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边缘族群的苦难记忆
——关于俄裔的口述历史
从1995年至今我一直在关注生活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族群，我将其称之为“俄裔”。顾名思义，俄裔就是俄罗斯人的后裔。这个族群可以继续分为两个亚族群，一个亚族群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按国籍可分为俄罗斯侨民（简称“俄侨”）、无国籍侨民和中国籍的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另一个亚族群是中俄混血人。“混血人”是民间使用的汉语族称，“中俄”二字是我加上去的，以示与以“混血人”为族称的其他族群相区别。
如今生活在中国的俄裔绝大多数都是中俄混血人，比如在整个东北地区，据我掌握的情况，纯血统的俄罗斯人目前只剩下10余人，而中俄混血人可能高达数万人。新疆也是一样，2003年8月，我在新疆做调查，全乌鲁木齐市3000多俄裔（俄罗斯族）中只有三人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但历史上不是这样，比如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旧称额尔古纳右旗），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当地苏侨和无国籍侨民的村庄多达50余个，而中俄混血人的村庄只有10个左右。
俄裔口述史的套路
我做俄裔口述史带有随机性，不像刘小萌先生那样做知青口述史比较正规。刘先生做知青口述史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采访录音”。而这一步又可分为两个小的步骤，首先是“根据对象拟定采访大纲”，然后“进行实地采访”，我则缺少第一个小步骤。通常我到了一个地方——之前我对那地方并不了解——遇到一个人，觉得可以做他（她）的口述史，于是就做了。甚至有时我是在对那个人做访谈或问卷调查做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他有很有价值的经历，并且他也善于表达，这时我会暂时中止访谈或问卷调查，而让他将自己的经历完整地讲出来。刘先生做知青口述史的第四步是“把初步修订稿与本人核实，做必要的补充修改，撰写采访前记，在此基础上形成定稿”。而在我做的二十几个俄裔口述史中，则没有一个“与本人核实”过。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很多地方我只去过一次，没有机会再去，就是说很多口述人我只接触过一次，没有机会再接触，当然也就没有机会“与本人核实”。第二，我所接触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或普通市民，他们普遍不太关心他们的口述史的“版权”问题。
但我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套路，而且越到后来这个套路运用得越熟练，因为我逐渐发现，作为同一族群的成员，俄裔们具有十分相似的经历。当然相似之中也有不同，否则我只需做一个口述史就可以了，而这也正是我需要挖掘的。
通常，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祖上谁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如果访谈人的母亲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那么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父亲和母亲是怎么认识的？他们是怎么结合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洗没洗过礼？第四个问题是：你上过学吗？在哪儿上的学？第五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都做过哪些工作？第六个问题：你有几个兄弟姐妹？第七个问题：你什么时候结的婚？第八个问题：你有几个子女？第九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是怎么离开中国的？第十个问题：你在“文革”中受过冲击吗？最初我并没有普遍地问这个问题，但俄裔们讲着讲着，话题就会转到这上面来。后来我发现俄裔口述史中最精彩的部分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他的父母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另一个就是他在“文革”中及其前后的遭遇。前者能提炼出两种文化碰撞、融合这个人类学永恒的主题，而后者则是这个族群的“苦难记忆”。我在北京大学听过人类学家景军的一个讲座，题目叫“苦难记忆人类学”。景先生称苦难记忆人类学发端于犹太人对二战的苦难记忆。俄裔们对“文革”中所经历的“苦难”的“记忆”为苦难记忆人类学提供了另一个鲜活的例证。尽管“文革”结束已近20年了（我做俄裔口述史始于1995年），但俄裔们并没有机会将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讲出来，很多人告诉我，我是第一个来听他（她）倾诉的人。
