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天气阴霾，寒风凛冽。一列遍体沙尘的火车，恶狠狠地吐出一口浊气，疲惫地停在破落不堪的前门车站上。车门开处，列车似张开巨口的怪兽，慢慢吐出一群周身黄沙、满脸憔悴、包裹着各式各样御寒衣帽的人。苍老、疲惫的吴佩孚，或许是故意怄气，或许是虚荣心作怪，把刘泗英给他披在身上的老羊皮袄抖掉，只穿一身单薄的棉军装，挺胸收腹向前走去。他经过五年的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带着落寞、哀怨、沮丧、伤痛回到了北平。
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兼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率军政要员迎上前去。张学良跨前几步，“啪”地给吴佩孚行个军礼，口称“世伯您好！”想去握手，但吴佩孚却傲慢地昂起头，旁若无人地从他身边走过。张学良怔住了，脸涨得通红。张方严怕张学良下不来台，赶忙上前与他握手寒暄，刘泗英，陈廷杰则追上吴佩孚想劝几句。吴佩孚早跟前面的江朝宗、薛之珩、蒋雁行、齐燮元等旧部谈笑风生。故意冷落张学良。
张学良再次趋前搭讪：“世伯，一路辛苦了！”
吴佩孚“哼”了一声，气呼呼地一头钻进汽车。
沿途军警林立，人如潮涌，纷纷争睹大帅尊容。欢迎小旗上写着“欢迎吴大帅联合抗日！”“团结御侮，收复失地！”……吴佩孚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车队径直向东四什锦花园胡同驶去。
……去年12月9日，雷中田地盘丧失，高振邦全军覆没，陕军兵临城下，甘肃城危在旦夕。吴佩孚一看，大势已去，前功尽弃，不赶紧走有沦为阶下囚的危险。于是长叹一声，率领残兵败将踏上去银川之路。
荒凉贫瘠的大西北寒风瑟瑟，赤地千里。吴佩孚骑在马上，顶着风沙，艰难跋涉。沙粒似碎玻璃，拍打在脸上钻心地痛；阵阵寒风像一把把钢针，钻进单薄的衣裳里，砭蚀着肌肤。艰苦打拼五年，落得如此下场，怎不令人伤心欲碎？希望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彻头彻尾地寒冷，刻骨铭心地伤痛。
在走投无路时，吴佩孚只好求助于张学良，要求在北平长住。张学良想到吴佩孚虽已下野，但仍深孚众望，且奉直有过一段合作关系，他又是长辈，怎好拒绝？于是，与于学忠就商。张学良说：“蒋介石有电来平，对吴佩孚来平企图有所怀疑，你说咋办？”于学忠说：“吴佩孚今日已无实力可言，还能有何企图？直系旧将中握有兵权者仅我一人，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张学良问：“蒋公怪罪下来如何解释？”于学忠说：“以私交收留，蒋公是能理解的。”就这样，张学良回电欢迎，并派毕泽宇为代表前往临河迎接，命察哈尔省长刘翼飞陪送其到北平。
古道西风，老树昏鸦，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吴佩孚晓行夜宿，餐风饮露，把身子蜷缩在老羊皮袄里，颤巍巍，晃悠悠，听着单调的风声和驼铃声，昏昏沉沉，凄凄惶惶，绕道银川、包头、张家口，艰苦行程一个多月才到达北平。
车队停在一所公馆门前。
这里原是吴佩孚旧部、前北京警察总监薛之珩的一座公馆。一进大门是一条青石甬路，两侧栽种着松墙和塔松。再往前走是一座花团锦簇，树木苍翠，有假山怪石、亭台轩阁的小花园。正中有一座二层小楼，东西两侧各有跨院。这套公馆是薛之珩特意奉送的。但吴佩孚生性要强，不愿平白无故接受他人财物，到底东拼西凑，凑了几万元现金送去才安心。自己为官几十年，却没有一处房产。
吴佩孚对新居还算满意，僚属大多喜欢，都有了落叶归根之感。尤其夫人佩兰、儿子道时更高兴得合不拢嘴，一下车就指挥侍从移床架铺，布置房间；各幕僚、家属也分配到自己的办公室或住处。上上下下一片忙碌，喜气洋洋。
吴氏一家住在楼上。有寑室、书房、会客室、办公室、游艺室等。楼下是会客室、会议厅、小餐厅、侍卫室等。东西厢房是八大处办公室。八大处成员及家属分别住东西跨院。几百名卫队，集中驻在什锦花园胡同的另一处空旷的大公主府内。吴佩孚的八大处虽然人员参差不齐，但编制依如其旧。自1927年来的五年间，追随他的官兵一直未发过饷。
吴佩孚所用的家具、书籍、生活用品，都是薛之珩送的。家具由楠木、黄梨木精制而成，古色古香，庄重典雅。大凡古朴之物，吴佩孚都喜欢。尤其令他满意的是书房，有三四十平方米。东西两面是两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橱。靠北墙是沙发、茶几，靠南墙是条案、花卉盆景，靠窗是一张比普通办公桌大一倍的大办公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两旁是宽大雕花太师椅，壁间挂着名人字画……
这天，吴佩孚正在整理浏览图书，看着看着，他的眉头皱起来。一批具有现代思想的书籍，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上：王安石的《同官新义》，严复的《文龙川文集》，龚自珍的《龚定奄全集》，谭嗣同的《谭嗣同文集》，严复的《救亡决论》，孙中山的《孙逸仙文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其实，这些著作并非书主人阅读的，只是一个警察总监的收藏。吴佩孚的思想一向与先进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对这些“离经叛道”的书籍嗤之以鼻。他把这些书一本本抽出扔在地上，令侍从抱出去烧掉。然后，把追随自己几十年的古董放进去……
这时，张佩兰款款地走进来，一进门环顾四周，笑眯眯地说：“哎呀，好气派，我看比洛阳的书房毫不逊色。”
吴佩孚满意地说：“嗯，还不错，半生飘零，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张佩兰说：“唉，我可惨了。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下的财富全失落了，想不到我成了穷光蛋！”说着，热泪盈眶。自从过襄河失落财物后，她经常唉声叹气，哭笑无常。
吴佩孚劝道：“行了，过去的事想它何用？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吃有花足矣。”吴佩孚每想起佩兰跟自己受了太多苦，总觉得愧疚。
佩兰叹道：“你说得轻巧。你是个大松心，吃粮不管算，家里家外哪点不是我操心？”
吴佩孚说：“是啊，这些年难为你了。”
哭过穷之后，她终于宣示真意：“刚才汉卿派人来过，说以北平政府的名义，给你送来五万元安置费，配你一辆小轿车。他还以个人名义，每月给你八千元生活费。还说有啥困难随时给他打电话。另外，老蒋也答应每月给你拨款三千元。看来，汉卿蛮讲义气。”
