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日本核心内阁做出“日本期望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在华北的行政权力”的决定，具体工作由土肥原等三名将军主持。他们使用欺骗、恫吓、软硬兼施等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在签订《上海协定》、《塘沽协定》之后，又相继签署“秦（德纯）土（肥原）”、“何（应钦）梅（津）”两协定，有效地把国民政府的势力，从华北大部地区排挤出去，轻而易举地叩开冀察两省门户。
侵略者的野心并未因蒋介石的忍让而收敛。为进一步推行“华北自治”计划，土肥原等挖空心思想物色一个既反蒋、又反共，既有野心、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把曹锟、段祺瑞、靳云鹏、王揖唐、张敬尧、唐绍仪、吴佩孚，一一进行权衡比较，不管从哪方面讲，吴佩孚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于是，他们不顾几次失败的教训，向吴佩孚发起攻势。
吴佩孚的门庭冷暖，一向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近来，他的门庭突然热闹起来。
这天，一辆插着“膏药旗”的黑色轿车，一直开到吴佩孚的楼下。从宋哲元取代何应钦成为北平主宰之后，日本人出入吴公馆更方便了。车门开处，符定一从副驾驶座上下来，打开后车门，低头哈腰把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请出来，一前一后来到楼上。
来人深鞠一躬，故作激动地向吴佩孚请安问好。吴佩孚看出来人是他分别多年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他笑着说：“托福托福。冈野君，你是稀客，快快请坐。”
冈野说：“多年不见很是想念，特来拜访。”
冈野增次郎，日本老资格军人，大佐衔，中国通。他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肄业于南京正文书院，是南通状元张謇的大弟子。虽非汉学饱学之士，但诗词歌赋颇知一二，对华夏遗风并不陌生。他与吴佩孚既是生死之交，又有主仆之谊。早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他们就一起参加中日联合侦察队，在东北搜集俄军情报。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后，日本人把他安插在吴佩孚的身边工作，随时刺探吴佩孚的情报。因冈野是吴佩孚的老相识，吴佩孚便把他收在自己左右。冈野的上司对他苛之甚严，不许他给家人写信、打电话，不准他单独会见日本人，更不准他暴露身份。吴佩孚榆关战争失败后，冈野在鸡公山与他拜别回国。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次他奉土肥原之命，为土肥原拜访吴佩孚牵线搭桥。
吴佩孚知道他不是来叙旧的，也多少猜出他的来意，他倒要看看小日本能玩儿出什么花样。他支开恭身侍立的符定一，与这个完全中国化的日本人开始交谈。
冈野东拉西扯，殷殷话旧，兜了一阵圈子后谨慎地问：“玉帅想必知道土肥原将军吧？”
吴佩孚洒脱地说：“土肥原？知道。他的大名谁人不知？”
冈野虔诚地说：“他让我代他问候玉帅。”
吴佩孚故作惊奇：“噢，他怎么突然对我感兴趣了？”
吴佩孚对土肥原这个为害中国二十年的“中国通”并无好感。因为他的名字跟溥仪出逃，组建“满洲国”，“塘沽”、“何梅”、“秦土”协定，组建冀东傀儡政府等一系列侵略活动联系在一起。照吴佩孚过去的脾气，多难听的话都会甩出来。但经过一系列磨难之后，吴佩孚的脾气变得好多了。
冈野解释说：“十二年前，土肥原将军在洛阳曾与玉帅有过一面之缘，后来一直无缘拜晤，感到十分遗憾。他想在玉帅方便时前来拜访，不知玉帅肯不肯赏光？”
吴佩孚大度地笑道：“哈哈，中国是礼仪之邦，不会慢待朋友。再说，我一介平民，大门一直向土肥原先生开着，他愿意哪会儿来我都欢迎。”
冈野受宠若惊，赶忙站起施礼：“哎呀玉帅，您过谦了，卑职代土肥原将军感谢您。您是一代英才，无人能比。您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中国的事离开您是办不成的。”
吴佩孚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又飘飘然起来：“嗯，这倒是，我的政治潜力很大，老蒋差得远呐。”
冈野下楼时，陈廷杰、符定一早等在楼梯口。冈野一露面，他们就把他拉到密室，还没坐稳，陈廷杰便问：“谈得怎样？”
冈野得意地说：“一切顺利。老头子表现出少有的和蔼，破例没说疯话，看来事情成功有望了。”
符定一说：“别看老头子嘴上硬，其实早为出山耐不住了。等土肥原一亮底，他肯定会欣然答应，这五省总头目算是当定了。”
陈廷杰老谋深算地说：“别高兴得太早，老头子脾气古怪，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冈野小声说：“土肥原将军说过，只要对日本国有利，打着抗日旗号也无妨，主要看实质。你们要不断拉拢吴夫人、少帅、他内弟、小姨子，要他们不断地吹风、哭穷。要不时给他们点甜头儿，只要能办成此事，帝国有的是钱。吴佩孚如能上台，你们都是功臣，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次日上午，年仅四十四岁的陆军中将——结实而矮胖的土肥原，恭顺地坐在吴佩孚对面的太师椅上。他容光焕发的圆脸上，挂着谦和自信的微笑。他没料到脾气一向古怪的吴小鬼，这么快就接见他。因为他知道吴佩孚对日本人、对他本人向来无好感。
土肥原贤二，1883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武士之家。其父为陆军少佐，其兄为陆军少将。他从十三岁起就读于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二十一岁陆大毕业后，以优异成绩任职于参谋本部。不久，就被派往中国做谍报工作。先后任队长、旅团长、师团长、奉天市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军团司令官、方面军司令、航空总监、陆军大臣等要职。二十多年来始终活跃在中国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谋略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他诡计多端，阴险狡诈，以生活随便、不修边幅著称。他喜欢穿中国便装，从不向他人炫耀自己的军阶与权势。他随和敦厚的举止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迷惑过不少中国人。人们愿意和他交往，说心里话，各种情报自然而然流进他的腰包。他不吸烟，不饮酒，从不把自己搞得酩酊大醉。虽然官阶很高，但生活简朴清廉。就是他，给中国制造过无数灾难和麻烦……
今天，二人一见面，他们不期而然想起十二年前会面的情景。
那时，土肥厚在北京坂西机关工作。当时的该机关，根据寺内内阁的方针，是支持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但经过直皖、直奉两次战争，段、张相继败北，吴佩孚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于是，坂西机关便派土肥原和铁木贞一去接触吴佩孚，想弃段、张而就曹、吴。
他们一到洛阳，便受到吴佩孚的隆重接待，把他们安置在中州迎宾馆。晚上，吴佩孚设宴为其接风，八大处幕僚悉数出席，他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会谈。吴佩孚大吹大擂，自诩中国主宰，很少给别人插嘴之机。
回到宾馆，铁木贞一大骂吴佩孚是狂徒，成不了大气候。土肥原却认为，他绝非等闲之辈，他在跟你装疯卖傻，今后主宰中国者必吴也，日本不能拉他，就狠狠打他。
日本人几次试探失败，更忌恨吴佩孚。榆关战争中，拼命支持张作霖。土肥原的庞大特务集团，则干扰破坏吴佩孚的金融财政，终于前后夹攻，把吴佩孚赶上鸡公山。由于土肥原的出色工作，他肩上多了一颗将星，吴佩孚也恨他恨得要命。
吴佩孚逃亡四川后，日本人利用他急于复国的心理，派人去白帝城输诚，谁知吴佩孚就是不上日本人的贼船……
想起这些，吴佩孚想，我要认真对付这个恶魔；土肥原想，我一定要撼动这头倔牛。
土肥原呷了一口茶，口称“玉帅”，恭维吴佩孚是一位德高望重、高风亮节之人，说他早想与其交往。现在他伸出友谊之手，希望与吴佩孚精诚合作。
“玉帅”是幕僚好友对吴佩孚的昵称，土肥原这样称呼他，一是想套近乎，一是以其部下自谦。吴佩孚朗笑道：“哈哈，中国有句老话：多个朋友多条路。为什么不呢！”