俄裔在“文革”中的遭遇常常伴随着种族歧视，但种族歧视并不限于“文革”期间。如果口述人在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时没有涉及种族歧视的内容，我通常会再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因为自己长得像俄罗斯人而遭受过歧视？
针对这样一个血缘—文化的边缘族群，我对俄裔的族群认同（包括国家认同）十分感兴趣，通常在“故事”结束之后，我会问一个有关族群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你去过俄罗斯吗？如果对方回答说没有，那么我就问：你想到俄罗斯定居吗？也可以有其他几种问法，或者将这几个问题都提出来。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你的祖国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第四个问题是：你认为中国好，还是俄罗斯好？
苏联排华与俄裔的遭遇
中俄混血人有两个诞生地，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中国人进入俄罗斯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越过中俄东段边界进入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另一个途径是乘船从山东半岛直接抵达俄罗斯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同闯关东一样，中国人称到海参崴为“闯崴子”。生活在哈尔滨的中俄混血人列娜（女，1924年出生）祖籍山东海阳县，其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人闯崴子，到位于海参崴南不远处、日本海中的一个岛上淘金子，后来与当地的一位俄罗斯姑娘，即列娜的母亲结婚。
俄罗斯排华始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就有过排华事件发生，尽管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明。列娜出生在俄罗斯，她在那座位于日本海的孤岛上已长到三岁，她说：“我那时已经记事，苏联人见到中国人就杀，我们先到海拉尔，然后才到哈尔滨，纯粹是逃难。”列娜出生于1924年，她三岁时是192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
中俄混血人之所以受到排挤，原因是苏联并没有将他们认定为一个单独的族群，而是将其统统归入华人的行到，甚至在国籍的认定上，他们通常随了父亲，而不是母亲。出生在俄罗斯的中俄混血人是以华侨的身份进入中国的。
二次大战爆发后，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及其俄罗斯妻子和中俄混血子女受到排挤，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回到了中国。生活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QCH老人（尼古拉，男，1926年出生，已去世）也是出生在俄罗斯的中俄混血人，他们一家是1935年回到中国的。那是一个冬天，他说：“我们和一家姓杨的，赶着马车，为了迷惑苏联红军，在抵达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一个村庄后，并没有马上过来，而是假装在那里住下。半夜乘苏军不备，赶着马车就往中国跑，但还是被发现，我们也顾不上后面密集的枪声，只是一个劲儿地用鞭子抽马，让它快跑。当马车跑到河中央——已进入中国境内，后面的枪声停止了。”
其他人则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朝鲜人和日本人一道被集体迁往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我曾经看过一个材料，说朝鲜人被迁到哈萨克后，一下火车就紧紧抱住苏联士兵的大腿，说：天哪，这地方能种水稻吗？之后他们有许多人通过伊犁（霍尔果斯）和塔城两个口岸移民中国新疆。据我2003年8月的调查，生活在乌鲁木齐的3000多俄裔，除两家为河北人外，其他家庭都是山东人，甚至有很多人是东北义勇军的后代，当年东北义勇军撤退到苏联后大都在当地娶妻生子了。生活在伊宁市的卡利娅（女，1940年出生，已去世）是出生在当地的中俄混血人，1933年，她的父母和姐姐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回到中国的。
“文革”期间及其前后的遭遇