吴佩孚沉着脸说：“你告诉他，我只接受私人馈赠，其他的我一概不要！”
张佩兰一撇嘴说：“行了，我说你呀，事到如今就别那么耿直了，谁的棉袄不过冬？何必计较。”
吴佩孚固执地说：“就这么办！”
张佩兰以退为进，暂时退让：“好好，依你。汉卿送来请柬，说今晚为你接风洗尘。作陪的有于学忠、魏益三、刘翼飞、毕泽宇、齐燮元、蒋雁行等人，多是你的旧部。你去不去？”原来陈廷杰、刘泗英怕吴佩孚不去，特请张佩兰游说。
吴佩孚态度更加强硬：“不，我不能与出卖祖宗爷娘的败类同席！”
张佩兰软中有硬地说：“得了，人家汉卿哪点不好？讲交情，重义气。人家顶着巨大压力收留你，照顾得又这么好，何必跟人家过不去？人有脸，树有皮，大面儿上咱得过得去。去吧，我想去。”
“你想去你去。”
“嘿嘿，行啊，一帮老爷儿们围着一个娘儿们，你脸上好看？”
吴佩孚也笑了。张佩兰是个长于心计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退却。在一些事上，虽然吴佩孚固执得似驴子，但最终的胜利者往往是她。她一抬头看见墙上一幅新条幅：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张佩兰问：“刚写的？挺好看。唉，奔波大半生，不容易呀，该收收心了。安安生生、舒舒服服过几年好日子。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我过怕了。”说着，眼圈儿红了。
吴佩孚叹道：“唉，本想借助张、于之力抗日救国，东山再起，谁想到又成泡影。命，这都是命啊！”
张佩兰改了话题：“江朝宗、薛之珩来过，要跟你办‘善悟社’，请你当社长，准备设一个乩坛。到时候诵诵经，扶扶乩，联络联络感情，倒也不错。他们放下一部《吕洞宾文集》，说改日再过来。”
吴佩孚来了兴趣：“嗯，好啊。”
张佩兰说：“生活安定了，用不到那么多卫队了，咱留下二百人，其他的解散吧。不然别说发饷，吃饭穿衣也管不起。你看行不行？”
吴佩孚说：“我考虑考虑。”
临走时张佩兰嘱咐他：“别忘了晚上赴宴，几个处长也去。”说罢，一扭一扭地走了。
晚上，顺承王府灯火辉煌，一派热闹景象。
这座王府位于北平西城区白塔寺附近，是一座气势恢弘的封建王府，分前后两个大院。前院是亭台楼阁，假山怪石，奇花异卉，曲径通幽的大花园；后院是张学良的起居室，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
一般情况，府邸的宫门是不轻易开启的，一切人等均在东西阿司门出入，正殿也只有贵客临门时方启用。今天为迎接一个大人物，大门和正殿都开启了。
突然，有人一声高喊：“大帅到！”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以及文武官员赶忙起身相迎。在张佩兰、吴道时的陪护下，吴佩孚走出轿车，款款走来。张方严、陈廷杰、刘泗英、刘永谦、符定一、张伯伦等心腹幕僚紧随其后。张氏夫妇跨前几步，满脸堆笑，躬身施礼：“世伯、伯母好！少帅好！”因行前夫人叮嘱，僚属苦劝，务要搞好关系，吴佩孚已不似先前那样固执，矜持而有分寸地微微一笑，拱手道：“二位好！”女人不似男人拘谨，一见面你拥我抱，格外亲热。
进了客厅，吴佩孚旁若无人地仰坐在正面的大沙发上。张学良一一介绍他的部下，他们纷纷向吴佩孚敬礼，吴佩孚微微举手作答。
本来张学良才思敏捷，久经阵势，多大的场合、多难对付的人都能应裕自如。可当他面对这个软硬不吃、喜怒无常的怪物时，却不知说啥好。他试探着说：“世伯、伯母辛苦了，听说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受了许多苦？”
张佩兰赶忙接口：“唉，可不是。天寒地冻，黄沙漫天，可把我们害苦了。”
张学良问：“二老身体可还好？要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吴佩孚机械地说：“嘿嘿，不用。再说，我信不过洋玩意儿。”
于凤至拉着张佩兰的胖手说：“依我看，伯母干脆搬过来住些日子，好让侄媳妇侍候侍候你老人家。”
张佩兰搂着于凤至说：“哈哈，还是我侄媳妇疼我，咱娘儿俩一见面就投脾气。唉，你们怪忙的，以后麻烦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张学良瞟一眼吴佩孚，接口说：“伯母说远了，我们既是同乡，又是至亲，都是一家人，说什么麻烦？”
张佩兰笑道：“哈哈，对对。”说着，从背后捅捅吴佩孚的腰。
吴佩孚仓皇作答：“喔，对对。”
这时，吴佩孚的心里酸溜溜的：一是对张学良的权势心生妒忌，二是对张学良的豪华气派心生不平；同时也为自己的落魄、失势而凄怆。越是这样，他越端架子，越自命清高。吴佩孚正胡思乱想，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相走进来请他们入席。
宴会大厅富丽堂皇。地上铺着猩红大地毯，墙上裱以锦缎隐花壁饰；色彩纷呈的天花板上，高垂着金碧辉煌的葡形大吊灯，窗上挂着枣红色丝绒帷幕。八张铺着洁白桌布的餐桌上，摆着金银玻璃器皿和法国葡萄酒、英国威士忌、美国香槟、中国茅台……
张学良恭谨地拉开首席的高靠背沙发椅，吴佩孚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去。同时，于凤至也把吴佩孚旁边的另一张椅子拉出来让张佩兰坐。这样，吴佩孚的左手是张学良、吴道时，右手是张佩兰、于凤至。其次是于学忠、张方严等人。
张学良首先起而发言：“尊敬的世伯、伯母，道时兄弟，诸位将军！今晚学良有幸与二老相聚，为二老接风洗尘，学良十分高兴！世伯与家父有八拜之交，又在家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友谊之手，建立了直奉联盟。世伯的雄才大略、道德文章，是学良永远学习的榜样。为了世伯、伯母的健康，为了吴张两家人的团聚，为了诸位将军的光临——干杯！”
大家热烈鼓掌，纷纷饮下第一杯酒。吴佩孚沉吟片刻，夫人在他背后捅了一下，他才端起酒一饮而尽。
张学良笑道：“世伯，您说几句吧？”
于学忠见他迟疑，带头鼓掌：“请大帅训话。鼓掌！”
大家纷纷鼓掌、期待。但吴佩孚好像没有听见，自顾自斟饮三杯。张佩兰怕他做出不礼貌的表示，悄悄用肘关节碰他胳膊。几十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看着他。宴会厅气氛压抑，鸦雀无声。许久，他眼含泪光，慢慢抬起头，悲愤地说：“你们要我说，我能说什么？诸位……”他突然提高声调，慷慨高呼，“这不是酒，是三千万东北同胞的血和泪呀！”