土肥原进一步说：“我们有过不愉快的过去，不该有不愉快的未来，我相信我们会跟玉帅相处得很好的。”
吴佩孚不愿跟他闲扯淡，直截了当地说：“吴某生性耿直，快人快语，土肥原先生有话请直说吧。”
土肥原迂回包抄，问吴佩孚对当前中国局势有何看法。
吴佩孚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局势之所以糟糕至此，皆因日本所为。长期以来，日本插手中国事务，谋夺中国领土，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才是致乱之源……
土肥厚虽然心中不快，但依然装聋作哑，不去计较，反问吴佩孚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看法。吴佩孚直抒胸臆，一吐为快。他说蒋介石搞独裁统治，国民政府失信于民，已不可救药，中国人对他们绝无好感，他本人对他们也不抱希望。
土肥原又问他对解决中日间的问题有何高见。
吴佩孚故意卖关子：“吴某落魄之人，无权无势，空有满腹经纶，如之奈何？”
土肥原听出吴佩孚的弦外之音，心中一阵窃喜，认为吴佩孚是权力狂，投其所好他不会不上钩。于是直白地说：“如果玉帅视在下为朋友，我们可为玉帅的东山再起效犬马之劳。”他进一步说，“玉帅适才讲的四个问题中，在反共、反蒋、解救中国三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至于敝国之行为，确有有失检点之处，敝国政府正在作检讨。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苏俄，共同任务是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如此说来，我们有广泛的合作基础，您不这样看吗？”
吴佩孚对土肥原的谈话技巧和缜密思维颇感吃惊。他的话条理清晰，环环相扣，沿着自己的思路，巧妙地达到预定目标。吴佩孚接触过许多谈判高手，他无疑是最出色的。吴佩孚想：我差点儿被他绕住。不行，得给他点厉害的，逼他宣示真意。
吴佩孚说：“不不，土肥原先生，你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你们侵占了我们的领土，你们是侵略者。维护领土完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谈到合作。”
土肥原乱了阵脚，一时间显得六神无主。心里骂道，这老东西果然厉害！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诡辩道：“哈哈，玉帅，别误会，日本国之所以如此，一是不满国民政府之行为，二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担心，三是出于对大东亚共存共荣的考虑。一旦中国有了玉帅这样的英明领袖掌权，日本自然会退出中国的。”
吴佩孚问：“阁下说贵国正在检讨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意思？”
土肥原终于宣示真意：“为削弱国民政府，把中国引向光明，敝国拟帮助玉帅建立华北国，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划在一起。如果玉帅愿意，您就是华北政府的最高领导。”说到此，土肥原停留片刻，一双机敏的眼睛睨视着吴佩孚，接着说，“为玉成此事，在下已与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等将军就商过，得到他们的认可。并表示一定坚持中日亲善，与满洲国通力合作……”
吴佩孚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明确地告诉土肥原：“你既称我为朋友，我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们的计划难以成功。第一，自治者，自乱也。中国已经乱了很久，民众吃够动乱之苦，再有人制造混乱，分裂国家，为民众所不容。第二，我若与你们合作，出任傀儡领袖，民众会骂我汉奸、卖国贼，我一生清白将毁于一旦，吴某将无地自容。别人我管不了，但有损人格、国格的事我是不干的！”
土肥原的脸一红一白，颇显尴尬，方知吴佩孚是个可怕又可恨的对手。但他毕竟老谋深算，处变不惊。他自找台阶下，笑道：“哈哈，玉帅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与您这样的人交朋友。今天的谈话只是设想，望玉帅考虑。其实，玉帅渴望出山，民众又寄予厚望，只要能达到目的，何必计较形式？这可是千载良机呀。至于民众不容这也无妨，只要对中日亲善有益，打着‘抗日’的招牌也无妨嘛。”
吴佩孚怦然心动，对呀，如果真能打着抗日招牌东山再起，又可保住名声，何乐而不为哉？对，不能把门关得太死，应该留有余地。他说：“好吧，土肥原先生，既然你们瞧得起我，容我进一步考虑。”
土肥原大感柳暗花明，十分高兴，说：“一言为定，改日拜访。”鞠躬告辞了。
土肥原刚走，吴佩孚的幕僚一窝蜂地拥上楼，七言八语地问。吴佩孚正好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便把谈话情况简述一遍。陈廷杰吹过大话，当然愿意吴佩孚就范。陈廷杰极力怂恿吴佩孚答应。紧接着符定一、王惠民、刘永谦、张锡九等笑逐颜开，你言我语，狂热附和。
半天不语的刘泗英表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气氛骤变，众人不约而同地瞧着他，肚子气得鼓鼓的。近来，他们的分歧日渐严重。一方愿意投靠日本，一方愿意投靠老蒋。刘泗英直截了当地表示：“第一，这种政权充其量是傀儡政权，与‘满洲国’没有区别；第二，政权一旦建立，即使打着抗日的招牌也会引起众怒，民众看的是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第三，这个政权一旦建立，必然引起国民政府的激烈反对，还会担着分裂中国的罪名，我们将成历史罪人！”
张方严完全同意刘泗英的观点：“小日本不图名利不早起，他干吗这么死气白赖地缠着玉帅？”
他的话只有张伯伦支持，顿时招来亲日派的集矢。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吴佩孚知道吵下去于事无补，大声说：“够了！你们都下去，我自有主张！”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退出了书房。
从此，吴佩孚的幕僚、亲眷向他发起攻势：陈廷杰、符定一、刘永谦等首当其冲，江朝宗、白坚武、齐燮元等外部配合，张佩兰、吴道时、张锡九、张佩珠迂回包抄，哭哭啼啼。亲日派占尽先机。
吴公馆突然门庭若市，冠盖云集。失意军人，无聊政客，三教九流，纷纷来凑热闹。陈、符等人内外勾结，串联旧部，发劝进电、劝进信，劝吴佩孚毅然出山，挽救危局；日本特务机关大造舆论，推波助澜，催进电话不断给吴佩孚打来……
这天晚上，吴佩孚拖着疲惫之躯回到卧室，见张佩兰暗自垂泪。吴佩孚上前询问，她更悲悲切切，放了哭声，说：“实指望跟你享受荣华富贵，没想到受苦受穷。一扒眼皮一百多人要吃要穿，一到月底电灯不明，车轮不转，电话不响，收水费、电费、电话费的挤破门；十几年不发饷，基本生活难保证。王处长老娘死了，公家拿不出一分钱丧葬费；刘处长老爹病了付不起医药费……这日子……怎么……过呀？呜呜……”
女人的拿手戏是眼泪。张佩兰配合男人们一起行动，刮起“枕边风”。其实，她是哭穷，这些年她没少得日本人的实惠。吴佩孚被她哭得心烦，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变着法劝我当汉奸，去舔日本人的碗边子。你知道做走狗的滋味吗？你能体会被国人唾骂的感受吗？我是那种没有骨气的人吗？”
“谁让你当汉奸、做走狗了，人家不是说尊重主权吗？”
“我的太太，那是糊弄小孩子的玩意儿！小日本没好处的事能干吗？上船容易下船难呐。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只有清白、名节才是重要的。我不能阻止别人威胁利诱我，但我自己要有主心骨、定盘星！”
“我知道说服你不容易，可小日本狠毒阴坏，我怕你锋芒毕露，招来杀身之祸呀。”
“行了，对付几个土肥原我还有办法，就是拖。”
这天，吴佩孚正在花园里侍弄花草。“玉帅，”身后突然有人喊，“您看谁来了？”
吴佩孚回头一看，张方严领着一位着长衫、戴墨镜的人走过来。来人摘掉墨镜，吴佩孚高兴地说：“云史兄，你可来了，好想你呀！”