正如在俄罗斯中俄混血人被视为华人一样，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生活在中国的中俄混血人却被看作是俄国人。而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族群在历史上的遭遇，几乎都与其所在国家主流族群对他们的认知和态度有关。特别是当两个主流族群产生矛盾时，生活在两个族群之间的边缘族群的厄运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一位中俄混血妇女在讲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时，曾感慨地对我说：“在中国，我们不被看作是中国人，到了俄罗斯，我们反倒被当成是中国人。”
俄裔在中国的厄运始于中苏关系的破裂。1962年，新疆发生了中国边民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伊塔事件”之后，那些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在军队和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即被从这些部门清理出来。卡利娅的丈夫，一位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就是这时被从公安部门清理出来，之后被下放到农村的。卡利娅这时也被下放到农村。相同的遭遇使他们对对方产生同情，并最终走到了一起。生活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PHC（阿列克谢，男，1934年出生）是一位中俄混血人，以前他曾在当地的体委工作，是一名干事。“伊塔事件”之后他被迫离开体委，之后全家被下放到位于额尔古纳河畔的一个小村庄。HXZ（沃利亚，女，1936年出生），又一位中俄混血人，她的情况与PHC刚好相反，他们一家原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另一个村庄，但由于她的丈夫是纯血统的俄罗斯人，“伊塔事件”之后，他们一家被指责为“颜色不正”而被迫迁往一个远离边界的村庄。
“文革”开始后，生活在中国的俄裔不是被打成苏修特务，就是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还有一个特殊的罪名叫“米吉斯共和国成员”。米吉斯是俄语“混血人”的意思，据说是一个小伙子酒后失言，称“我们是米吉斯共和国”，于是造反派开始在额尔古纳全境搜查并逮捕了大批“米吉斯共和国成员”。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俄裔聚居的村庄都有造反派私设的监狱，被抓进监狱的俄裔被戴上了造反派们自制的手铐和脚镣，待遇好的白天能下到地里干活。有一个年仅11岁的少年也被关进了监狱。
我每一次到额尔古纳市都要去看望该市第一中学退休俄语教师王秀芝（伊林娜，女，1943年出生）。王老师有一个儿子，眼睛斜视，王老师告诉我：当年她是以米吉斯共和国女秘书的身份被抓起来的。当时她正怀着儿子，曾被多次吊起毒打，结果儿子一出生就落下斜视的毛病。还有一个妇女，也是怀孕，在一次被吊起毒打时，胎儿被打下，当场死亡。当时正值隆冬时节，胎儿的尸体被造反派在雪地里拖出几十米远，留下一道鲜红的血痕。
另一位生活在哈尔滨的退休俄语教师LJY（柳芭，女，1932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后，她的父母和弟弟移民前苏联。LJY和姐姐因为已婚暂未与父母同行。父母到苏后给LJY发来邀请，LJY拿着邀请函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办理手续，哪知公安局已被造反派占领，LJY一到公安局即被抓起。她在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里关了一年。那时候她的外甥经常到监狱给她送饭，她怕外甥也被抓起，于是常在心中求显圣者尼古拉保佑她的外甥平安。直到今天，尼古拉的圣像还被她供在自家的圣像台上。
郝春发“叛国投敌”案
“叛国投敌”这个字眼，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恐怕是十分陌生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多少都能唤起一些记忆。黑山头是位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西南部的一个村庄。离黑山头不远是清雍正年间设在额尔古纳河畔12座“卡伦”之一的四卡，四卡对岸是俄罗斯的旧楚鲁海图镇。早在清代这里就已被辟为中俄贸易口岸。
同所有俄裔聚居的村庄一样，“文革”初期黑山头也有一座造反派私设的监狱。监狱里关押着一个叫郝春发的“犯人”。他那时已经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了，有一天放风，他突然看见监狱的墙上赫然被贴上了七个大字块：“立刻枪毙郝春发”。他决定逃跑，逃到前苏联。
白天看押他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看得很严，即使是上厕所也要由其中的一个人跟着。到了晚上，换上来一个老头，他是当地小学校的校长，外号叫“迷糊”。夜半时分，郝春发提出上厕所，那个老头困得要命，正在打盹，就让郝春发一个人去了。郝春发乘机逃出监狱，沿着根河 向额尔古纳河方向逃去。