张佩兰怦然心动，张方严等瞠目结舌，张学良表情尴尬，众将领面有不快……沉吟片刻他说：“贤侄，休怪我无理，我是直肠子，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有几十万军队，手里有洋枪洋炮，为什么把祖宗爷娘的土地，拱手让给日本人？你是不是张雨亭的儿子，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吴佩孚的话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最后竟至拍案而起。众将官被勾起满腹哀怨，有的垂泪，有的欷歔，有的自饮闷酒，有的对他的傲慢无礼和盛气凌人不满。最难过的是张学良，几个月来，他成了众矢之的，国人纷纷骂他“不抵抗将军”、“逃跑将军”……大街小巷，小报传单，经常见侮辱性的漫画、标语，甚而向他的汽车投石子、啐唾沫。他怕见吴佩孚，又不能不见，怕提起这件事，又愿意提起，好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今天吴佩孚的话，等于在他流血的伤口上撒盐！他脸色苍白，表情尴尬。许久，才委屈、羞赧、哀怨、自暴自弃地说：“今天世伯对我的训诫，我更感到世伯的高风亮节和拳拳报国心。可我张学良不是没骨气、没廉耻的人，我……我有难言之隐呐！”说着，哽咽起来。
吴佩孚依然火气难消，揪住不放：“胡扯！你国仇家仇不报，你老子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张学良说：“这里说话不便，请容我以后单独向您解释。这里我只说一句话：张学良不是孬种！”
吴佩孚倔生生地说：“我不听解释，我要行动，要你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你借我二十万军队，我帮你把小日本儿赶出去。我没有个人野心，我把东三省夺回来立马还给你！”
张方严、于学忠等怕把事情搞僵，怕双方下不来台，纷纷劝解。吴佩孚自己也觉过分，尤其想到今后还要与张学良相处，于是态度缓和下来，举起酒杯说：“汉卿、诸位，吴某言语不周，多有冒犯，来，我敬大家一杯。希望大家团结御侮，不忘国耻，早日收复失地！”
于学忠带头响应：“好，这杯酒一定要干！”
众人七言八语：“干，干！”大家纷纷给吴氏夫妇敬酒，宴会总算圆满结束，没出大乱子。
新年虽过，天气尚冷。西北风在屋脊上、瓦楞上、树枝上肆虐，不时发出呜呜的叫声。一月下来，不是刮风就是下雪，天总是阴森森、冷飕飕的。
本来，北平对过旧历年是很认真的，但今年却过得凄凄惶惶，冷冷清清。顺承王府没心思过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大片领土尽陷敌手，东北军不放一枪一弹退进关内，国人愤怒已极，游行声讨、口诛笔伐天天不断，军人思乡心切，哪有心思过年？
北平的老百姓，因日本人的咄咄逼人、步步紧逼而寝食难安，每个人的心中都蒙上亡国的阴影，加上生活艰辛，当然更没心思过年。
吴公馆也是一片晦气。早先流亡蜀陇，生活虽凄苦，但尚存幻想，心里尚有一丝期望；到北平后，最后一缕希望破灭了，其心灰意冷可想而知。加上世态炎凉，门庭冷落，许多追随者风流云散，那些沙里澄金留下的几百名卫队，也因供不起起码的生活费而大部遣散。在这种灰暗的情绪里，谁能乐得起来？
整个华北，乃至中国，都被一股阴云笼罩着。
吴佩孚已很久不下楼，不会客了。整天吊着脸喝闷酒，抽闷烟，踱步沉思。按历来的习惯，他每餐必与幕僚共饮食，在餐桌上讨论时事、政治、军事，沟通思想，部署工作。一天两餐通常拉得很长。来北平后，依然保持这一习惯：楼上一桌，楼下若干桌。楼上的一桌，只有张方严、陈廷杰、刘泗英、赵心如（军需兼军医处长）、赵子宾（交际处长）、张伯伦（军务帮办）有资格参加。这些天，这一惯例也改变了，他待在自己屋里独饮独食，还常跟部下发脾气。
3月9日这天，吴佩孚正在窗前侍弄花草。今年冬春天寒，吴公馆缺煤少柴，室内温度过低，不少花卉冻死。屋子里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令吴佩孚不快。这时，陈廷杰上楼来，小心翼翼地说：“玉帅，有贵客求见……”
吴佩孚粗暴地吼道：“谁说我要见客？不见，不见！”说着，一回身把一盆仙人球掷出去，陈一闪身，花盆在他脚下摔碎。二人瞅着花盆都愣了。吴佩孚虽觉过分，但从来不肯道歉。当年，陈廷杰把政治赌注压在吴佩孚身上，是幻想他有朝一日韶光再现。当他看见吴佩孚的崛起日见渺茫，脾气又一天比一天坏，早已不耐烦了。只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靠山，所以才委曲求全。他耐着性子，以冷淡的口吻说：“章太炎先生远道而来你也不见？”
吴佩孚急转身问：“谁？章太炎？你怎么不早说？”
陈廷杰跟了一句：“你让我说了吗？”
吴佩孚说：“快请！”
当年章太炎曾先后在吴佩孚、孙传芳处任要职，把出路寄托在军阀身上，但因希望破灭而去职。
今天，寓居上海多年的他，千里迢迢来见吴佩孚有什么事呢？吴佩孚正在沉思遐想，陈廷杰已把章太炎引上楼来。章太炎六十有余，面目清癯瘦削，戴一副深度近视镜，留两撇花白胡子。他患有哮喘病，上楼来已气喘吁吁了。
一见面，二人拱手寒暄，十分亲热。坐定后，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促膝交谈。相似的遭遇，抚平了往日成见的沟壑，让他们的感情变得更近了。吴佩孚笑眯眯地说：“什么风把你老兄吹来了？我真高兴，高兴啊！”
章太炎躲在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睿智聪慧的火花；同时，又显出忧郁、凄怆的神色。章太炎定定呼吸说：“似我这老朽之人，本该闭门读书，超然物外，可是，局势糟糕至此，令人寝食难安呐！”他陡地激动起来，竟致坐不安席。他说：“去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19日占领长春，21日攻陷吉林；11月10日，日本人将宣统劫持到东北；今年1月28日又挑起淞沪战争，2月19日，在坂垣导演下建立了‘满洲国’，发表什么‘独立宣言’。时隔半年，时局变化如此之大！我坐不住，坐不住啊！”说着，眼圈红了。
吴佩孚深有同感：“不光你老兄坐不住，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坐不住。”
章太炎说：“整个中国沸沸扬扬，到处燃起反日怒火，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纷纷建立抗日组织……中国人何以伤痛至此，愤怒至此？是因为中国当局一再姑息退让，开门揖盗，丢尽中国人的脸！他们的做法较之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说着，老人感情激动，竟至老泪纵横。吴佩孚也受了感染，一面擂击桌面，一面欷歔有声。
吴佩孚问章太炎有何打算。章太炎宣示此行真意：他要为抗日救亡竭尽绵蒋之力，请吴佩孚联合张学良、于学忠把东三省夺回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吴佩孚哀叹道，他从蜀陇千里迢迢赶来，就是要联合张学良打日本的。他曾表示不计名位，不要地盘儿，先借给他二十万军队，把东三省夺回来立马交给张学良。可是，他说过几次都白费劲，张学良一心唯蒋介石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他空有满腔热血，没有用啊！说着，气恼交加，在地上狂踱。