来人杨圻，字云史，江苏常熟人，以江东才子著称。他出身名门，当过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后弃官经商，在南洋群岛购地万余亩，种植橡胶园。因欧战骤起，橡胶跌价，亏本回国。后投赣督陈光远门下，因政见失和而辞职。1922年投到吴佩孚帐下，二人相见恨晚，被吴佩孚聘为机要处长。杨圻在给夫人的回信中高兴地说：“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可是，好景不长，1927年吴佩孚在逃亡四川中，众多幕僚风流云散，杨圻心灰意冷，决心告别仕途，潜心学术。近来，“日本人拉吴佩孚下水”，“吴佩孚不日出山”的消息屡见报端，于是，他赶忙来北平打探虚实。
吴佩孚命人端来早点、酒菜，在楼上小餐厅边吃边谈。张方严、杨云史是吴佩孚的心腹，三个人有说不完的离情别绪，非常开心。
吴佩孚问杨云史所来何事。杨云史莞尔一笑，意味深长地说：“是专程给玉帅道喜的。”
吴佩孚抑郁地引用了晋明帝《远长安》中的两句诗：“长安远于日，搔首独徘徊。”
杨云史笑道：“不会吧，怕是‘休话长安远，江月随人圆’吧？”他说，“国人吵得沸沸扬扬，报纸连篇累牍，谁人不知玉帅即将出任华北国元首？”
吴佩孚问杨云史怎么看。杨云史推开茶杯，向后一仰说：“那就恕我不恭了。回思民国以来，军人政客无不仰洋人鼻息、唯洋人之命是从，唯独玉帅保住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你反皖、反奉、反安福皆为制倭，你提出‘外侮日急，国人要合力国防’，你呼吁‘忝列戎行，移师对外，尽军人捍卫国家之责’。凡此种种，人民未曾一忘。你隐居北平，穷愁潦倒，但在国家存亡之际，仍不忘忠邦爱国；你见张学良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不抵抗？’，你撰写申讨伪满檄文中有‘方今四海横流，国亡无日，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你面对国际调查团慷慨陈词，痛斥日寇凶顽，坚决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凡此种种，人民记忆犹新。你就是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
吴佩孚含泪大笑：“哈哈，知我者云史也！”
杨云史接着说：“一个英雄，不管他蒙上多少历史尘垢，不管他遭遇怎样的误会，人民总能把他找到，还以足够的尊敬；一个汉奸、叛徒、卖国贼，不管多么巧言令色，涂脂抹粉，人民总会把他从人民中剔出去，给予应有的蔑视！”
老头子越说越激动，竟至慷慨激昂。张方严怕他言词过苛，惹恼吴佩孚，忙给他倒杯茶，扶他坐下慢慢说。吴佩孚却笑道：“哈哈，没关系，你接着说。”
杨云史呷口茶继续说：“去年4月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一个狂妄的天羽声明，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日本将以武力保持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垄断权。日特松宝孝良说得更露骨，说什么‘帝国原料与市场之解决，实不得不注意华北，华北诚为我最好之殖民地’！”杨云史愤怒地说，“白坚武、齐燮元、王揖唐之流，竟助纣为虐，帮日本人分裂中国。我相信我尊敬的师长，不会同他们同流合污！你看这个……”
说着，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大杳信件、文章、电稿。有章太炎、蒋方震、蔡元培、方振武、陈铭枢等人的，都力劝吴佩孚保持晚节，勿上贼船。此外，还有一份许多人签名的《抗日救亡书》。
吴佩孚说：“这是共产党发起的，你不怕上当？”
杨云史坦言道说：“老实说，我跟你一样，不了解共产主义，对这个主义也许有误解。但救亡书中所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团体，不分政治信仰、种族、职业、性别，都应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现在，像陈桂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刘湘、刘文辉、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都有合作抗日、一致对外的愿望。只有少数顽固派，还在逆潮流而动。”
听罢杨云史的话，吴佩孚在杨云史拿来的万民书上，浓笔酣墨签上自己的名字。签完后，铺开宣纸，挥毫泼墨写下：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吴佩孚感慨地说：“很久没作诗了，就抄录黄公度诗一首聊表心迹吧。请回去转告诸君，吴某不能阻止别人走什么路，但我绝不丧失民族气节！”
杨云史郑重地给吴佩孚深鞠一躬，抬头时已是老泪纵横：“你没有变，是我们永远的大帅！”
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溢满泪花。
尽管土肥原对建立“华北国”充满信心，但工作并不顺利。他在跟吴佩孚谈话后，便穿梭于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之间，跟他们说，你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华北政权，华北很快可以繁荣起来。蒋介石找你们麻烦，日本政府全力支持你们。不这样，你们会被蒋介石吃掉。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赞同，并表示今后绝不抗日排满。但土肥原试图把他们约到北平时，他们却态度暧昧。他们一怕得罪蒋介石，二怕得罪民众，三怕国人骂他们汉奸……
吴佩孚的态度更令他失望。大迫通贞、冈野增次郎问他考虑得怎么样时，吴佩孚故技重演，软磨硬抗。他讲六道轮回，因果报应，无念为宗，说一些令人费解的颠言狂语，让日本人摸不着头脑，怀疑他神经出了问题，迫使土肥原把拉吴佩孚下水的工作暂时搁置起来。
1936年6月的一个傍晚，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日军人“联谊会”，第29军招待日本驻北平营级以上军官。29军团职以上军官作陪。
第29军广大官兵早对日本人的飞扬跋扈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心怀不满。宋哲元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压制反日情绪，讨好日本人，以缓和一触即发的局势。
日方出席宴会的有特务长松宝孝良，旅团长边村，顾问松宝、樱井等二十余人。中方有冀察绥靖公署委员长、军长宋哲元，北平市长、副军长秦德纯，河北省主席、师长冯治安等三十多人。此外，吴佩孚、张怀芝、江朝宗、王怀庆等也在受邀之列。
几年来，什么联谊会、联欢会、招待会，吴佩孚参加不少，举办者都把他视为老古董，拿他来撑门面。1934年，蒋介石来北平视察，曾把他奉为上宾，自己甘坐下手。吴佩孚吸取过去的教训，只喝酒，少说话，实在把握不住，说几句“疯话”，博得众人一笑。
今天，他又被推上首席，与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松宝孝良、边村、樱井、江朝宗坐在一起。其余中日人员分坐七席。宋哲元、松宝先后讲话，无非是中日亲善，同文同宗，一衣带水，团结和睦等套话。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日本人得意忘形，有的大嚷大叫，有的又哭又笑，有的吵吵闹闹，有的脱光上衣……乱得一塌糊涂。看得出日本人有意拆台，给中国人难堪。
突然，一个日本军官跳到一张空桌上，比手画脚，摇头晃脑唱了一首日本歌。何基沣旅长不甘示弱，也跳到桌上唱了一首《黄水谣》：“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副师长李文田唱了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随后，又有两个日本人跳到条案上，一个狂叫，一个跳舞。董升堂打了一套“螳螂拳”，李致远打了一套“梅花拳”。
一个日本人，骂了一声“八格”，刷地抽出倭刀，赤足裸背，凶相毕露地舞起倭刀。刀锋寒光闪闪，上下翻飞，向四周散布着威慑与恐怖，挑衅地在每张餐桌前肆虐，吓得人们抽脖缩肩。他的丑行引起日本人的狞笑。宋哲元、秦德纯屏气敛声，张怀芝、江朝宗面如土色，更多人气愤不已，但大气不敢喘。宋哲元怕把气氛搞僵，影响缓和，用比哭还难看的笑，喊道：“好了好了，点到为止，请太君归座，归座。”有的中国军官忍无可忍，几个想跳起来对舞，均被宋哲元制止。
吴佩孚气炸了肺，他没见过这种场面，更不允许有这种场面发生。虽然他知道这不是针对他，但辱谩中国军人，便是辱谩中国。作为军人，他绝不能视而不见。他“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两道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他见邻桌李致远带着军刀，大声说：“李旅长，把刀借我一用，吴某卖卖老！”