郝春发经过家门时也没顾得上回家与亲人道一声别，只顾拼命地向前跑。没跑出多远，即有“追兵”在后面追来，左边一辆摩托车，右边一辆吉普车，但郝春发并不担心，因为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而且距离额尔古纳河也没有多远了。
不久到了一个“鱼亮子 ”，这是郝春发同其他社员去年搭的。郝春发手扶着鱼亮子，不一会儿到了根河对岸。在额尔古纳河中离河岸不远有一座小岛，小岛虽然离中国领土近，却属于苏联，并且岛上还有一座铁制的苏军瞭望塔。真是天助他也，当时正是初冬时节，额尔古纳河在那一年第一次结了冰。冰结得不算结实，而且只有靠近岸边的浅水区才结了冰。郝春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这座小岛。郝春发告诉我：如果他当时跑得慢，就会落入水中。
岛上没有苏联哨兵。这时瞭望塔上的电话铃响了，郝春发爬上瞭望塔，拿起了电话，用十分流利的俄语向对方讲明了自己的处境。没过多久即有苏联士兵上岛将他接走。
苏方给他换上了新衣服，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他，又领他到各地参观。这一切的目的是发展他为特务，让他潜伏回国，为苏方搞情报。郝春发不从。郝春发说：虽然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破裂，但双方都还遵守着以前的协定，如果有边民逃往对方国家，对方国家应将其遣送回本国。
郝春发被从满洲里遣送回中国，在监狱的小号里关押了一年。一年之后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入狱，在哈尔滨一座劳改工厂里改造了10年。“文革”结束后郝春发被平反，回到家乡，与父母、妻儿团聚。
这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个口述史，我每次要提问，都被郝春发用手势打断。他事后告诉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后 记
我在1991年第一次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时就已经涉及到这个题目了。1993年7月，我在黑龙江漠河北极村，见到过当地的中俄混血人，但如同我在1991年第一次做田野时一样，这一次也没有使我产生探究这个族群的想法。
这个题目之真正进入我的视野应该是1995年，而且是出于偶然。当时我正在做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研究，7月的一天，我在海拉尔的京联书店买到一本小书，书名叫“北方混血：中国男人和俄罗斯女人的故事”。这是一本报告文学，作者中夙是生活在大连的一位作家。书的封二上有这样一段话：“在祖国的北方，在满洲里到海参崴四千公里长的冻土上，有一条奇特而富浪漫色彩的中俄混血带。”“混血带上，居住着成千上万对诞育着混血儿女的夫妻。不同国籍、不同宗教、文化和习俗的男女主角们，在命运的支配下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悲喜剧，为后人留下了诉说不尽的风流故事。”但书中并没有提到日后成为我最重要的田野工作现场的额尔古纳地区。可能是这样的：1991年我第一次做田野时从地图上知道内蒙古额尔古纳右旗有一个恩和俄罗斯民族乡，但当时我并没有打算去那里。1995年当我第二次到呼伦贝尔时，是这本小书所讲述的那些动人的故事和所描述的俄罗斯民族风情激发了我到那里去看一看的愿望。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呼伦贝尔盟首府海拉尔距离恩和俄罗斯风民族乡所在的额尔古纳右旗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1995年7月26日傍晚时分，我到了额尔古纳右旗旗政府所在地拉布大林镇，住进一家小旅店，向店主人打听有关恩和的情况，店主人建议我去吉拉林（室韦），说那里的俄罗斯族人比恩和多。7月27日我乘小客车前往吉拉林，经过恩和时，看到了路边山脚下俄裔的墓地。在吉拉林我只住了一宿，但收获却颇丰：参观了同样建在山脚下的俄裔的墓地和建在额尔古纳河畔供有东正教圣像的小龙王庙，拜谒了两户俄裔人家，其中一户的男主人已68岁，我做了他的口述史。这是我做的第一个俄裔口述史。我与我的研究对象第一次亲密的接触就是这样。
我与我的研究对象第二次亲密的接触是在三年后的1998年。8月2日我再一次走进额尔古纳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一次是做有关中俄混血人东正教信仰现状的专项调查。8月2～4日在拉布大林做调查，8月5日乘车前往恩和，8月12日离开恩和，前后刚好10天。
