也不会被察觉。他的所作所为都至关重要。他的友谊、他的娱乐、他对妻儿的态度、他独处时的表情、他沉睡时的梦呓、他特有的肢体动作都将受到谨慎而详细的检查。不要说确实有不检的行为，任何细小的乖张之举，任何习惯上的变化，任何神经质的怪癖——任何有可能反映内心争斗的征兆，都一定会被发现，对任何事情他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并不受什么法律或什么明文规定的约束。大洋国没有法律。一些思想、行为，尽管没有被正式禁止，一旦被查到就意味着死，无休无止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蒸发都并非是对所犯之罪进行的惩罚，而仅仅为了将那些有可能在未来犯罪的人清除。对一个党员来说，光有正确的思想还不够，他还要有正确的本能。至于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信念、态度则从未被清楚说明，因为要想在不暴露英社内在矛盾的情况下说明这些根本不可能。若他天生正统（用新话说就是“思想好的人”），那他无须思考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念，什么是应有的情感，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当他还是孩子时就接受了复杂的充斥着新话词语的思想训练，如停止犯罪、黑白、双重思想。这让他不愿意也没能力对问题有深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