李旅长霍地站起来，一抱拳说：“报告大帅，有年轻人在，何劳您老出马？瞧我的！”
说着，一纵身跳过餐桌飞到地上，嗖嗖练起“滚堂刀”。这套刀他从十来岁就开始练，二十多年不曾间断。刀法娴熟，技艺高超，只见寒光飞舞，不见人影行踪。他精湛的技艺博得满堂喝彩，日本人的刀法相形见绌。练完后，李致远面不改色，大气不喘。日本人气得红头涨脸，气喘吁吁。吴佩孚端起酒杯大声说：“李旅长，好样的，你不愧是中国军人，我敬你一杯！”
李旅长鞠躬致意：“谢大帅！”接过酒一饮而尽。日本人棋输一招，纷纷起哄鼓噪。一个矮胖日军少佐，晃悠悠来到首席餐桌，他要出吴佩孚、宋哲元、秦德纯的洋相。他放肆地把酒杯横扫在地，把两只碗里斟满白酒，用生硬的中国话，挑衅地对宋哲元说：“宋，一人一杯，喝下去！”
宋哲元连连摆手：“不不，本人不胜酒力，甘拜下风，甘拜下风。”日本人得意忘形：“哈哈，你的承认？”
宋哲元说：“承认承认。”
日本人发出一阵怪音。
日本人转向秦德纯：“秦，你的喝。”秦也摆手，也甘拜下风。日本人更加得意，以戏谑的口吻问吴佩孚：“哈哈，你也甘拜下风？”
吴佩孚哈哈大笑，掷地有声地说：“哈哈，小子，你错了，在吴佩孚的词典里，从来找不出这几个字。不过，我不能跟你喝……”
日本人瞪着眼问：“为什么？”
吴佩孚举起手杖，敲着他的肩章说：“第一，你级别太低，多会儿你的肩章换成三颗将星，再来跟我比武；第二，你态度不好，连你的主子土肥原见我都毕恭毕敬，点头猫腰，你竟敢如此无礼？你滚回座位去，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他的话铿锵有力，大义凛然，说得小日本哑口无言，十分尴尬，站也不是，走也不是。中国将校热烈欢呼：“说得好，不愧是我们的大帅！”
日本人正在死气白赖地请求吴佩孚出山，不敢得罪他。松宝赶忙站起来，对少佐斥责道：“不得对大帅无礼，大帅是我们的朋友，还不向大帅道歉！”
日本少佐红着脸向吴佩孚连连鞠躬：“卑职多有不恭，请大帅原谅，原谅！”说完，灰溜溜回到座位上。松宝也向吴佩孚鞠躬致歉。这时，宋哲元站起来笑道：“哈哈，友谊为重，友谊为重啊，喝酒！”
1937年7月7日夜，暑气蒸人，辗转难眠。吴佩孚在睡梦中被隆隆炮声惊醒。他披衣下床，站在廊下倾听。他凭着多年经验判断，炮声来自二三十华里外的西南方。
近来，日本人加快侵华步伐。去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对外加紧占领中国，并向南方海洋发展；对内疯狂扩军备战，进行法西斯统治。此后，日本侵略者大肆增兵华北，在古北口修筑炮台工事，在北宁路、通县、平津一带屯驻重兵，侵占华北军事重地丰台，大批军舰开抵青岛、上海及长江各埠……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在抗日态度上有所改变，全国抗日战线基本形成，但宋哲元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日本仍抱姑息迁就、息事宁人的态度，以求得一时苟安。蒋介石在军事上、思想上毫无战争准备。冀察二省和平津二市只有29军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特务旅，两个保安旅，总兵力不到十万人，装备素质无法与日军相比。
北平外围形势相当严峻：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均由日军占领；东面，已沦为日军傀儡政权的统治区；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养的察北伪满政权；只有西南面由29军占领。但日军还在丰台打了一个“楔子”，妄图卡住北平的西南门户，将北平变成一座孤城……
对日军的疯狂气焰和严峻形势，吴佩孚经常忧心忡忡。但自己手无寸铁，干着急也没有用。
吴佩孚正思绪纷纭，匆匆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张方严、刘泗英、陈廷杰等人上楼来。张方严说：“听炮声不像军演，我看十有八九是干起来了。”
吴佩孚说：“惠民，你打电话询问情况，我们进屋商量。”
大家走进会议室，王惠民给绥靖公署打电话。不一会儿，他急匆匆回来说：“昨天傍晚，日军在宛平城外演习，说点名时少了一名士兵，并说士兵进了宛平城。日军要求进城搜查，守城部队请示专员王冷斋，王不允。夜间十一时许，日军开炮轰城，守军奉命还击，日军打了一夜未能进城，现正在交涉中……”
吴佩孚看看表，天快亮了。他让王惠民再去打探消息，回来报告。上午十时，王惠民拿着一大卷报纸、号外、传单急匆匆回来。他向大家述说了见闻。
……北平人听到战争消息，与其说惊惶，不如说兴奋。电车照样隆隆开，商铺照常开门营业，马路上依然车水马龙，行人如织。议论的话题大多是中国军队还手了，这口恶气该出了，打了一夜，小日本也没占到便宜……北平学生联合会、工商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会等民间团体上街游行，横幅写着：“拥护29军抗日救国”，“向抗日英雄学习”，“打倒日本侵略者”……旁观者不断加入游行队伍。宣传队、腰鼓队、秧歌队，在街头表演、讲演，演出活报剧，街头募捐，组织战地服务团、慰问队。绥靖公署前排起长队，要求参军参战，参加救护队、卫生队……整个北平沸腾了，从未见过一场战争牵动这多么人的心。
说完，王惠民把传单、号外、报纸分给大家看。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太原等大城市的爱国民众、机关团体，纷纷组织劳军团、代表团、慰问团、后援会，准备到前线慰问；国民纷纷支援29军的正义行动。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宣言，号召全国抗战……
吴佩孚踱步沉思，许久才停住脚步，忧心忡忡地说：“诸位，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很可能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我们要看清形势，谨慎应对，凡事三思而行，不可乱了方寸。这些天要多到社会上走走、看看、听听，对报纸、广播也要随时注意。晚上少出门，早关门，加强保卫工作，防止坏人趁机作乱。好了，大家分头行动吧。”
局势飞转直下！日本当局抱定侵华野心，一面表示“和平解决”，一面急调三个师团七万多人投入平津战斗。国民党迫于形势，不得不抽调四个师，四万多人，开进河北增援29军。
7月19日，宋哲元才从山东老家赶回北平。当时，他仍抱和平解决的幻想。但见日军重兵源源开来，方知和平无望，被迫全面抵抗。
７月25日，日军的缓兵之计达到预期目的，无需再伪装。于是，赤裸裸地向29军防线发起总攻。连日来，前方捷报曾一度频传，北平市民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游行祝贺。各机关、团体再次掀起劳军高潮。
29日晨，吴佩孚照样五时起床，绕墙跑步。刚下楼，忽听大街上人声鼎沸，杂以哭叫声。不一会儿，张方严气喘吁吁跑来，离老远便喊：“大帅，大事不好，29军撤走了，门口站岗的士兵也不知去向！这里有一份《安民告示》。”
吴佩孚接过一看，是冀察政务委员长张自忠将军的布告，大意是根据战局发展，29军收缩防线，向保定一带集中，继续抵抗，劝告市民勿惊慌自扰……
吴佩孚手持布告僵在那里，许久不置一词。少顷，他心情沉重地说：“通知大家，开会！”
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仿佛世界末日降临。吴佩孚倚着桌子站着，似在吹嘘，又似在抱怨：“要我是宋哲元，早在二十号以前就集中优势兵力，解决平津之敌。他倒好，待敌人调兵遣将部署就绪再去抵抗！结果，佟麟阁、赵登禹等高级将领阵亡，许多官兵捐躯，不得不放弃平津。宋哲元呐，简直是宋襄公第二。有什么办法？我无兵无将，回天乏力呀！”
刘泗英见吴佩孚空发议论，委婉地提醒：“玉帅，你对去留有何打算？”
吴佩孚好像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说：“我？听天由命。小日本猖狂一时，不能猖狂一世。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北平！谁也休想对我怎样。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趁小日本没来，谁想走就走吧。散会后，跟大家说一声。”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陈廷杰、符定一等大多数人不想走，因为他们对日本人抱有幻想。他们幻想吴佩孚一旦得势，他们水涨船高。刘永谦、赵如星等人既无能耐又无影响，只能依附吴佩孚混口饭吃，吴佩孚不走，他们也不走。张方严家居东北，早被日军占领，自己大半生追随吴佩孚，在危难中不想背叛他。只有刘泗英有自己的想法。