从额尔古纳回到哈尔滨后，我决定调查生活在这里的俄裔及其文化。由于哈尔滨的俄裔不像额尔古纳地区的俄裔有自己聚居的村落，而是分散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从而给调查带来了一定难度，最关键的是当时我连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俄裔也不认识。南岗区东大直街离秋林公司不远有一座东正教堂，即圣母帡幪教堂，平时经常从它的门前经过，但它的大门总是紧闭着，不像附近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新教）堂那样总是门庭若市。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是谁告诉过我，他曾见到过那里有活动，我决定先与哈尔滨市宗教局取得联系。宗教局负责东正教事务的杨诚先生让我去圣母帡幪教堂找一位叫李锡歧的老先生。1998年12月1日我在圣母帡幪教堂的一座附属建筑里见到了李老先生。他原来是哈尔滨市民族宗教局负责东正教事务的干部，退休后被聘到哈尔滨东正教会工作。但那一天不是星期天，圣母帡幪教堂没有活动。12月20日，一个星期天，上午9时许，李锡歧领我进入圣母帡幪教堂。从那一刻开始到1999年6月我离开哈尔滨到北京工作，我曾先后10次到该教堂，记录教堂内的活动，其中包括1999年1月6日和7日的圣诞节、4月10日的巴斯克节“除夕夜”。除了在圣母帡幪教堂做记录外，我也尝试走进俄裔家庭，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
1999年6月到2001年9月我在北京工作，其间我也曾回到哈尔滨，观察和记录俄裔的生活，包括他们在圣母帡幪教堂内的活动。2001年9月我回到哈尔滨后，对俄裔及其文化的调查又得以继续下去，其中2003年5月6日“代亡人祈日”，在东郊皇山俄侨墓地，参加俄裔在那里举行的活动。我最后一次到圣母帡幪教堂是2005年1月7日圣诞节。
我决定继续研究额尔古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及其文化。在我离开额尔古纳六年之后，2004年8月，我第三次走进额尔古纳。在对数个中俄混血人聚居的村庄进行比较之后，我决定选择阳村作为参与观察的田野点。选择阳村的理由是：1.该村是中俄混血人聚居的村庄，其人口占该村总人口的半数左右；2.该村规模不大，总户数在100户左右，较适合一个人工作。其实额尔古纳地区有一个更适合一个人参与观察的村落，就是临江。第一，临江的规模比阳村小；第二，临江没有蒙古族（阳村有半数蒙古族）。之所以没有选择临江，是因为2004年8月25日我在临江听说不久前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生时春丽女士在此调查了一个月。我决定不做重复性调查，才最终选择了阳村。
我在阳村正式参与观察始于2005年8月。从那时到现在，我曾多次到阳村，计有：2005年8月19～25日；2006年4月29日～5月4日；2006年7月26日～8月5日；2006年10月3～8日；2007年8月22～25日。
我最初的想法是做出一部典型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把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典型的边缘族群去解剖，以此探讨有关边缘文化的问题。我一直在苦苦寻找一种现成的理论，希望通过我的个案研究来发展这种理论。2007年我勉强找到了美国历史学派的文化区理论，通过对额尔古纳这个文化边区的研究来发展文化区理论。这样我就已经改变了我的初衷。于是我一方面将调查的范围从阳村扩大到整个额尔古纳地区，另一方面又将历史加进来，因为我发现作为俄汉文化的边区，额尔古纳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很不一样的。
除了哈尔滨和额尔古纳地区，我也将对俄裔及其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扩展到其他地区。2002年10月，我和朋友到伊春地区旅游，很偶然地对位于黑龙江边一个小村庄（属黑龙江省嘉荫县）的中俄混血人及伊春林区一个小村庄的一户中俄混血人进行了调查。2003年春节期间对生活在天津和北京的阿尔巴津人（中俄混血人的一支）进行了调查。2003年8月对新疆伊宁和乌鲁木齐的俄裔（俄罗斯族），包括生活在伊宁的基督教新教五旬教徒（纯血统的俄罗斯人）进行了调查。2004年春节期间对生活在大连的一位无国籍中俄混血人进行了访谈。2004年9～10月沿乌苏里江对生活在该江沿岸的俄裔进行了调查。其中在一座位于乌苏里江畔的干净的小城，我十分偶然地对当地的波兰—俄罗斯裔进行了调查。在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交汇的抚远，对一位中国籍的纯血统的俄罗斯人进行了访谈。
除此之外，1991年至今我还对生活在额尔古纳地区以外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俄裔及其文化进行了调查，这其中包括多次对生活在原中东铁路西线各地的俄裔及其文化进行的调查以及多次对鄂温克—俄罗斯裔及其文化的调查。鄂温克族有三个分支，其中通古斯鄂温克人和驯鹿鄂温克人中混有俄罗斯人的血统。2008年8月我对通古斯鄂温克人中的鄂温克—俄罗斯裔和一位俄侨——纯血统的俄罗斯人进行了调查。而我对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自从1991年至今已达六次，每一次都涉及对其中的鄂温克—俄罗斯裔的调查。对原中东铁路西线各地俄裔的调查涉及以下地点：满洲里、哈克、札罗木得、牙克石、卓山、免渡河、博克图、雅鲁、巴林等。原中东铁路西线以外的呼伦贝尔地区涉及图里河、莫拐等地点。
