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奔走于两个国家之间
—— 一个中俄混血妇女的口述历史
口述人：卡利娅
访谈、录音和整理人：唐戈
时间：2003年8月29日
地点：新疆伊宁市
口述人简介：卡利娅，汉语名张玉英。女，1940年出生，中俄混血人，俄罗斯族，新疆伊宁市人。父亲是汉族，母亲是俄罗斯人。会讲汉、俄、满等多种语言。曾在当地友谊医院工作过。当时是伊宁市唯一的东正教堂——圣尼古拉教堂的法人代表。已去世。
父 亲
我父亲叫张静臣（音），他是清朝时闯关东到苏联的。当时有很多山东人集体到苏联，也就是谋生吧，因为山东在当初生活很困难。也不要说是在当初，就是目前山东有些地区也是相当困难的。不靠威海那一带的生活都比较困难，因为年年有灾害呀，等等。在那个时代，在清朝的时候呢，一个就是年荒，水灾呀，干旱呀，所以逼迫得人就到外面去谋生。
他第一次到苏联时，还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褂。到了那儿以后——你想，苏联在当初，在文化各方面、生活习惯，和咱们中国人很不一样——他感觉非常奇怪。强行地，几个人给他把辫子铰了。他待了两年，一直想家，还是念自己的家，因为家里面——我们家是大家族，四十几口人哪——我太太（祖母——作者注）还在世，我父亲他上面，我有八个姑姑，第九个才是他。他出家可能有一个原因：九岁就给他完婚了，老家山东九岁就完婚。所以他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出去了一趟。可是还是念家，念老的，最后回来过一趟。回来可能在家里没有待三年吧！实在待不下去，因为他看到了人家外边的生活各方面。家里面我那个妈妈呢，此时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刚满一百天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了，就到了苏联，再也没回去过。
在苏联，我父亲谋生，什么都做过，红军也当过。一直在陆川（音）、坐环（音）呀，一直就这样子谋生，生活。山东人是比较能吃苦的，也不怕任何重活什么的，都是这样子。
这以后和我母亲相识了。和我母亲相识，现在推算的话，也就在1920年，估计1920年和我母亲相识的。相识以后，前面生了两三个孩子，都去世了。到以后生我姐姐。现在我姐姐在澳大利亚，她是1929年出生的。
母 亲
关于我妈妈呢，我妈妈不是纯俄国人。我妈妈血统里头掺着土耳其血统。很早以前，俄国也是有很多的战争，比如说土耳其战争呀，俄日战争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战争，这样的战争可多了。估计我妈的祖辈们就有土耳其血统，一直的，我妈妈也有土耳其血统。
关于我姥爷呢，就是我妈妈的父亲，他也不是纯俄国人。可是在当初，在这个生活环境中，也是因为他们家族有土耳其血统嘛，在沙皇时代是容忍不下的，因为他不是东正教徒，对这些人迫（pǎi）得特别厉害。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就跑了。跑到哪？跑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也就是原始森林，在当初跑到那个地方，就算是定居了。
他们去了以后呢，逐渐逐渐，那儿也有流放人员了。还有逃避奴隶制（指农奴制——作者注）的这些人员呀，逐渐逐渐人就多了。现在西伯利亚有一个，可能是个镇吧——我估计——还是个市呢？以我太爷的名命名。十月革命以后呢，就有了其他的名字。可是以后，据说呢，又恢复了以他的名命名这一片地，因为这一片地他是最早的一个人。就这样子就发展下去了。
以后我父亲和我母亲相识，那也就是1918年十月革命以后。当时在苏联，正是在过渡时期，特别困难。可是对中国人的优待呢，在当时优待特别宽。中国人在那个地方，他可以去买到粮食，等等。可是对自己国家的人员呢，在过渡时期卡得很死，而且还有种种的阶级斗争、社会层次呀，所以自己的人，饥饿而死的太多了。这是1918年以后。
我妈妈也是没办法，逃离出自己的家乡，以后就和我爸爸相识了。也可以说是为了饿不死，可以这样子说。你说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个什么共同的语言（笑）。可是以后呢，我爸爸俄语说得相当好，他就学会了。因为这个语言，环境逼迫嘛，慢慢慢慢就学会了。
回到中国
正当生活可以说好一些了，生下我姐姐——可能我估计——那个时候是中国和俄国的一些政治上的情况，就把所有的华侨呢，遣返回了自己的国家。中国人就得返回。他那时候可以躲躲藏藏，可以留下来（哭），可是他不想这样子做……（卡利娅的小外孙女中午放学回来，与她说话）