吴佩孚话音刚落，陈、符等人慷慨陈词地说：“玉帅不走我们也不走，坚决追随大帅，永不变心！”
散会后，刘泗英留在吴佩孚的书房，他说想回四川，并把一封信递给吴佩孚。
信是杨森发来的。自从吴佩孚回北平后，杨森跟蒋介石攀上姻亲。杨森需要依靠蒋介石向上爬，蒋介石需要杨森稳住四川，二人一拍即合。于是，杨森大肆招兵买马，发展队伍，当了四川省长，重掌军政大权。7月16日至20日，国民党召开庐山会议，蒋介石发表“守土有责”的讲话。杨森等纷纷发表“拥护领袖，抗日到底”的宣言。刘泗英是杨森的肱股之臣，杨森急于要他回任。
吴佩孚想，杨森发迹对己有利，刘泗英回蜀对今后争得一席之地有好处。现在既不能得罪日本人，又不能疏远蒋介石，必须做两手准备。他说：“好，你去吧，这里的事你放心，有重大情况我们联系。”
刘泗英激动地说：“局势险恶，吉凶难料，望玉帅多多保重！有机会我来看您。”
吴佩孚拿过酒瓶，斟满两杯酒，一杯递给刘泗英，一杯留给自己。他真挚地说：“来，喝杯壮行酒，祝你一路平安！”说罢，一饮而尽。他掏出怀表，抓过刘泗英的手，放在他手心里。吴佩孚背过身去，哽咽着说：“快走快走！”
刘泗英跪伏在地，给吴佩孚叩了一个头，洒泪而去。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先后成立“满蒙自治政府”、“满洲执政府”、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但他们看到，没有哪个傀儡政府有足够的号召力，没有哪个政府能让国民党高层人物和地方军阀归顺“皇军”……
于是，1938年年中，日本当局经过反复权衡酝酿之后，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五大臣直接领导的“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策划、组织一个最高权力机关——中国中央政权，物色一个既反共、又反蒋的铁腕人物。该委员会由土肥原、津田静芝、坂斋利八郎三名中将组成，土肥原任主任委员，称“土肥原机关”。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预算经费高达一千万日元！足见日本当局的急切心情及重视程度。
土肥原确定以吴佩孚、唐绍仪、靳云鹏为拉拢对象。工作先易后难，先从唐绍仪和靳云鹏开始。
唐绍仪是清朝老官僚，多年来一直隐居上海。1873年，他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担任袁世凯的秘书，并多次担任清政府外交官。后任民国首任总理，未久倒台。以后几经沉浮，于1934年退出政界。他崇尚泛亚主义，他认为强大的日本与中国结盟，是实现中国人从西方列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关键。日本入侵中国打破了他泛亚主义的迷梦。但时至今日，他仍坚持这一观点。难怪土肥原们对这个老官僚如此垂青了。当土肥原请他出山，并要他发一个“和平通电”公开亮相时，他简直受宠若惊。就在他为女儿张罗婚事时，两个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光顾其家门，两把锋利的小斧头同时砍进他的脑袋……
对靳云鹏的劝诱工作也不顺手。1895年，靳云鹏应募加入新建陆军，投于段祺瑞门下，先后任镇统、师长、山东军务督理等职。1919年到1921年，先后三次出任总理，四次出任陆军总长。下台后息政津门，过着寓公生活。随着政事更迭，他几次蠢蠢欲动，均未得逞。后皈依佛门，拜佛诵经。土肥原之所以看中他，是他始终如一的对日本的亲善态度。土肥原想把他从圣洁的佛堂上拉下来，但没有成功。再说他是个首鼠两端的人，土肥原对他不是特别感兴趣。于是，土肥原把全部精力放在吴佩孚身上。
土肥原做了精心的布置和谋划。首先，他增哨加岗，加强吴公馆的“保卫”工作；其次，他把吴佩孚的老友、伪满“外交部长”张燕卿调到北平，安插在吴公馆毗邻，随时劝诱吴佩孚出山；第三，派出大批特务联络吴佩孚的旧部，要他们拥吴出山，造成非他莫属的气势；第四，在北平组建“正大社”、“新民会”，广泛网罗失意军人、政客，并在华北广建分社，大造吴佩孚出山的舆论；第五，利用报纸、杂志、电台大肆宣扬吴佩孚的“功德”、“声望”，以满足他的虚荣心和领袖欲，其中冈野增次郎写的《吴佩孚》一书，影响甚大，流传甚广；第六，用封官、许愿、收买等手段买通吴佩孚的亲朋僚属，造成劝诱吴佩孚出山的氛围。真可谓煞费苦心。
这些准备工作部署好后，土肥原紧锣密鼓，向吴佩孚发起总攻。
这些天，吴公馆又火爆起来。吴佩孚成了舆论中心、恭维对象和宣传重点。他每天收到大批函电，接待几十位劝进者，既疲劳又厌恶。他想进不敢进，怕留下千古骂名；想退又退不下，担心得罪日本人，冷了劝进者。真是进退两难，委觉难下。他每天寝食难安，一下子把早睡早起、写诗作画、种树养花的平静生活打乱了。
这天下午，他在卧室假寐，刘副官小心翼翼地报告：“土肥原求见。”
吴佩孚本想发脾气，但强忍住了。这是土肥原近几天的第三次来访。他非常固执、执著，通报不通报他说来便来，态度好坏他都不计较，死皮赖脸，软磨硬泡，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他前天来，吴佩孚曾出言不逊，拒不接见；但一回头，他已幽灵般站在身后。吴佩孚颇觉尴尬，而他却哈哈一笑置之。今天，吴佩孚不敢造次，只好耐着性子说：“客厅请。”
第一次见面时，土肥原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他乐呵呵地说：“大帅，两年前我们的讨论该有结果了吧。时局已趋明朗，国民政府名存实亡，现在大帅出山不仅恰逢其时，而且顺理成章。大帅，别再犹豫了。”
吴佩孚心力交瘁地说：“谢谢阁下抬举。我已年过耳顺之年，心灰意懒，实在不想出风头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土肥原摇唇鼓舌地说：“大帅，老实说我们不愿意打仗，更不愿意死人。我们的愿望是与中国亲善，共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只要我们携手，将无敌于天下。大帅呀，构建美好亚洲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您的头上，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
但不管土肥原怎样费尽心机，好话说尽，吴佩孚托病，托老，就是不同意，最后摆起“肉头阵”。吴佩孚如此“不识抬举”，使土肥原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气哼哼地抬脚走了。
吴佩孚以为他碰了软钉子不会再来了，孰料，过了三天他再次笑眯眯出现在客厅里，谦和而宽厚地说：“和平是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我相信大帅也不例外。既然大帅不愿担任实职，那就为调停中日和平做出贡献吧。”
吴佩孚想听听他还有什么花招，慷慨地说：“和平？好啊，我能做点什么？”
土肥原喜出望外，心想，好小子，只要你能公开亮相，我就能拉你下水。他说：“那就请你做和平调节会会长，实实在在做些有利和平的事情。”
吴佩孚知道日本人耍的伎俩，于是煞有介事地说：“哎呀，吴某系一介平民，担任调停大事名不正言不顺呐，蒋介石未必肯听。假如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公共同授权，要我负调停之责，我当尽心竭力。这单方授权不合规则呀。”
从表面看，吴佩孚并无不恭不敬不对，可他的要求实质上却断难做到。土肥原不好反驳，更感到吴佩孚是个软硬不吃、又臭又硬的家伙，只好怏怏而去。
时隔两日，土肥原厚着脸皮又来了。他有难言之隐，不得不来。
首先，东北、华北、华中几个派遣军总司令部都有自己的傀儡政权，都不希望自己辛苦建立的政权，成为新中央政府的下属，都反对拟议中的中央政权。但是五相会议，是日本天皇决定的，所以一定要拉吴佩孚下水，组建中央伪政权。一旦这项计划破产，日本决策者不会善罢甘休的。其次，拥立对象是土肥原力排众议争来的，如果吴佩孚不作脸，无异于自己向自己捅刀子。所以，今天土肥原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来的。一见吴佩孚，他便急躁、恼怒地说：“吴将军，今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我很可能无法顾及礼仪了——不过，我没有恶意。”
吴佩孚知道土肥原来者不善，很难招架。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冷静地说：“你说吧。”
土肥原咄咄逼人地说：“吴将军，日本政府三番五次请你出山，你总是推三阻四，请问你能告诉我真实意图吗？”
吴佩孚冷笑道：“哼哼，阁下是明白人，其中原因还用我明说吗？”