章太炎拐杖顿地激动地表示，他明天就去，甚至可以跪地求他，相信他是血性男儿，不会置国难家仇于不顾。他告诉吴佩孚，当今最大的政治是顺应时代潮流，抗日救国，团结御侮，你吴佩孚要想东山再起，受国人爱戴，就应该应运而起，挽救危亡；否则，就是头号大傻瓜，白白错过大好时机！
吴佩孚指着墙上的条幅说：“看见了吗？‘得意时清白乃心……’这就是我吴佩孚的抱负。我平生仰关（公）、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读春秋大义，绝不做对不起祖宗爷娘的事。”
章太炎掀髯笑道：“好好！虽然我不赞成你的某些做法，但佩服你的民族大义。这就是我千里迢迢来找你的原因。只要你联合诸昆抗日，我便动员全国舆论为你鼓呼！”
吴佩孚说：“好，我的能量大得很，只要我振臂一呼，许多人便会集合在我的麾下。我只要有二十万大军，何愁打不过一个小日本！”
章太炎知道他有好吹牛的毛病，但他的抗日决心是用不着怀疑的。他笑道：“哈哈，我信我信。此次第19路军在淞沪奋起抗战，苦撑三十四天，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军长蔡廷锴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工农商学，各行各业，上至老太太，下自小娃娃，都在声援、募捐、送给养、运伤员，积极拥军参战。我活了六十三岁，从未见过这样同仇敌忾、慷慨悲壮的一幕。难怪连外国舆论都赞叹不已。”
吴佩孚由衷地说：“是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有如此大的凝聚力，令人始料未及。”
章太炎说：“这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理。可是，南京政府都做了些什么？当许许多多国人、华侨，甚至外国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支援抗战时，他们却下令停止抵抗，撤出战斗！签订与敌人妥协的‘和平条约’，真是岂有此理！”
吴佩孚气恼地叫起来：“蒋介石，他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章太炎说：“嘿嘿，这好理解。他是想‘宁赠友邦，不赠家奴’，想腾出手打内战，消灭共产党！”
吴佩孚说：“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马克思主义，还是三民主义，我一概反对！我的宗旨是中国恢复孔孟之道。”
章太炎说：“对共产主义我没有研究，不敢妄议。但说‘共产共妻’恐怕不切实际。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人我见过，红军苏区的事我听说过，绝非传说中那样可怕。倒是一些旧军阀和国民党的达官权贵，三妻四妾，声色犬马，实在不成样子……”
吴佩孚无意争论学问，自解自嘲地说：“管他呢，洁身自好吧。眼前的当务之急，是不能承认日本人分裂中国这一现实，不能承认‘满洲国’！”
章太炎问：“你打算怎么办？”
吴佩孚说：“我想请你代写一份申讨伪满洲国的通电尽快发出去，表明我的态度。”
章太炎说：“好，马上就写。”
吴佩孚铺开纸砚，章太炎坐在桌前，稍事思索，奋笔疾书。写道：
……本（3）月9日，故清废帝溥仪，受日人嗾使，于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之职。警报传来，不胜发指。查东三省自汉魏以来已隶中国版图，近于约法载明，为中华民国之行省，其地户口三千万，满洲人未及百分之一，此人所共知也。自东倭肇兴，疆土迭陷，久稽不治，祸遂蔓延。然以暴力获得之土地，不能据为己有，联盟决议，信誓昭然，非日本一国所能独占也。于是，树置清室废帝，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为术狡险，路人皆知……亟应同仇敌忾，大张挞伐，对日本则为御侮之师，对窃据独立者，则申讨逆之义，庶见封土获全，邪谋清沮……方今四海横流，国亡无日，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特申愚悃，惟望鉴裁！
吴佩孚叩蒸（10日）
吴佩孚快速浏览，连说：“好，好！这是一篇战斗檄文。刘副官，马上交电报房发出去！”
然而，一个人难以改变历史进程。章太炎的渊博学识、上乘口才终未能改变张学良的行径，他灰心丧气地回南方去了……
吴佩孚越发意冷心灰，终日百无聊赖地看书写字，作诗绘画，消磨时光，渐渐地从宗教里找到精神寄托。他迷上了《金刚经》，时而去寺庙中虔诚拜佛，求签问卜。江朝宗送他一本《吕洞宾文集》后，他又改信道教，说什么佛教是外来的，道教是土生土长的。
他在书房内增设小神龛，龛里供奉一尊玉皇大帝金身塑像。玉皇大帝身着九章法服，头戴十二行珠冠冕旒，手持玉笏，旁侍金童玉女，塑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供桌上摆着精巧别致的铜香炉和一部《玉皇经》。这一切都是“北平善悟社”社长江朝宗送的。他对道教达到痴迷程度。于是，他的执著也传给精神极度空虚的吴佩孚。
这天早晨，吴佩孚刚净过手，点炷香，虔诚地作揖叩头时，刘副官敛气吞声地说：“江先生来了。”
吴佩孚喜形于色地说：“快请！”
江朝宗，字宇澄，是一个混迹京师几十年的老官僚。早年，他在刘铭传部当兵，因镇压义和团有功，受袁世凯及庆亲王奕劻赏识，先后奏派同知、知府、道员之职，官至二品。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他当了北京步兵统领，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他是“大典筹备处”成员之一。黎元洪上台，张勋复辟，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当政，他都是经久不衰的“混乱魔王”。直到军阀倒台后，他才丢官罢职，赋闲在家。但他贼心不死，以“慈善家”自诩，主持“善悟社”，宣扬“五教合一”。吴佩孚来北平后，他把再起希望寄托于他，百般献媚，投其所好。
不一会儿，江朝宗手执文明棍颤巍巍走来。他是一个见一眼就让人终生难忘的人，身材不高，胖得像肉球，一张青魆魆的冬瓜脸，脑袋上长着几缕白毛，两根半截秃眉，衬着一双细长小眼，一只相形见绌的短鼻子，一张蛙形大口，周围是一圈脏兮兮、乱蓬蓬的花白胡须。
一见面，江朝宗拱手道：“哈哈大帅，老朽给你道喜了！昨天圣坛专门为你扶一次鸾，玉皇大帝显圣并降下御旨，赠你智玄法号，今后我们都是玉皇大帝弟子，得到神祇保佑。”
吴佩孚赶忙站在神龛前双手合十，煞有介事地说：“弟子智玄多谢玉皇大帝垂青！敢问玉帝有何旨意？”