就这样子，1933年通过霍尔果斯口岸，通过合理合法的手续归国，带着我姐姐回来。我姐姐那时候就好几岁了。他们1933年过来的，她1929年出生的嘛，你想想四五岁的人了，反正隐隐约约她还能记得一些事情嘛。
到这以后，像我呢，我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我跟我姐姐相差太远了，相差十几年。在这个当中也生了很多的孩子，都死了。也许在当初医疗条件，或者是卫生条件，反正是远远不如现在。
母亲又返回苏联
我妈妈生我们子女九个呢。现在只有我们姊妹三个，我在中国，我妹妹在俄罗斯，我姐姐在澳大利亚。所以我们姊妹三个想见一面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姐姐1984年离开这个地方的。
我妈妈带着我妹妹1962年走的。她开始也没有走的这个打算。我父亲去世以后呢，她就想家，最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估计那个时候，她也就给莫斯科嘛，还是给哪个地方，寻人启示嘛——寻找自己的亲人，详细地址呀什么的。完了以后，唉，这就来了回信了。
那时候伊犁有领事馆，有苏侨协会呀，而且领事馆在伊犁是最早的。伊犁的完了以后是塔城的苏联领事馆。是哪一年成立的，这都有记载的。
这就找到我母亲。她的爷爷（外祖父——作者注），也就是我们的太爷还在。他活了119岁，老太爷子，就活那么长时间，还在。她再也忍不住了，死活都要回去。
我还有个妹妹呢，妹妹那个时候是在二十三（指当地的一所学校——作者注）这个地方读书。还剩下一个学期的时间，她们就离开这儿了。
我在当初成了家了，有家了，我也不可能和她一起走了。我姐姐也有自己的家。所以当初呢，我们也就没有走，她一个人走了。
走了以后，也见到她爷爷了。可是她没有办法在西伯利亚待下去，因为她在中国30年了，你想想1933年到1962年将近30年的时间了，她已经适应了这儿的气候。到西伯利亚以后她根本无法适应，再加上身体又不好，那个寒冷，所以……她那个爷爷一直想叫她留在他身边。可是她没办法适应，她愿回到哈萨克斯坦，一直就在哈萨克斯坦生活。
舅 舅
我妈妈有一个哥哥，就她们兄妹两个。
我妈妈可能四岁的时候，她母亲就去世了，九岁她父亲去世，是她这个姥爷把她带大的。
哥哥哪，一出生就叫姥爷领走了。因为啥哪？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沙皇时期呀，像这个异教徒，或者不是异教徒，就是带着异民族的血缘关系的异域部落，沙皇时期征兵，他不要。所以就这样子，把他，把我舅舅，让老爷子带走了。他就征不了兵嘛，就可以保留征不了兵嘛。在沙皇时期，像这种人是不准用的。唉，这样子，我舅舅就一直跟姥爷长大。我妈妈跟我父亲就离开了。
我舅舅有很多的孩子，很多的（语气加重）孩子。他二战的时候带着五个儿子，一直连他自己打到柏林，打到那儿。回来的时候只带回来一个儿子，都牺牲在那个地方。就一个儿子还没有一只腿，一直在哈萨克斯坦一个火车站……（与外孙女说话）
寻 亲
就这样子，我是1991年去苏联，寻找自己的亲人。可是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母亲是1975年去世的，去世于车臣。我妹妹和我母亲在车臣待了27年，我也在那儿待了几个月吧。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政治气氛呀，各方面，开始就乱了，1991年就开始了。
我很想去一趟西伯利亚，因为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的我舅舅的孩子，姐姐们，也就是姑舅吧，我也很想跟他们见一面哪。就说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也罢，那总算还有点儿血缘关系。
在当初，西伯利亚没有开放。我打了个申请书，我想去西伯利亚。外国人是不允许的，因为没有开放。所以去也没去成。我想叫他们过来，看这样子，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我有一个姐姐，也就是我舅舅的一个女儿，她一直在西伯利亚兵工厂工作。苏联的政治这一方面好像是很保守的，像在那些地方工作的人员，他退下来以后，三年以后，他才能够出去。所以她只给我回了一个电报，说：“我工作没有退下来，我无法去见你。”我就问：“这工作为啥要退呢？请个假，我们见个面儿，不行吗？”我们没结识，说是她自己一直工作了一辈子在兵工厂。在西伯利亚，这一类的科学研究院呀，兵工厂，很多的，那里边的人都是那样子。她不能随便这样子出去的。也没见上个面儿。