土肥原红着眼睛火辣辣地说：“你是说我们是侵略者，跟我们合作怕坏了名声，对吗？”
吴佩孚尽量口气缓和地说：“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不错，我是想东山再起，可我得对得起民族感情，对得起祖宗爷娘和自己的良心。一句话，我不愿意让人骂我汉奸，担千秋骂名！这就是我真正的想法。如果日本当局真心请我出山，你们就退出华北，退出中国。试问，你们能做到吗？”
土肥原无言以对，只好装腔作势：“好，痛快！我愿意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但是，日本人不是侵略者，而是你们的朋友，是来帮助中国人推翻黑暗统治的。一俟反动政府被推翻，贤明君主确立，我们就把政权交给英主。我们选择阁下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狡猾，好无耻，竟把强盗逻辑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吴佩孚有许多话要驳斥他，羞辱他，但像这种野蛮的侵略者，跟他讲道理是白费口舌。吴佩孚不软不硬地说：“至于是朋友还是侵略者，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日本的德川家族，残酷统治日本七百多年，然而，西乡等民族英雄并未请外国人帮忙打德川，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向明治维新之路。倒是德川自己，甘做外国人的奴仆，受到人民唾弃。中国人的事还是让中国人自己管，包括挑选他们的英主。”
吴佩孚尖刻得体的回答，令土肥原又敬又恨又怕。但他并不甘心认输，继续挖空心思地说：“将军素以反蒋反共自居，就说国民党政府吧，较之德川幕府有什么两样？它欺罔民众，贪污误国，以致灾害并臻，魑魅横行；更有甚者，竟不惜与共党同流合污。这些，吴先生也看不到吗？我们伸出友谊援手救民于水火，有什么不好呢？”
吴佩孚对其强词夺理不屑一辩，只有放声大笑。土肥原也知道跟吴佩孚纠缠这些问题有害无益，于是另辟蹊径说：“本人有幸拜读过阁下的作品，粗知你的观点。你认为自‘五四’以来，纲常不振，五德不修，越礼乱分。所以，你决心拨乱反正，挽陷溺者之人心，遏世界之乱源，把旧道德、旧礼教奉为规矩准绳，终身拳拳服膺；你决心教人民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阁下稍有留意则不难看出，我们拯救中国的基准，恰恰在于复兴东方文化，与阁下的主张不谋而合。此其一也。”
吴佩孚内心叹服：这个土肥原为让我就范确实下了工夫，他想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征服我。
土肥原继续说：“阁下极力主张以实行王道政治为中心，使中天唐虞之治，庶可见于未来，以孔孟为法，辟邪说，放谣辞，扶持名教纲常，五行八作，作中流之砥柱。大日本帝国正是本着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作为衡量贤德国君的标准。这不正是中日两国合作的基础吗？此其二也。”
吴佩孚不得不叹服他的精细和诡诈，但他依然不动声色，任凭土肥原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土肥原说：“阁下曾认为西洋的浅薄物质文明，及物欲横流的享乐主义均应打倒。你在蜀陇流亡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大学》中的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我们正是用中庸之道，抵制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腐朽思想。我们广泛组织新民会，教育青年学习孔孟之道，强调重礼、敬上、忠顺、好学。凡此种种跟阁下倡导的思想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我们没有根本区别，更多的思想绝对一致。请问，阁下有什么理由拒绝中日友善，拒绝为中日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呢？”
不难看出，在土肥原虚伪谦虚的背后，是自负、得意和居高临下。吴佩孚被这种形恭实倨的样子激怒了。突然，他迸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土肥原颇显尴尬，以为自己说了露怯的话。
笑过之后，吴佩孚终于说：“土肥原先生，你很会说话，不过你忽略了我的基本品质：公忠体国！我平生最恨者是卖国媚外，最痛者是国无完土。我衡阳班师，反皖倒奉，善读春秋，力行忠义，失败不出洋，不托庇洋人，都是忠邦爱国、振民育德之精神！现在，你让我自食其言，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请问，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主义？”
顿时，土肥原脸色蜡黄，像泄气的皮球颓废下去。他又气又恨又恼，而更多是伤痛！是啊，怎么忽略了这一点？通观吴佩孚几十年与洋人打交道的历史，哪一时、哪一刻跟日本友好过，合作过？把政治赌注压在他身上，是大错特错了。现在，他才知道骑虎难下是什么滋味了。可是，不能失败，不能退缩！一瞬间，他的流氓无赖气质暴露出来，铁锈色的冬瓜脸，变得十分吓人。他近乎咬牙切齿地说：“吴佩孚，我告诉你，还是现实点儿好，不要把事情做绝，伤了和气！”
吴佩孚大义凛然，一字一顿地说：“土肥原，我也告诉你，要我出山不难，首先你们立即撤兵，把占领的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什么顾问、教官通通撤走，经济政治统治即行解除！”
土肥原气得嘴大鼻歪，哆哆嗦嗦地说：“好，你好，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走着瞧吧！”
吴佩孚不慌不忙地说：“请便！”
土肥原气咻咻拂袖而去。像往常一样，吴佩孚坐在沙发上，连屁股也没抬。他知道，这一下彻底得罪了这个魔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早在楼下焦急等待的陈廷杰、齐燮元、符定一、陈中孚等，见土肥原哭丧着脸下楼来，知道他碰了钉子，赶忙满脸赔笑迎上去。土肥原正一肚子冤气没处发泄，一抬手照最前面的陈廷杰和齐燮元左右开弓，扇了两个大嘴巴：“饭桶，滚开！”然后把他们一推，大步走了出去。上车后，他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回天津！”
届时，正是一月下旬，是华北最冷的季节。窗外寒风瑟瑟，田野一片银白，车窗结着厚厚的霜花。但土肥原心里燥热难挨。他索性把肩上披的大衣抖掉，把领扣解开，可依然感到浮躁。
土肥原跟中国官僚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事，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上乘的工作能力，累累功绩和上司的赏识，使他目空一切。可他现在竟在一个衰败的军阀身上碰得头破血流。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恨、恼、急、躁涌上心头，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他脑子里翻腾着制服吴佩孚的方案：抓，严刑，拿他夫人、儿子做人质，断水断电断粮，杀死他？他苦苦思索，忽然，眼睛一亮，心也随之豁亮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对，就这么办！”随即大声命令司机：“加速！”车子风驰电掣向前冲去。
土肥原一到机关便一头扎进密室，马上把津田静芝和坂斋利八郎叫来，无比气恼地说：“他妈的，吴佩孚这小子软硬不吃，实在可恨，又让我碰了钉子！不是东京催得紧，我早把他干掉了！”接着，他简述了一遍与吴佩孚交锋的经过，然后说：“我想出一套行动方案供大家讨论：一、组织人写文章，造舆论，发通电，造成吴佩孚即将出山的空气，拉他下水；二、以他的名义，到河南、山东等地招抚土匪，网罗吴佩孚的旧部，扬言为吴佩孚组织三十万大军供他指挥；三、立刻联络他的旧部齐燮元、白坚武、陆锦、蒋雁行、汤芗铭、张敬尧、寇英杰等人，或联名、或单独发‘拥吴出山’的通电，手法要精，规模要大，不要露出破绽；四、约请社会名流，以成立新民会为名，拥吴佩孚出山，规模越大、人数越多越好，尽量多约吴公馆的人参加；五、让王克敏、梁鸿志代表两政府发对吴佩孚的拥戴电；六、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一切有眉目后，以吴佩孚的名义召开中外记者会，让吴佩孚宣读‘出任时限’的声明……我想做到这几条，他再想翻悔也不可能了。”