江朝宗胡诌一通，说吴佩孚是星宿下界，不同凡人，虽有九九八十一难，但终有出头之日，否极泰来。还说今后要吴佩孚虔诚诵经，多行善事，替天行道，解民倒悬。
吴佩孚表示谨遵天命，身体力行。
二人坐在小圆桌前开始深谈。江朝宗介绍：北平善悟社已经营多年，下设七十余处分社，有弟子三千七百余人。入社者皆为失意政客，下台军人，名绅硕儒，巨商大贾，清室遗臣。善悟社倡导佛、道、天主、耶稣、伊斯兰五教合一，为的是包罗万象为我所用。原来他是社长，为增强号召力，他甘愿让贤，经最高社务会讨论，一致同意由吴佩孚担任社长，他甘当副手。
吴佩孚假意推让：“不可不可，江朝老德高望重，我愿叼陪末坐。”
江朝宗恭维吴佩孚是非常之人，是解民倒悬的天神下界，根基雄厚，振臂一呼，从善如流，这杆大旗理应由他来扛。待他有出头之日，别忘了这些旧臣足矣。
吴佩孚喜形于色，表示既然大家瞧得起他，一定勉为其难。他将以均产主义对付三民主义，以中庸之道对付共产主义，他要编写教义进行传经布道，他还要让他僚属旧部全部入教，并决定把“北平善悟社”改为“救世新教会”，以‘济世救国’招牌凝聚人心。他要把触角伸到华北、西北乃至全国去，让所有人万众归心，集合于他们的门下……
江朝宗热泪盈眶，激动万分，连说：“天神保佑，我们受侮忍屈多年，今天幸遇英主，我们出头有日了！”说罢，跪伏在地，代表全体信众给吴佩孚叩头。吴佩孚也很激动，赶忙起身相扶：“江宗老使不得，快快请起，请起！”
吴佩孚与江朝宗在楼上密谈时，楼下秘书处的退间里，也在进行着一场密谈。六年来踪迹杳然的原政务处长白坚武，坐在圆椅正首，陈廷杰、符定一、刘永谦、王惠民、张锡九呈放射形坐在他的对面。
白坚武这年四十九岁，浓眉大眼，风流潇洒，堪称一表人才。他眉飞色舞地说：“我们为什么失败？因为过分依赖英美。打个比方说，英美好比绅士，打起仗来，绅士只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能为你玩儿命。日本就是流氓。可惜，咱大帅太固执，日本人多次献殷勤，总是不理人家的茬儿。只要能重掌权柄，什么方法都可借用。”
符定一手舞足蹈地说：“绝对正确！什么国格人格、道德原则，只要能重掌权柄，让我叫亲爹都行。”
众人说：“哈哈，话粗理不粗。”“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王，管他呢！”
“嘘——”陈廷杰将食指竖在嘴上，“小声点儿，让馨远兄接着说。”
白坚武告诉大家，这些年他就是这么干的。他去过日本，到过大连，还到过“满洲国”，受过溥仪接见，拿过他的馈赠，谈过“合作”事宜。他跟天津驻屯军参谋官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交上朋友。他们给他金票，给他枪，帮他建立“华北国”，还答应辅佐吴佩孚出任华北领袖。
“啊，有这种事？”众人乐得手舞足蹈。
白坚武越发得意，接着说：“不仅如此，我跟日本驻北平陆军官员大迫通贞、冈野增次郎大佐取得联系，他们都答应帮助玉帅重返政坛。”他神秘兮兮地说，“我组织了两个社，一是专门笼络文人的‘正谊社’，一个是专门拉拢武人的‘兴北社’，宗旨是招揽北方军人、政客，振兴北方军事，号召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南方统治，在华北搞出一个新局面来。”他振振有词地说，“弟兄们，今天我就去说服玉帅出任华北国首脑！”
众人又是一片狂呼雀跃。
秘书易克臬进屋说：“江老头子走了，大帅请白处长上楼呢。”
陈廷杰关照白坚武，老头子脾气古怪，千万少提日本的事，让他们慢慢渗透。又关照大家，务必保密，此事切莫外传。白坚武说：“放心，我有分寸。”
吴佩孚一见白坚武，特别亲热，破例等在门口。二人手牵手走进客厅。一落座，吴佩孚急切地说：“一晃六年不见，非常想你！这些年你都在哪里，干了些什么，生活得怎样？”
白坚武道：“唉，说来话长……”
1927年，他与吴佩孚在南阳分手后，辗转去了日本，想依靠日本人谋求发展，以证明自己的路线正确。因为他想着曹锟、吴佩孚由他组阁的许诺，便以十倍的决心，百倍的努力，恢复过去的一切。赴日后，他拼命为吴佩孚鼓吹。但日本人不买他的账，他只好回到天津，开了一个贸易货栈，借经商为掩护，筹措活动经费。他广交地痞流氓、泼皮无赖、失意政客、亲日分子，为拥吴佩孚出山大造舆论。后经亲日分子吴蔼辰介绍，认识了土肥原和三野友吉，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日本人为实现“华北独立”，鼓动直皖两系合作，由土肥原牵头，让白坚武、张敬尧代表两系谈判。但由于一个拥吴，一个拥段，最终不欢而散。不久，又在土肥原安排下，白坚武率五六人赴大连、长春，分别觐见伪满“总理”郑孝胥、“处长”张燕卿、“皇帝”溥仪，就商联合建立“华北国”事宜。他回天津时，溥仪、张燕卿分别赠巨款让他回津活动……
当然，白坚武向吴佩孚汇报时，巧妙地掩盖了他接近日本特务、接受日本经费、勾结溥仪的情节。吴佩孚听后十分满意，大笑道：“哈哈，甚好！馨远的工作卓有成效，果然不负所望，事成之后我要好好奖掖你！”说罢，叫进刘副官，通知伙房，办一桌像样的酒席，犒劳劳苦功高的白处长。他问白坚武对时局有何看法。
白坚武巴不得有表现之机，既自信又自负地表示：据他所知，日本人在占领中国上也不统一。以东条英机、近卫文麿为首的强硬派，认为苏联是重要威胁，日本必须征服中国后，腾出手对付苏联；以石原莞尔、崛场一雄为首的温和派，则认为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华民族正在觉醒，日本应同中国结盟，共同对付苏联。但就势头看，以前者占上风。所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紧锣密鼓，加紧占领中国。华北地处前沿，日本人的占领只是时间问题。日本人的策略是，鼓吹华北自治，组建一个对抗南京的“华北政府”。白坚武主张不妨因势利导，借助日本势力寻求自己的出路……
吴佩孚踱步沉思，心想，这倒是东山再起的办法，但对过分依靠日本人又觉不快。他问：“南京方面有何情况？”
白坚武介绍说：自事变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六年来，蒋、汪矛盾有所缓和。汪精卫是亲日派头子，在日本有深厚基础，让他出任总揆，一是表明老蒋对日的亲善姿态，一是想跟日本妥协，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去年五月，中日签订上海“和平条约”，上海周围二十五里被划为“非军事区”；今年五月，双方签订“塘沽协定”，把长城以南的平津走廊划为“非军事区”，使华北局势更复杂化。有消息说，老蒋为缓和国人的不满情绪，想来个“丢车保帅”——撤掉张学良。这样一来，表面看为了抗日，其实是妥协。因为张学良是主张抗日的。
吴佩孚问白坚武对今后有何设想。