以后我妹妹的儿子，也在西伯利亚工作，到现在还在西伯利亚。他工作的时候，他倒来了，也是我没见过的外甥嘛。来了，看了。我说：“你具体搞什么工作？”他说：“我不知道。”“那你干什么活儿你不知道？”他说：“反正我们只能冬天工作，而且我们这个机构哪，直接归中央领导，不是地方管。到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们工作。在沼泽地，埋管子，很大的管子。具体那是干什么的管子，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制度就是这样子，不该你知道的，你别问。我们早晨乘直升飞机到那儿去，只工作三个到四个小时，就赶快回来，因为气候太冷了，太让人受不了。”
就这样子和我们外甥见了一面。我待了几个月以后，也就回来了。
“我想把一生写下来”
你说关于我们在这儿吧，我的一生吧，我也很想写一下我的一生哪，可是我没有文化，我写不了汉语。你说我把它写成俄语，在这个地方，又干啥？你还能干啥哪？
我有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国外，他们提出来过，说：“要不然你写。我们反正经常有人来嘛，给你一点一点带过去。我们在那儿出版。”我想一想嘛，这样子恐怕不合适，因为咱们国家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是那样子，草稿既然国家不允许往外投，犯法这些东西，不太合适嘛。
我插话：没事，现在没事。
以前是不行的，所以在当初，算了，免了吧。再一个我也没那个经费，出版呀，我没那个经费。“但是我们帮着出版了以后，销售嘛！你可以写一下你的一生嘛，从你的上辈开始。”
以前有过这个想法，以后呀，算了。谁又喜欢听这些窝窝囊囊的家史哪？
歧 视
像我们这个家，你看，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受冲击，一直就受冲击。
因为啥哪？最让我伤心的，想不通的，从小，从我开始记事，我就开始受别人的这个，冷眼吧！为什么？因为我父亲是汉族。我受这个歧视，这是我最容忍不了的，最受不了的。
我不得不上俄罗斯学校嘛！这两个老的因为我上学经常在房子里争论。妈妈就不愿意叫我去汉族学校上学，因为汉族学校在当初，它各个方面的，生活的、教育的，等等，和俄国人的教育方式、方法不同。女孩子不该这样子，不该那样子。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可是，在汉族学校就没有这个。以前这伊宁市汉族也少得很，不多。自己就为上学闹事。最后自己决定：我要上俄罗斯学校。
我就开始上俄罗斯学校。可是你想，到学校以后呢，在学校受到民族歧视。你说，我们讲我们的生活方式、方法，我们都是俄罗斯式的，只因为我爸爸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不但受到我们同学小朋友们的歧视，连老师的歧视都要受到。那对我们的看法，确实是另眼看法。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在我身上来说的话，这是对我最大的刺激。经常回来就在房子里跟妈妈说：“你干吗要到这个地方来，你干吗要生我们，我们到外面去受这样的歧视呢？”
逐渐逐渐大了，开始上了中学了，上高中了，歧视受得更严重了，更大了。因为自己懂事也懂得多了，所以在学校哪，同学之间也经常打群架。像我一样的这些混血儿哪，和那些纯俄罗斯人就打群架。
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还看不起他们哪！因为啥哪？我们念的书，教材啥东西的，都是俄罗斯的，革命史呀，等等。所以到这个地方，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和我们来的还不一样。我们是合理合法通过手续到这儿来的。那些人哪，那个里头什么样的人都有，白俄军官也有，白俄，而且有很多职务高的，逃避苏维埃政权的，这样的人特别多。人逐渐大了嘛，我们就能够分清你们到这儿的来历和我们的来历。所以一直就这样子，不和，一直就不和。
在当初，在学生年代，还是，实实在在受不了这些人的这一种对待嘛。反正是不和。
俄侨撤离中国
以后哪，总是想，在这个地方，你看，俄国的俄语的什么机关单位也没有。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单位，就一个苏侨协会，有个苏联领事馆 。这以后又咋办呢？所以在50年代就开始，俄罗斯人回国，就开始回国。在当时，政府也没有说阻拦，也没有挽留。回国以后哪，那边就开始大量地接收，开荒。从五几年就开始走，所以好多同学哪，学生哪，也就这样子走了。