这些日子，为让吴佩孚出山，津田和坂斋没少费脑筋，一直想不出好办法。他们以为土肥原会想出什么好主意，结果还是老一套，不免有些泄气。坂斋晃着大脑袋说：“我说土肥原呐，你老糊涂了？怎么说起梦话来了？你想召开记者会他就召开？你让他宣读声明他就宣读？他要听你的，还用得着这么费劲吗？依我看少费唇舌，把他干掉算了！”这个不苟言笑的家伙早就不耐烦了。
津田性情比较随和、老练，他笑着摇摇手说：“哈哈，土肥原君，前面的办法还可行，至于召开记者会怕是不行。正像坂斋君所言，他不参加怎么办，不宣读怎么办，他说出不利于我们的话怎么办？”
土肥原意味深长地笑道：“哈哈，你们的疑虑我都想过，我正是根据他的弱点才这样设计的。他不甘寂寞，好出风头，中外记者会他肯定会参加；他重名节，讲义气，最怕别人骂他汉奸，肯定要表白，于是……”他跟坂斋、津田窃窃私语。三魔头哈哈大笑。
主子一动，喽啰紧跟。按照土肥原的策划，整个华北动了起来，函电交驰，说客盈门，顿时闹得鸡飞狗跳。吴佩孚心烦意乱，愁肠百结。
这天，吴佩孚接到天津一个长途电话，刚交谈两句，他连日来紧锁的眉头便舒展开来，面前的阴霾一扫而光。他压低声音，高兴地说：“哈哈，太想你了，这里‘狗’太多，经常咬人。你先到曹公馆，你嫂子在那里做客，你陪她来，免得‘狗’咬着。我等你。”
吴佩孚放下电话，情不自禁地说：“嘿嘿，来得正是时候！伯伦，你过来……”吴佩孚在张方严耳畔悄悄耳语几句，张方严领命而去。
次日下午，刘泗英出现在吴佩孚的书房里。吴佩孚紧握他的手，激动地说：“泗英，一路辛苦了！没遇到麻烦吧？”
刘泗英面容憔悴，但精神矍铄。他说：“还好，卑职从上月21日由重庆出发，绕道香港转赴上海，再乘英轮到天津。日特一再上船盘查，卑职险遭罹难，幸亏佯称伪治安军总部部长齐燮元旧部，上北平投靠老长官，方平安脱险。”
吴佩孚笑道：“哈哈，吉人自有天相。你一晃走了七八个月，快说说南方的情况。”
刘泗英解开皮祅上衣，从夹层里取出一封叠得很小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亲笔信。吴佩孚戴上花镜观看，只见上面写着：“迩来流传，奸人妄借名义，以资号召，遂致愚氓揣疑，谣诼繁兴，弟及中枢同仁深知先生正气凛然，不可侵犯，唯念居处困难，辄为悬系不已。”
看完，吴佩孚漫不经心地把信扯碎扔在纸篓里，淡然笑笑，告诉他前天蒋介石拍来同样的电报。他说：“看来，南边儿还是对我不放心呐。”刘泗英刻意掩饰说：“这倒未必。不过国人对玉帅的处境十分担心。行前孔祥熙召见我，说玉帅忠邦爱国，不屈不挠，精神可嘉。要我代他深表敬意，并对玉帅的处境极其关注。他要我向玉帅面陈重庆情况，请玉帅详示救国大计，俾作指南。”
吴佩孚笑道：“这是官话。我喜欢听真话。人们对日本人屡次请我出山怎么看？”
泗英说：“反应很强烈，众说纷纭。有人说你已经下水，有人说你早晚要下水，有人说你不可能下水。当局的态度是又怕、又恨、又忧。”
吴佩孚说：“这是预料中的事。西南抗日情绪如何？”
泗英介绍说：“去年台儿庄一战，鼓舞过不少人。可徐州会战失败，广州、武汉失陷，悲观情绪、亡国论调又甚嚣尘上，再战必亡的论调又唱起来，老蒋也受了影响。去年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跑到昆明，跟先期到达的国民党高层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林柏生一起转赴河内，从事叛国活动。他们被日寇的气焰吓破胆，又见英、美、法对日、德侵略者姑息退让，更觉前途无望，妄图组织傀儡政府。”
吴佩孚问：“汪集团出逃，是不是老蒋默许的？否则，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会没有蛛丝马迹？”
刘泗英说：“不少人有这种怀疑。但汪精卫到河内后，不仅投敌叛国，而且策划西南部队拥汪反蒋，使用日本经费，组织什么‘反共救国同盟军’，这就使老蒋不能见容了。老蒋先派人游说汪精卫不要反蒋，遭拒后又派刺客行刺汪精卫。结果，错杀其心腹曾仲鸣。汪精卫一气之下，揭出老蒋向日乞和的内幕。老蒋则揭露汪精卫的投降罪行。二人演了一出互相揭丑的闹剧。”
吴佩孚让刘泗英介绍日本人的情况。
刘泗英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两年来，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潮流锐不可当。日本人认为即使推翻蒋介石，这股反日潮流也阻挡不住，而从中受益者是共产党。因此，日本朝野都在‘检讨’对华政策，确定了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总方针。半年来，日本发表了三次‘近卫声明’：第一次，承认国民政府，不承认蒋介石；第二次，允许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并存；第三次，尊重蒋介石的地位，重点打击共产党。老蒋心领神会，遂制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吴佩孚起而徘徊，边走边说：“老蒋的做法未免过分。你回去告诉他们，不管我的处境多么艰危，不管日寇如何威逼利诱，我永远保持民族气节，绝不当汉奸！我要做一个站得起躺得下的中国人！”
刘泗英十分感动，表示回到重庆后，一定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大家，坚定抗日信心。
不知不觉，两人谈了四个小时，直到副官请吃饭，吴佩孚才拉着刘泗英的手去了小餐厅。刘泗英说，他在此地不可久留，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必将给吴佩孚添麻烦，他打算明天就回去。
吴佩孚已六十五岁。他半生坎坷，晚年磨难，性格反差越来越大，有时感情十分脆弱。他跟刘泗英交往十几年，可谓患难之交，感情一向深厚。想到自己身陷魔窟，吉凶难卜，此次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再说人生苦短，他已届风烛残年，奔波劳碌，奋斗了大半生，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感到凄怆、惆怅。他的眼睛湿润了，沉吟良久方道：“唉，走吧，这里人多眼杂，有的人未必可靠。明天上午再谈一次，顺便给孔祥熙捎封信。今晚跟佐民、伯伦计划一下回渝方案，明天下午即可动身。”
刘泗英说：“玉帅休息一下，我到处里看看同仁。”
次日下午，刘泗英再次来到书房，吴氏夫妇早等在那里。吴佩孚给孔祥熙写了一句话：弟处境安如泰山，应对绰绰有余。信的末尾附有四句太公语录，“纯刚纯强，其国必亡；纯柔纯弱，其国必削；能柔能刚，其国乃昌”，作为他对“救国大计”的思考。
刘泗英看罢，小心翼翼地把它叠成小方块，脱下皮祅，请张佩兰缝在衬里内。他们坐下来，谈抗战前景、国府前途、共产党的发展、自己的未来……最后，吴佩孚强调说：“不管怎么说，国民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老蒋是公认的领袖，现在只能维护他、支持他。当务之急是团结一致，抗日救亡，一切内部摩擦均应停止。这是大前提。你回去转告蒋、孔二公：第一，要继续动员全国民众，坚定抗日信心，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第二，修正内政，肃清贪腐，整饬纪律，正吏治而收人心；第三，运用外交手段，争取广泛同情，广交国际朋友。这里请他们放心，我绝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
刘泗英情真意切地说：“玉帅的话字字珠玑，卑职已牢记在心，回去定转告蒋、孔二公。”
吴佩孚说：“好吧，别前无以为赠，写两句话以为纪念吧。”说着，铺开宣纸，提笔写了一幅条幅：飒飒西风里，秋风动地衰。斯民何所惜，端仗大英才。
写完，吴佩孚郑重落款、加印。刘泗英十分激动。只是诗意颇显悲凉、哀婉，大有易水悲歌的味道，令刘泗英十分难过。他把条幅小心折好，与吴氏夫妇道别。吴佩孚打破不送客的惯例，拉着他的手送到楼梯口，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离去。
刘泗英刚走，吴公馆收到一份日本机关总部的紧急公文。吴佩孚展开一看，日方通知他1939年1月30日下午，在吴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要吴佩孚公开声明对中日亲善的立场，口气强硬，没有商量余地。
吴佩孚一看气炸了肺，把通知往桌上一拍，骂道：“流氓！无赖！赤裸裸的政治讹诈！”他急急地走来走去，思索对策。
许久，刘副官怯生生地说：“大帅，信使等待回话。”
吴佩孚大声说：“告诉他，记者会如期举行！”
次日下午，吴公馆内外军警林立，护卫森严。各种车辆停留在院内，中外记者百余人陆续来到吴公馆，接受日特验证检查。