白坚武信心十足地表示：“不管怎么说，局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审时度势，顺水推舟，乱中求荣。充分利用微妙形势，经营自己的营垒。”
吴佩孚拍案而起，兴奋异常：“好！审时度势，乱中求荣。我看可以。”
刘副官报告：“于学忠将军求见。”
白坚武请求回避。
墙上自鸣钟敲过五响，张学良起床了。赵四小姐给他挑了一套新军装，肩上三颗金星光彩夺目。武装带，小手枪，高筒马靴，张学良看上去英姿勃发，神采飞扬。昨晚的军事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将领斗志昂扬令他振奋。今天见了委员长，他一定痛陈抗倭决心，讨还失地，一雪“不抵抗将军”之耻。凭他对党国的赤胆忠心，凭着与委员长的深情厚谊，他一定不会令他失望！至于“引咎辞职”的申请，只是官样文章，委员长不会批准的。
列车披着彩霞，风驰电掣般向保定进发。麦田葱绿，杨柳青青，暖融融的春光在宽敞的车厢里流淌，到处是一片生机盎然。望着这一切，张学良更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九时许，列车准时停在保定车站。他兴冲冲下车观看，站台内外除岗哨外，竟冷冷清清，蒋介石的专列未能如期到达。车长告诉他，委员长尚在石家庄，宋子文先来保定与他见面，要他稍候。
蒋介石为何不来，为什么要假手于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学良迷惑不解。他的军事顾问端纳蹦出一句生硬的中国话：“看来大有文章。”这更增加他的疑惑。
十时许，宋子文来到保定站。张学良与他私交甚笃，几乎无话不谈。今天，宋子文却是一脸正经，突然问：“汉卿，中正待你如何？”
张学良回答：“情深似海。”
宋子文又问：“你对中正如何？”
张学良答：“一心不二。”
宋子文说：“唉，自从事变以来，日寇猖獗，民怨沸腾。‘赤匪’别有用心，煽风点火，欲置中正于死地。领袖举步维艰呐！汉卿你说，作为一个党国要员，最要紧的应该是什么？”
张学良信誓旦旦地说：“维护领袖威信，服从中央决议！”
宋子文说：“好！中正要的就是这句话。不管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还是九一八事变，你都顾全大局，以党国利益为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堪称军人模范。今后，领袖希望你一如既往，跟中央保持一致，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新贡献。”
听到这些不着边际、令人费解的话，张学良心里七上八下，疑惑不解。是有大的使命，还是有惊人的举动？是批准我辞职，还是刻意挽留我？
下午三时，蒋介石的专列到达保定。张学良忐忑不安地随宋子文登上蒋介石的专列。一落座，不待张学良开口，蒋介石便抢着说：“汉卿，听了宋子文的电话，知道你深明大义，处处以党国为重，我很感动，也很高兴。不抵抗之责在我，痛失东北我是首责。现在，全国舆论指向你我，我们更应携手，共度难关。”
张学良一阵高兴和冲动：是自己多心了，委员长没有嫌弃我的意思，他是想说服我收回辞呈，继续“携手共进”……他站起来“啪”地一磕脚跟，信誓旦旦地说：“学良唯委员长之命是从！”
蒋介石摆手，依然表情沉重：“你坐下，坐下。当今形势好比你我同舟共度，因风大浪急，船即将倾覆，我们俩必须一个人跳下去，你说跳下去的应该是谁？”
听了蒋介石的话，张学良如五雷轰顶，难怪有哲人说，政治是脏东西。现在，他才真正明白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他是想拿我做替罪羊，把我一脚踢开。
张学良怏怏地说：“当然是我。”
顿时，蒋介石笑逐颜开：“哈哈，好！我早知道汉卿弟深明大义，是条汉子。为了党国的利益，这也是无奈之举。”他站起来，握着张学良的手，亲切地说，“我的好兄弟，我不会忘记你的。我决定遵照你的意见，批准你辞职。出国手续我给你办妥了，你可把北平事务交给何应钦办理。”
张学良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烧灼得像开锅，但仍强作笑颜说：“好吧，只要能申张纪律，振奋抗日精神，对党国有利，学良在所不惜。只是我想向委员长陈述动员全国军民与日寇宣战的计划……”
蒋介石看看表，一脸不耐烦地说：“汉卿，抗日的事勿劳你操心了，我有通盘考虑。”
谈话前后不到一刻钟，但张学良却感到沉重的负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于学忠向吴佩孚叙述完事情经过，沉重地说：“就这样，汉卿被蒋介石解除了本兼各职。他情绪很坏，也不方便，所以派我来跟玉帅通报，不久他就出国，以后不好关照玉帅了。他还让我转告玉帅，何应钦不是好东西，心狠手辣，要小心提防。”
吴佩孚激动又叹惋：“唉，汉卿好糊涂！历来的封疆大吏哪有这么听话的，为什么这么窝囊？”
于学忠说：“汉卿是爱国的，他怕因他引起内乱，更易为日本人所乘。”
吴佩孚说：“唉，窝囊！迂腐！”说着，蹒跚而去。
吴佩孚回到书房，颓座椅上，头仰在椅背上闭目沉思。突然响起叩门声。吴佩孚烦躁地说：“哎呀，你们诚心置我于死地，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陈廷杰还是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份急电：“蒋介石又通过上海总商会，要玉帅到南京定居，这已是第三次来电，口气越发强硬，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担心吴佩孚勾结日寇，在北方另立旗帜。去年四月，吴佩孚来北平不久，就发来大红请柬，请他参加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聘请他当“国难会”高级议员。吴佩孚知道老蒋不怀好意，既不前往，又不复音。今年一月，蒋介石迎段祺瑞南下时，再次对吴佩孚发出邀请，吴佩孚一口回绝。这一来，更让蒋如鲠在喉。吴佩孚冷笑道：“嘿嘿，这有何难，回绝！”
这句话正中陈廷杰下怀，说：“对对，玉帅英明，南方断不能去！不过……张、刘二人恐怕另有看法……”
近来，以张方严、刘泗英为一方，陈廷杰、符定一为一方发生严重分歧。前者认为，南京政府是中国统一政府，蒋介石毕竟是总裁，既然人家屡次约请，就该去南京，混个一官半职，总比在这里坐“无底轿”好；后者则认为，北方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又有日本人暗中帮助，先搞“华北自治”，再夺取全国政权。
吴佩孚不耐烦地说：“不管他们，你去拟电吧。”
陈廷杰正做着“荣华梦”，因为通过白坚武的介绍，他已与日本人接上关系，且关系逐步升温，所以对吴佩孚的态度特别关注。