有一部分人他一直就不走。他不走，他有他的原因。因为啥？第一个，有好多有血债哪，那是苏维埃政权要算账的一部分人。所以他们哪，就要求到西方国家去，就到加拿大呀，到美国呀，到澳大利亚呀，这样子就走了。
这儿的新疆的中国的俄罗斯人，开始办理往美国这些地方的手续的时候哪，一个就是在美国的托尔斯兑（音）基金会呀，托尔斯兑准将，他的基金会担保，通过这个关系。这一个关系完了以后哪，就由其他的在那个地方已经定居的一些人担保。一个也就是担保，再一个嘛，托的是亲属关系，就这样子开始走。在当初中国政府也不放。为走要办多少年手续，办多少年，十几年的手续。最后中国政府好像也认了。
头几批走的时候，中国政府一直要把这些人，押送到哪呢？押送到那个……那个……就是香港和大陆交界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了？
我插话：深圳，深圳。
深圳，还有一个什么桥那个地方？
我插话：罗湖桥。
唉——对！押送到那儿。交给那边以后，这才回来。头几批走的，都是这样子的，对这儿的俄罗斯人。
他们走，为啥他们要这样子走哪？第一个就是合作化、集体化，他不接受这个。说是我们从苏联往这跑就是逃避这一套嘛，没想到多少年以后在这儿又把这个东西（笑）……他就不接受这一套。所以就这样子大肆地开始走。
开始他们也不放，政府也不放。到最后关押的也关押了。到最后哪，有的甚至于判十好几年刑，就从劳改队上去了，到上边去了，送过去了，就谋生。是这样子走的。
这完了以后，八几年，这就开始大量地走。主要走的哪儿？澳大利亚，因为到美国比较困难，上新西兰他们一般不接受，什么加拿大不接受，除非是直系关系，否则它不接受。那就是为什么当时走澳大利亚。
我们哪，是哪儿也没走成。也不是不想走，也想走。哪儿也没走成，也就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待着（笑）。
你看我们这多复杂，我们这些人。
医院？领事馆？教堂
那时，我在学校，我从1955年吧，1956年开始……以前这个地方，现在也有一个友谊医院。很早以前这个友谊医院是俄国人办的。我妈妈他们来的时候嘛，就有这个医院。1933年就有这个医院，因为领事馆是在那以前办的，可能我估计办了领事馆，就有这个医院了。
像那个教堂 ，我妈妈他们来的时候就有这个教堂了。现在这个教堂，关于这个教堂的年限记载不对。有好多资料，现在乌鲁木齐的也搞这个，关于这儿的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了，教堂这类，也搞这个。不对，现在他们记载的这个年限不对。那这个东西，他们说有资料嘛，那历史资料就是历史资料吧。只有我说，1933年我妈妈他们来的时候那教堂早都存在了，就是现在卖掉的这个教堂的地盘。第一个教堂还不在这个地盘上。嗯，这个东西，你说，人家说根据历史资料说的，我们是根据老人说，这样子说的。
身处政治旋涡
后来我在医院，就是在护士班工作，当护士。
中国方面聘请的专家，苏联专家。这个苏联专家哪，对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是当地的人。当然，这个东西你不承认不行，人家有那个文化，人家有那个学历，人家有那个技术，我们有个啥呢？我们是农民。所以人家对我们的看法，都是从上往下看，也是属于他们的歧视。
没想到，1958年吧，这咋办呢？1958年两国关系就开始逐渐逐渐恶化了。恶化以后这些人也都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个医院就移交给中方了。
在他们在的时候，一个医院就三个院长，维族的一个，汉族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笑）。他们一走就由汉族和维族来管理。我们在那儿哪，我们就成了个啥了？我们就成了罪人，嗯。
所以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员呢，几乎没有走掉的，从苏联的，从其他国家的，没有走掉的，剩下的，三五个人也都作为基本精减，也就这样子赶出大门了。也就在那个时候……（苦笑）。