记者会在一楼大厅内举行。为表明心迹，吴佩孚命人提前将来北平时写的“得意时清白乃心……”长联悬在正中央，把亲手抄录的文天祥《正气歌》挂在醒目处。记者们纷纷驻足观看、品评、记录、拍照。日本特务扮成招待人员斟茶送水，严密监视与会人员……
时间一到，副官高喊：“大帅到！”众人纷纷归座注目。吴佩孚在张方严、陈廷杰等幕僚陪同下，健步走入大厅。他举止文雅，态度安详，一派学者风范。进门来面带微笑，拱手致意，记者们热烈鼓掌。之后，他泰然坐在主席位上，翻译丛大经坐在他的左侧。就在幕僚即将落座时，一个着便装、戴墨镜的人，抢占吴佩孚的右侧——张方严的位置。吴佩孚瞪了他一眼，但他故作不见。吴佩孚知道，这是土肥原指定的翻译。
吴佩孚坐定后扫视会场。这些所谓记者，是经过日特严格审查筛选的，有许多是具特务身份的假记者。他们的报社、电台多是日本御用机关；日本以外的国外媒体，也是倾向日本的。为挑选这些媒体和记者，土肥原可谓煞费苦心。吴佩孚看到，每位与会者面前都有一份印刷精美的中英日文对照的“宣言书”。
主持人陈廷杰宣布：“诸位记者，诸位嘉宾，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请吴将军讲话！”
在一片掌声中，吴佩孚声音铿锵有力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本人很高兴结识大家……”
丛大经刚要翻译，日本翻译首先喔里哇啦翻译起来。众人甚感惊诧。吴佩孚霍地站起来，气恼地说：“对不起，本人作个小小声明，这位先生我不认识，也没有授权，我的翻译是丛大经先生！”
从吴佩孚的语气神态，到日本翻译的尴尬表情，大家全明白了。会场响起轻微的笑声和耳语。日本翻译脸一红一白，但仍赖着不走。吴佩孚接着说：“余渴望和平，向往和平，一向以维护和平为职志。民国七年，余奉命南下，直捣衡阳，鉴于北方外侮日急，国事危危，本人以国家社稷为念，不惜甘冒风险，毅然罢兵北归，力谋和平……”
丛大经刚要翻译，那日本人又照讲稿翻译起来。这一来大家全愣了。吴佩孚再次严厉地说：“我再次申明，这位先生的翻译我不承认！”
经丛大经翻译后，会场一阵骚乱。有的吹口哨，有的出怪音。稍事平静后，吴佩孚继续说：“民国八年，为解决派系之争，为中国之永久和平，本人不顾各方阻力，力倡召开国民大会，发表国民大纲，解决时局。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又起，生灵涂炭，本人发表和平通电，力主和平……凡此种种，足能说明本人钟爱和平之诚意……”
吴佩孚的讲话令日特不快不安。他所举的例子都是反对日本人的，他所说的“外侮”都是指的日本人。而吴佩孚之所以如此，是提醒日本人，我是反对侵略行径的，不要对我抱不现实的幻想！
这时的吴佩孚并不轻松，他面临的是沉重的历史责任和生死抉择。他知道，他的讲话是火、是祸，将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塌天之祸；他更知道，日本当局已忍无可忍，这之后会对他下毒手。他本可含蓄点，委婉点，给日本人留点面子，但他终于做出抉择：不，我是吴佩孚，我是中国人！千百万人看着我，我不能给祖宗爷娘、中华民族丢脸！
他断然说：“日本当局多次请我出山，负起调停之责，我甚表谢意！但是，恢复和平、亲善是平等的、全面的。要想中日议和、亲善，必须基于以下三条：一、日本全面地、无条件地从中国撤军；二、中华民国必须保持领土完整；三、日本应以国民政府为谈判议和的对象……”
听了这些振聋发聩的话，日本特务大惊失色。中外记者心情激动，奋笔疾书。会场气氛紧张凝重，令人透不过气来。这时，吴佩孚的副官抱来一捆书，百余记者每人一本。吴佩孚举着书掷地有声地说：“诸位记者，诸位朋友，这就是我，吴佩孚——一个中国人的声明——《大丈夫论》！”
顿时，日本特务气得脸色铁青，阵脚大乱。但众目睽睽之下，既不好发作，也不好反驳，急得团团转。外国记者哪肯放过吴佩孚，纷纷围着他七嘴八舌地提问。吴佩孚面对记者一律笑而不答，日特声嘶力竭地喊：“诸位，口头翻译有误，请按书面文字发稿。”众记者似乎没听见，一哄而散。
上楼时，张方严问吴佩孚：“对记者发问，大帅为何置而不答？”
吴佩孚笑道：“哈哈，你看不出来吗，土肥原给我拟的稿子是问答形式的，我不能入他窠臼。”众人大悟，哈哈大笑。
楼下几个人可没有这么开心，他们垂头丧气，如丧考妣。陈廷杰抱怨：“没见过这样的怪人，人家好心好意抬举他，他就是不识时务！”
符定一说：“敬酒不吃吃罚酒，得罪日本人吃不了兜着走。”
张锡九说：“自作聪明，早晚大祸临头！”
土肥原的办公室。矮壮的土肥原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发过一阵脾气后，赶紧采取补救办法：命全体特工分赴各报社、电台，不准刊播吴佩孚的讲话；命令各媒体，不惜任何代价，扣留记者电讯稿；命日本媒体，全文发表日方代拟的声明稿。从1月31日起，“吴佩孚已出山”、“吴佩孚愿起调停之责”等假消息要充斥电台、报端。
当驻北平的外国记者发现他们拍发的电稿被扣发时，无不义愤填膺，马上或联名、或单独对日方提出抗议。但日伪摆出一副流氓腔，死不认账。
正当土肥原刚刚松口气，以为天衣无缝时，被2月3日美国合众社的一则电稿惊呆了！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同盟社元月3日发表的《吴佩孚在中外记者会上的讲话》是日本当局伪造的！同时，吴佩孚的真正讲话原文，包括三点声明，赫然出现在报端！更有甚者，它还将日本威胁各报、扣压新闻稿、假翻译等种种丑行公之于众……
这“漏网新闻”令日本朝野震惊，令土肥原颜面尽失，令中国人惊喜不已。一时间，中外报纸全文转载，电台转播，闹得满城风雨。中国人奔走相告：“吴佩孚没有下水。”“吴大帅好样儿的！”……土肥原从精神到肉体全垮了。他输得太惨，败得太惨。他挨中国人的骂，挨日本人的怨，挨五相和天皇的严斥。
出于本能的反抗和复仇心理，就在美国合众社新闻稿面世的当天，土肥原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吴佩孚面前。他凶神恶煞地当门一立，怒冲冲地喊：“吴佩孚，你、你干的好事！”
吴佩孚断定他会来，知道他来者不善，早做好迎战准备。他镇定地放下笔，身子向后一仰，头枕着交叉的双手，冷眼看着这个气得五官挪位的魔王。土肥原见他满不在乎的样子更加生气，恶狠狠地说：“你太不够朋友啦！”
说着，一屁股坐在吴佩孚对面的椅子上，呼呼生闷气。吴佩孚站起来，习惯地绕室徘徊，终于站住，不紧不慢地说：“土肥原先生，什么叫‘够朋友’？难道一定要听你摆布，给你们做傀儡、当走狗、同流合污才够朋友吗？你们有你们的立场，我有我的人格。你要是够朋友，就让我清静一回，别再来烦我，这要求不过分吧？”
几句软中透硬的话，说得土肥原哑口无言。突然，土肥原脸皱鼻歪，声泪俱下，哭道：“玉帅，看在老朋友的分上，拉兄弟一把吧！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为你我力排众议，夸下海口，花了帝国几千万经费……你说，你要什么条件才肯出山？给我一点面子吧，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别让我脸面丢尽吧。我求你了……”说着，他双手合十，连连鞠躬，样子十分可怜。
吴佩孚对“软”的防范力远不及“硬”的那样强固。一瞬间，他的心软了下来。但他马上想起国人对汪精卫的口诛笔伐；想起爱国民众、志士仁人给他致电、发函、撰文、密访，交口称赞他的爱国行为；连中共领导人董必武都撰文说：“抗日的都是朋友，附逆的都是仇敌，不管他过去历史如何，凡甘心借日寇利用阻碍抗战者，都一定为国人反对”，希望吴佩孚“发扬其固有精神，顽强不屈，弃所谓‘绥靖委员长’的伪职于不顾”……
想起这些，他意志更加坚定。他说：“中国乃礼仪之邦，周公握发、蔡邕倒屣、陈蕃下榻被传为千古佳话，视为诚友敬宾的楷模。于私，我可以视你为朋友；为公，则绝对不能！你们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坏事做尽……”
土肥原急躁地说：“交不交友我不在乎，你说，什么条件你才肯出山？！”
吴佩孚义正词严地说：“我要实地，以便训练兵马；我要实权，以便指挥裕如；我要实力，以便推施新政；最主要的是你们退出中国。”
“啪！”土肥原拍案而起，吼道，“吴佩孚，不要逼人太甚，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吴佩孚笑道：“嘿嘿，笑话，到底是你逼我还是我逼你？”
“吴佩孚，你就不考虑后果吗？”
“后果？请随我来……”说着，吴佩孚从容地向楼下走去。土肥原不知何意，气咻咻紧随其后。他们来到楼下，推开一间房门，一具油漆过的棺木停放在屋中，棺首赫然写着几个白漆字：
吴佩孚之灵枢
年？月？日
吴佩孚说：“这就是我的考虑！”
土肥原声嘶力竭地喊：“吴——佩——孚——，我恨你，恨——你——！”说着，大步离去。
回到机关，土肥原立刻以强烈措辞电告东京大本营：吴佩孚屡次背信弃义，已不能容忍，要求“土肥原机关”立即关闭，请求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