陈廷杰刚走，张方严、刘泗英来找吴佩孚。一进门，刘泗英说：“玉帅，我们想跟你谈谈心里话……关于去南京一事，你是否再考虑一下？我们认为北平局势复杂而微妙，日本特务众多，亲日势力猖獗，这种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此其一。蒋先生为什么一邀再邀？无非是怕日本人有机可乘，我们如固执不往，定会结怨南京，今后对我们不利，此其二。鉴于玉帅德高望重，到南京后蒋会妥善照顾，不可能加害，玉帅可担任名誉职务，赋闲隐居，颐养天年，总比在这里提心吊胆好，此其三。请玉帅明察。”
吴佩孚问张方严：“你呢？也这么想？”
张方严说：“玉帅，我跟你二十多年，对你一向言听计从。现在，你听卑职一句话，离开是非之地吧！汉卿走了，在人屋檐下，日子不好过呀。到南京去不福不祸，与世无争，无风无险，了此残生足矣。如弄不好为鬼子所乘，我们一切都说不清啦。”
吴佩孚脸红气促，急速走动，最后停在他们面前：“我也有三条：一、我宁可解甲归田，不受老蒋摆布，也不要他施舍；二、即使退一万步，我也不上小鬼子贼船；三、局势越复杂，我越处变不惊，稳坐钓鱼船。你们不要干扰我的行动，我有办法。”
吴佩孚的虚荣心、好胜心令他不肯受制于人。再说，他受了白坚武、齐燮元、江朝宗、陈廷杰等人的蛊惑，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怎肯轻易离开？刘、张二人见无缓和余地，只好怏怏而退。
这天，吴佩孚身穿阴阳八卦道衣，腰扎麻绳，头戴道冠，足蹬道靴，手执拂尘，与弟子扶乩诵经，装神弄鬼。突然，院外吵吵嚷嚷，继而啪啪响起枪声。他正要命人查问，侍卫长手提匣枪，风风火火跑来，口吃地说：“宪兵三团拿着何应钦的手谕来缴我们的枪，我们不肯，与他们发生冲突，互有伤亡。”
吴佩孚迅速扯下道袍、道冠，气咻咻地说：“他妈的，岂有此理，欺侮到老子头上来了。参谋长，你去处理，有事上楼找我！”张方严跟侍卫长应命而去。
大门内外，正剑拔弩张，互相对峙，火药味十足。一方是门里的卫兵，一边是门外的官兵，端长枪的，持短枪的，抱机关枪的，双方脸绷得紧紧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张方严边跑边喊：“住手！卫队团听我命令，收起武器！列队，向后转，齐步走！”队伍停在门里十米之外，他问一个上校军官：“请问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上校上下打量着张方严，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
张方严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大帅行辕参谋长——张方严。”
上校轻蔑地说：“哼，参谋长？很好。本人是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奉军分会何委员长之命接管吴公馆卫队。”
“大帅卫队是张学良将军特批的，你没有权力接管！”
“一个将军一个令，现在是何委员长说了算，而不是张学良、李学良！”
“这里是大帅行辕，孚威上将军府邸，总要保留部分卫队。我们一不领你粮饷枪械，二不给社会添麻烦，你们没有理由解除我们的武装。”
“嘿嘿，大帅？上将军？那是过去。吴先生早已下野，已经是平民百姓了，是不允许有武装的。”
“请问是全部，还是部分？”
“最多留一个排和一些短枪。限两小时内答复，过时我将武力收缴——张连长，接管哨位，限制他们自由行动！”
吴佩孚正在楼上骂街，侃大话。张方严一说限两小时答复，不然武力收缴，吴佩孚咆哮道：“什么？他奶那×！老子就是不缴，看他咋办！”
陈廷杰主张好汉不吃眼前亏。刘泗英也认为不能动硬的。他提议给魏益三打电话，请他通融一下，他是军分会委员，总该有个情面。符定一认为托魏益三不如托于学忠，他是河北省主席，又有军权，张学良下野前，把三分之二军队交给他，他说话占地方。
众人都认为有理。
张方严悲观地说：“于学忠怕不管用啊，这是蒋介石的主意，是几次请不到的报复，怕只有委曲求全了。”
几句话说得大家唉声叹气，愁眉苦脸。陈廷杰建议吴佩孚给何应钦通电话，探探口风。吴佩孚的口气也缓和下来，吩咐王惠民去要电话。大约五六分钟后，王惠民哭丧着脸回来了。他说，是何应钦的秘书接的电话，何应钦就是不接，说只要大帅接受国难委员或政府顾问一职，一切都好商量。不但卫队可以发枪发饷，其他人员可按级别安排相应职务。否则，没有商量余地。
吴佩孚吼叫起来：“讹诈，无耻的讹诈！”其他人默不做声，想着自己的心事。吴佩孚不耐烦地说：“说话呀，都哑巴啦？刘泗英，你说。”
刘泗英还是坚持按何应钦说的办，到南京去。陈廷杰极力反对，认为接受条件就得南迁，他们会很快被拆得七零八落，大帅行辕也不复存在，一切都完了。
他的话戳到大家痛处，纷纷点头称是。人们千里迢迢从河南、四川辗转北平，难道是为了拆散吗？心里都觉惋惜。连张方严、刘泗英也不愿意看到七零八落的结果。
吴佩孚权衡利弊后，自解自嘲地说：“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按他说的办吧。佐民，你给弟兄每人发几块路费，打发他们走吧。告诉大家这是暂时的，有朝一日我会请他们回来的。”
吴佩孚说得十分凄楚，大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味道。在座的人无不悲伤难过。突然，他提高声调说：“弟兄们，我发誓，共产党、国民党都是我的敌人，我终生不与蒋介石为伍！我们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深入阶层；广结同道，还要跟于学忠、宋哲元、韩复榘，和东北军将校搞好关系，一旦时机成熟，把旗帜亮出来！”
表面看吴佩孚慷慨激昂，但内心却十分空虚。他的心时时在流血，流泪。人总是这样，只有失去的才显珍贵。这时他才想起张学良的种种好处：逢年过节登门拜访；每到月初送生活费；吴佩孚想外出旅游或探亲访友，他马上派专车接送；吴公馆一切活动不受限制。尤其去年四月，天津卫戍司令部破获一起武装暴动案，在一军官身上搜出一本密电码，和一张一百二十名军人签名的“拥吴抗日宣言书”，以及举事的日期、暗号、计划，而吴佩孚确实是幕后参与者。事发后，张学良、于学忠既没有追究，也没有声张，而是心照不宣地把事压下来。这件事如果落到今天，不定会引起多大风波，会多少人头落地。想起这些，吴佩孚心中涌起一股对张学良的感念、眷恋和叹惋之情。
1935年6月的一天下午，吴佩孚戴着大草帽，穿着灰色纺绸裤褂，在花园里侍弄花草。月季花、唐菖蒲、美人蕉竞相开放，红的、黄的、白的，煞是新鲜。每天他都拿出两三个小时“泡”在花园里。
嘀嘀，一辆福特轿车停在眼前，车上下来着中将军服的于学忠。吴佩孚放下锄头迎上去，于学忠敬礼、寒暄，二人径向凉亭走去。