可是这样子也罢，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我们更交代不清楚了（声音颤抖）。一交代：“他们给你们遗留下来的任务。”一想到这些，我说我这头都要炸了。为啥呢？他们在的时候就把我们压根没当过人，可以这样子说，对我们那是一种耻辱。可是没想到，这个，唉呀，他们走了，我们还是我们当地的，我们是当地人，我们是这儿的主人。没想到，而且受的那个罪（哭），要比那个严重哪去呢！这一折腾就几十年，就没完没了的。每一种人都能拉上我们，苏修特务我们也当过，里通外国分子也当过，因为我们亲属都在那个地方。而我亲属也不是说是越境跑过去的，合理合法走的嘛。什么东西我们都过来了，也就是这个帽子，戴这个帽子。帽子里有什么具体呢？任何具体都没有，就是个帽子。
这以后就把我们都下放到农村去了。我在农村待了17年，也就是作为苏修的残渣余孽了，或者是特务了，等等，反正这一类的帽子多得很。
回来以后我也没什么工作。这就……后期了，最近这几年，噢，一下突然和俄国关系好了，噢，这好得不得了。那得人人要学俄语，非说俄语不可，成了一股子风了。嗯，学俄语。（嘲讽的口气）
我还当了几年的代课老师。我做梦都没想到，那以后我还会当一个俄语代课老师（笑）。现在有的时候想起来，也好笑哪。
你说，一个就是社会的这种变化啊，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政治。在50年代的时候，谁敢说苏联老大哥“不”哪？那确实要判刑的。苏联老大哥做啥都是好的。这个地方，像克拉玛依呀，独山市呀，有大油田，他们来安装机器呀，等等等等，那时候没有人说他们不好。可突然不行了，这和小孩子玩游戏有啥区别的？这阵儿咱两家子好了，两个人好了。现在看，国家也是这样子嘛。一直好的那就好得不得了，嗯。这以后不行了，完了又行了。
就这么一个友谊医院，开始是苏联医院，完了以后呢，就变成友谊医院了，友谊医院完了以后呢，就变成反修医院，反修医院完了以后现在又是友谊医院。就这一个医院，翻来翻去这个名字。光那个病例卡啊，多少个房子，今天是反修医院的病例卡，明天是（笑）友谊医院的病例卡，光那个东西多少哪！
你说像这些情况，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只有这样子看。不过再翻过来说，我们确实在这个地方，守法的老百姓，而且这儿人也很少。我们这些人，反正是什么东西，从我父母开始，什么东西都经历了。
我父母来，1933年，1934年，这个地方，就是马仲英谋反。刚刚10年，1944年，也就是三区革命。
你说，我们现在真的老了。
现在我们对教堂呀……（录音磁带已到头）
“整理好了让我看一下”
你（指我）整理好了以后哪，你应该把那个草稿给我寄来，让我看一下。他（指一个记者）给我完全完全……因为我这个讲话也没有个……是个笼统的，讲这一点，讲那一点。他没有整理一下，就把这个发表了。发表了以后，有好多的事情就颠倒了，整个颠倒了。你说这个东西，最好你把它整理出来以后，我看一下。不要到时候这一颠倒嘛，叫人家一看，因为在伊宁市我想认识我的人很多。嚇，这看了以后说是：“是不是写的你呀？”我说：“好像是。”“不是这码事。”我说：“我也说不是这一码事。”那也写出来了，也发表了，现在不知道在哪儿留着呢。还给我寄来了一份，就说我不满意。
不，你，起码事实，我给你说的是事实，你别给我颠倒了，把这个事拿来给那个事闹上。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丈夫和子女
（在访谈进行中，卡利娅的丈夫已回来，另外挂在墙上的她与丈夫的合影非常醒目，更主要的是她丈夫看上去像极了俄罗斯人，所以我请他谈谈她的丈夫）
从头说起。嗯——，我第一个丈夫是个汉族，这是第二个丈夫。
我第一个丈夫是兵团政治宣传部的，他是雕塑家。在“文革”时候哪，也受到迫害，以后，也可以说是致死了。在当初我在农村，在农村。我这孩子很小。我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这女孩儿才一岁多，我丈夫去世以后。
我丈夫去世，那还要给我们戴一个反革命的帽子。所以我在农村我生活实在没办法。这个孩子哪，连上学，上中学，都不行的，反革命子女嘛。你也知道，这乡下这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嘛，老百姓嘛。结果没有办法，生活实在是没办法，我就改嫁了，就嫁到这个人。
这个人是俄国人……（与女儿说话）所以这个，这个大概就麻烦了。
他哪，是1938年从苏联到这儿来的。来的时候是随他父母来的。他有个姐姐。他姐姐和他哪，是在苏联出生的，一个父母。他父亲死以后呢，他妈妈改嫁跟了个朝鲜人 ，唉，就到中国。在中国又生了两个孩子，那就是同母异父吧！
就这样子，他也就是在这个察布查尔长大的。在察布查尔长大，嗯，童年时当过长工。解放以后，这是五几年，他就参军了，一直就在查县（指查布察尔锡伯族自治县——作者注）公安局工作，当民警。