无疑，俄裔及其文化是我调查和研究的重点，但除此之外，这个题目之下还包括两个比较次要一点的内容：第一，是对“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这个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不过我的研究局限于小传统——民间的层面，不包括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在中国的传播这个属于大传统的内容。其中调查和研究的地域主要局限于东北地区北部（历史上称“北满”），特别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第二，是对中国各地存留的俄罗斯建筑的调查，除了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市和原中东铁路沿线各地，我也到其他地区调查过，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还包括新疆、河北的张家口地区以及作为旅游胜地的庐山及北戴河。这其中包括一个专项调查，即对现存的中国东正教堂和东正教徒墓地的调查，至今我已寻访到二十几座东正教堂旧址。
值此《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一书出版之际，我开始对我自1991年以来的田野调查进行疏理，面对40余本田野调查笔记和数千张照片，竟不知从何处下手。
我从1995年正式开始有关这个题目的调查与研究。2000年开始发表相关的论文，至今已发表论文26篇。2008年的这个冬天，在我开始这个题目的调查和研究13年之后，在我开始发表相关的论文八年之后，我决定选择其中的一部分论文出一本论文集。但在编辑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论文之间有重复，于是我决定把这些论文改造成一部专著，以避免重复和其他一些缺陷。与此同时，为了增加这部著作的可读性和可视性，我又从数千张照片中选出400余幅作为插图放入其中。但缺陷仍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一是史料运用还很欠缺，特别是俄文史料完全没有利用；二是尽管进行了调整，但仍然有重复的地方。因此在这里我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原谅，并提出批评。另外，对于本书所涉及到的大量的俄语单词，我只给出了它们的汉语译音。其中大部分单词出自有关的中文文献，其译法不够规范，而我也未予纠正。在此恳请读者和专家，尤其是俄语专家原谅。
本书的400余幅图片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人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我调查过的对象，与我熟识。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一一征得他们的同意，便使用了这些图片，在此恳请他们的原谅。另有少量图片中的人物，是我随机拍的，他们本人并不知晓，在此更恳请他们的原谅。
这本专著的出版是对我前一段工作所做的一个总结，但不等于画上了一个句号，我的工作还在继续，这个题目还在吸引着我。大概在几年之后我能拿出一部有关额尔古纳地区的人类学专著，我期望着。
2008年12月5日
再 后 记
本书初稿完成于2008年12月，距现在已过去整整一年零八个月。期间我又曾四次抵达额尔古纳地区。第一次是出席由内蒙古俄罗斯民族研究会主办的一个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会后由该研究会组织对该地区进行了短暂的调研。第二次是出席东正教圣英诺肯提乙堂的登记开放仪式。第三次是过巴斯克节。第四次是今年7月底对阳村进行的短暂回访。今年4月从额尔古纳地区回来后，我又出席了哈尔滨的中俄混血人在圣母帡幪教堂举行的巴斯克节后第一个主日的活动。而从今年4月开始，我对驯鹿鄂温克人的调查又进行了四次。我已将有关内容补充进本书中。此外还补充了一些史料，而这正是本书初稿所欠缺的。
本书初稿完成后，我即开始为它的出版而奔波，期间我曾联系过多家出版社，都没有谈成。承蒙北方文艺出版社宋玉成社长的关心，使拙稿终于能够出版，而在我和宋社长之间牵线搭桥的是《新晚报》的戴淮明先生，在此我向他们二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此外我还要向为拙稿的出版而付出努力的其他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张晔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小萌研究员、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协会秘书长先生、哈尔滨合力文化公司经理张丽娟女士、哈尔滨学院的陈伯霖先生和《中国工商时报》驻黑龙江记者站主任刘洁先生。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的张松先生对拙稿进行了认真的校对，王哲先生为本书翻译了俄文目录，张力先生为本书翻译了英文目录，在此对他们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安璐，没有她的辛勤劳动，本书的出版是无法想象的。
2010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