于学忠摘掉大壳帽，掏出手帕擦汗，吴佩孚斟了一杯凉茶给他。他知道于学忠急速来访必有要事，一问，于学忠果然满腹幽怨地说，他是来告别的。吴佩孚惊诧地问是怎么回事。于学忠说：“我是叫日本人逼走的！”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把黑手伸向华北，妄图再制造一个傀儡政权。土肥原等纠集白坚武、齐燮元、王揖唐、张志潭、王克敏等亲日分子，煽动地方当局脱离南京政府，搞什么“华北自治”。他们网罗地痞、流氓、无赖、社会渣滓，组成五百多人的便衣队，以日租界为巢穴，经常冲出租界区，大搞打、砸、抢等流氓滋扰活动。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唯恐与日方发生冲突，把事闹大，不敢出动军队镇压，只好委曲求全。致使天津局面极度混乱，市民惊慌不安。
鉴于这种情况，张学良电请南京政府，让于学忠代王树常当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一到天津便将两个团改穿保安队服装，派往市区加强警戒；同时，命炮兵一团开往天津近郊，监视海光奇日军兵营。由于于学忠态度强硬，便衣队再不敢寻衅滋事。
天津市民对作恶多端的便衣队头子郝鹏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惩治。于学忠为杀一儆百，遂密令公安局长李俊襄派人潜入日租界，将其捉拿归案。天津民众大快人心，日本主子却慌了手脚，赶忙给何应钦、黄孚施压，迫使于学忠放人。一向丧权辱国的何、黄二人竟屈从压力，打电话、来人、来函给于学忠，要求他“顾全大局”，“免得日方以此为口实，造成外交困局”。于学忠列举郝鹏大量罪证，据理力争，但何、黄固执己见。于学忠无奈让郝鹏写悔过书后释放……
日本人想拉拢、讨好于学忠，日本天津驻屯军特务田代、高桥、矾谷、土肥原等纷纷向他献媚，说什么只要脱离南京政府，便许以他更大官职。同时，指示白坚武、齐燮元、张志潭、王克敏、潘复、张廷锷等人一齐拉拢于学忠，要他与日本人合作，共同把吴佩孚抬出来，组成新政府。面对日本人和亲日派的各种伎俩，于学忠不为所动。
软硬兼施未能奏效，日本人拿出二百万元巨款，进行一系列恶毒的颠覆破坏活动。
首先，他们收买孙传芳，分化于学忠的部队。早在孙传芳当长江上游总司令时，于学忠就是孙传芳的部下。孙传芳失败后，他的部队大多投靠于学忠。孙传芳利用这种关系，对于学忠的部队做分化瓦解工作，但多次阴谋均告失败。
其次，利用白坚武与于学忠的结拜之便，进行暗杀活动。他们组成十三人的暗杀团，一天，他们坐着汽车，带着武器，潜伏在河北二马路赴省府的各重要路口，等于学忠早八时上班时动手。不料，行动计划被保安队侦破，当场抓获刺客三名，缴获手枪三支、炸弹十二枚。首领王玉珍供出系白坚武主使，日本人为后台。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不久，白坚武又以巨款收买于学忠的副官巫献廷、司号官傅鉴堂，与另外四人配合行动，暗杀于学忠，也因事不机密而失败。不久，白坚武又收买于学忠手下的一名团长和勤务兵，想在食物中投毒。后因勤务兵胆怯自首又告失败……
日寇的阴谋无孔不入。石友三曾是张学良的部下，1931年7月，因受日本人唆使发动兵变，被于学忠击溃。石友三对于学忠怀恨在心，投靠日寇与其为敌。石友三经常在冀东一带进行武装袭扰，制造两军摩擦。于学忠针锋相对，不断给石友三以重创。
按照《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天津驻军不得超过二百人。但日寇经常以换防为名，人数只增不减，并不时进行威胁性演习。一次，日军演习经过省府门口，竟在附近架枪休息，以示淫威。于学忠毫不示弱，也把兵拉出去对峙操演。于学忠的严正立场，令日本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日本人奈何不了于学忠，转而给蒋介石施压，想通过蒋介石的手，把于学忠和东北军逐出华北。正巧，蒋介石也想借日本人之手，削弱东北军的实力，双方一拍即合。
1935年春天，何应钦和黄孚约于学忠到北平谈话，说什么省会设在天津易与日方冲突，不如迁至保定，免得扩大事态。于学忠强硬地说，这是中国主权问题，日方无权干涉！
六月份，何应钦与梅津秘密签订《何梅协定》，其中竟以省会迁保定、撤销于学忠省主席职务、调走51军为条件。签字后，何应钦接二连三给于学忠打电话逼他辞职。说什么，你一向公忠体国，国家已到存亡之际，你就委曲求全吧！于学忠质问：“我没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辞职？”何应钦说：“现在时局太动荡，外交太困难，你要为国家着想，最好自动辞职。”于学忠说：“我是中国官员，辞职与否应由中国政府决定，为什么要顺从日本人？外交再困难，也不能丧权辱国！”何应钦见说不动于学忠，这才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不久，中央发布命令：河北省会迁保定，免去于学忠省主席职务，命51军开赴陕西……
叙述完事情经过，于学忠忧愤地说：“两年前，蒋介石挤走了汉卿，今天又挤走我，都是日本人作祟。日寇为非作歹固然可气，但老蒋对日本人奴颜婢膝更让人心寒！”
吴佩孚气愤已极，随手把一只盖碗掷在地上：“真是岂有此理！蒋介石对小日本如此迁就，到底想干什么？！”
于学忠说：“请玉帅放心，我于学忠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处境如何艰危，绝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绝不向日寇妥协！”
吴佩孚强调说：“好！你记住，自辱其身便是自辱其国。做人要有骨气，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自从1933年以来，日本人和汉奸、亲日派挖空心思，想把吴佩孚抬出来当傀儡。于学忠怕吴佩孚经不住诱惑，做出蠢事，所以，临行前进一步试探，并加以劝导。他说：“这些年来，日本人妄图建立什么‘华北国’，想分裂中国。听说他们几次想把玉帅抬出来为他们服务。我知道玉帅是有民族气节的人，绝不会上贼船的。”
吴佩孚听出弦外之音，笑道：“哈哈，你还信不过我吗？当年衡阳班师，直皖、直奉战争，不都是反对皖奉两系的媚日卖国政策吗？榆关战争我从山海关返津，厥状甚险，祸不旋踵，我宁愿以死殉节，也不托庇于租界。民国十年，我兵败武汉，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我还急电北洋政府，对英舰罔恤人命、侮我国体提出严重抗议。民国十六年，我流亡四川，日本人给我枪械巨资帮助复国，我都严词拒绝……告诉你，吴某是响当当的汉子！”
于学忠感动地说：“学忠一生能结交玉帅这样的良师益友，虽万死而无一憾！您的教诲晚辈铭记在心。只是不能照顾您了，我不放心。”
“没关系，不管小日本还是老蒋都奈何不了我，我都能对付。”
“白坚武已沦为汉奸卖国贼，玉帅务要提防他。”
“我自有主张。”
于学忠掏出一张支票：“我给玉帅送来一点钱，聊表寸心吧。”
吴佩孚说：“好，你的钱我要，汉奸、卖国贼、小日本的钱我饿死不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