这到“五二九”的时候哪——这不是有个“五二九”事件嘛，你听说过吧——“五二九”的时候他就成了嫌疑犯哪，“五二九”的嫌疑犯。在当初哪，可能中央也有这一种文件，外国人一律不允许在要害单位。所以像他这个，年年又是先进工作者，又是党员，那也得找一点事儿嘛。怎么样能弄出……找一点事嘛。哼，最后就成了嫌疑犯了。就把他下放到农村去了，就在农村从事农业。我们也在那儿。正好我也遇到这个事儿，以后哪，我们两个就结合了。
我跟他结合以后没生过孩子，他不要求孩子。他说能让这三个多上两天学，能把他们带大……因为他本是个孤儿嘛。他母亲一死，他就养活他那弟弟、妹妹呀！他就能体会到孤儿的这一种，困境吧！这么多孩子都上学，再不要了。因为孩子多了负担也大，所以就供我这些孩子上学。
我两个儿子呢，都上了大学。大儿子现在在这儿正友家具工作；老儿子哪，是在州文联工作，他是画画儿的，搞美术的。这个女儿哪，也上过学，现在在伊犁报社，在广告——电视广告部工作。都成家了，各自有各自的家。
相依为命
我两个哪，就相依为命，就这么活着。
我没有任何东西，他有退休费。退休费就是……这是在多少年前政策落实，为他的问题跑来跑去，最后算是平反了，搞错了。你说一个人有几个24年哪？有几个24年？最后平反，说怎么办，我说退掉，因为在当初非常伤心。在当初你还是个先进工作者，每年是模范，党员。对你也就是说不重用了，不信你了，对不对？因为你眼珠是蓝的。我经常跟他一说，他就非常生气。如果你眼珠是黑的话，不会这样子（笑）。所以我一刺激他，他就非常生气。
他也没有什么文化，就这样子完成了工作。退休以后，就搬回了城市，因为孩子。我儿子已经毕业了，一个人还没有成家。嗯，再一个女儿还在上学，所以我们就搬回来了。
我的前夫哪，也得到平反了。得到平反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因为啥？你改嫁了。所以就这样，算是完了，嗯，就平了个反。你改嫁了嘛！你，这不，白牵扯到这个，抚恤金哪，啥也不牵扯到嘛。哦——我也没再去追讨这些事情，你说，追也是白追，因为在兵团的时候的那些情况你也不知道，确实和地方不一样。
我和他成家，这也可以说28年了。我们就这样子相依为命，这日子更好。他1979年吧，1979年？1976年？哪一年？去到东北拍电影，拍那个《熊迹》。他参加过那个电影。完了以后，这……这……这……前几年吧，去拍那个《鸦片战争》，在那儿也参加过拍电影，“当”过英国商人、英国士兵、鸦片商人。参加了两次，反复去，到内地。那一次就是在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拍那个《熊迹》，也就是扮演的沙皇的那个士兵嘛，呵，呵。
这个人嘛，是个很好的人，我非常尊重。因为啥哪？他那时到我家，到我家，自己一个男人，不要自己的子女，这确实是很难以做到的。哪一个男人都有一个“私”字，我能养你这三个，难道说我不想要一个后代吗？可是这个人绝没有这个想法。
我的子女对他相当好，也非常尊重他。
这是我子女和我这个家里边最简单的这么一个情况。
（卡利娅阿姨的丈夫进来，我们闲聊。因为他去过哈尔滨，去拍电影《熊迹》，我们就谈哈尔滨，谈那里的俄裔，谈东正教堂。我还给他们拍了照）
后 记
从学科角度分，口述史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历史学，一为人类学。本篇兼具历史学与人类学双重学科性质。
本篇虽然讲的是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经历，但口述人把个人命运放在大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中去叙述，涉及中国人移民俄罗斯、十月革命、白俄大逃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中苏联政治移民、俄侨撤离中国、中苏关系恶化、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等一系列贯穿整个近、现代中俄关系史的政治和历史事件。
从人类学角度分析，本文涉及文化冲突、涵化、边缘族群、种族歧视等人类学的主题，尤其是种族歧视。作为一个族群，中俄混血人曾受到来自两个主流族群和主流社会的歧视，这是很特殊的。
再后记
这篇口述史是2003年采录并整理完成的。2008年夏季，我的一个学生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学习满语，期间他曾到伊宁东正教堂，听说卡利娅已去世。那一天是星期天，他见到了卡利娅的儿子SXD先生，他们聊了一天。S在察布查尔县长大，他的满语说得非常好，俄语却说得不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