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伦敦蒙难—专制者蔑视生命，滥嗜暗杀—两类暗杀的本质区分—视死如归，仁者之用心—孙竹丹等烈士的惨死—清朝廷及袁世凯捕杀知识分子—奏折密报西太后，跨国追杀孙中山—黄兴机智脱险—孙中山临危不惧—郑汝成刺杀革命骨干，义士反弹：郑汝成毙命—戏剧先驱身中十三枪—文武兼备的杰出军事人才：吴禄贞遇刺惨死的前前后后—刺杀张怀芝未遂—金元效应—弹丸政治说：才子韩衍的民权政治通道：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歹徒两度狙击，韩衍牺牲—暗杀计划不周而招杀身之祸。
1894年11月，孙先生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春，复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
中山先生1897年29岁时写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与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
他认为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但是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来附和僵死的字眼，因此就算是英国短时间到中国任职的官员也会随行就市，变成官僚贪污阶层的成员。先生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四种巨大的苦难：饥荒、癔症，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
黄河的管理人就是河道总督，他下面有一群属员，他们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来买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渗透在海关的贿赂能够使一切贸易，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跟水患和饥荒一样，癔病也是人为造成的。中国气候总的来说还不错，清帝国的一些城市人烟稠密，污秽到了极点，饮用水肮脏到了难以形容，未来的资本家肯定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投资，因为财产和生命同样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遍布全国每个角落的贪污使得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它直接促使了盗匪的产生。
根深蒂固的贪污遍及于全国，如果不在行政体系中造成根本的改变，那么即使局部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诚实的官员无法生存，他也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的上级对他的索取。
中山先生论证这恶性循环的套中套，说明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无济于事，而必须自根本下手，他还证明了中国官场的所有提升的途径都已全盘糜烂。譬如，科举出身、行伍出身、捐班出身、保荐贤才出身，所有这些都要行贿，就算是最出色的应试生员亦然，如不行贿，那就连很卑贱的职位也轮不上，只好当一个白丁赋闲在家。
派到外省的官吏，一到省里就必然向督抚及其随员行贿，少数的官缺自然就给出价最高的行贿，另外升官会受到皇帝的召见，但他到北京需要先去登记，就算是李鸿章进京朝见时也不得不付出巨额的门包和贿赂，贪污恶习是如此冷酷的公开。
清廷盯上了孙先生，不久便发生孙先生伦敦蒙难的事情。
清廷驻外公使馆，自甘为满奴。在国外大耍流氓，丢脸丢到国外。对孙中山先生采取极阴暗之手段，来实施其下三流的营求。
1896年的秋天，在英国的华侨友人，接到美国的电报，说是孙先生要从美国到利物浦上岸。然后，乘火车到伦敦，及抵达，已是晚上9点多钟，他就自个儿到一家旅馆休息。不料，这一切，都被暗探侦悉，而报告给中国使馆。
孙先生见到老友康德黎，大家欣幸逾常。平时就到各处参观，观察民风和贸易。而这时，驻英大臣龚照瑗早已将先生的行踪报告给总理衙门，成天都有探子鬼鬼祟祟地跟踪。还害怕孙先生到法国去，因而又叫法国使馆预备着。
一般以为孙先生的被清廷拘禁，是因为清廷走卒的欺瞒诱骗，到了使馆使用武力加以囚禁的。但是孙先生后来也对人说过，其实是他自己要察看使馆的情形，才被他们窥破从而求之不得的立即逮捕了。
原来孙先生具有一种天生的无畏和勇毅，贯穿在他的形神之中。他从友人家里，到使馆所在的波德兰区距离很近，他在路上看见了使馆的大门，就想一探虚实，恰好遇到使馆的翻译邓某，此人得悉情报，就以老乡的资格邀请孙先生次日来吃饭。虽说孙先生和他寒暄时，用的是化名，但这个邓某从种种迹象，判定这就是清廷欲得之而甘心的人。孙先生果然赴约，饭后，参观使馆。
本来先前在美国的时候，出使美国大臣杨儒就和清廷电报往来，设法抓人，甚至还在日本、香港、旧金山、广州……等处布置，设想一切孙先生可能到达的地方，要他们万勿放过。本来他们以为要抓一个人是很容易的，谁知时代变了，要在民主国家抓一个政治犯，他们必将付出惨痛代价，于是他们就试图勾引孙先生购买军火，以便栽赃，谁知竹篮打水，先生是空手赴英，于是驻英的清廷走卒，忙着到处撒网。
现在到了使馆的楼上，到了第二层，又要他到三楼参观。马格里和邓某将他引入死角，说道，这里就是中国了，现将你逮捕。他们把孙先生锁起来，就下楼了。
他们抓到孙先生，立马邀功请赏。接令解回广东。
那个邓某，就是邓廷铿。他来到拘禁的屋子里面，讥笑孙先生委托的三个英国仆人，说他们都将孙先生的委托报告了使馆，而不是先生的友人。他还要套取孙先生的口供。他威胁要将孙先生押到广东，进行审判，然后正法，或者，装在货物包里，从船上抛入大海，没有人会知道。甚至，就在使馆中，就可以杀人，杀后便可回国领取大赏。孙先生见他如此嚣张，乃不得不正告他，如果他要杀人灭口，将来在广东的会党，必对邓某的家族采取严厉报复。这才打掉了邓某的嚣张气焰。不过，他一心领赏，所以还是悍然不顾的。
先生被拘禁到第六天，尽可能找寻废纸片，裹着硬物抛到楼下，不料却被发现了，于是使馆走卒就把窗子钉死，这下便和外界完全隔绝了。
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较为忠厚的英国仆人，叫做柯尔，在使馆打杂，他进来看视的时候，孙先生便极为精炼地从基督的意义、讲到专制的凶残，而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就是解救专制下的苦难。这样富有感动力的言辞，终将柯尔打动了。次日柯尔取走了要转交康德黎的信件，后来的史家称为“这一张维系着中华民国创造者生命的救命书”。
康德黎先生清早起来，看见门缝下的纸条，非常惊讶，立即到了警署和总警察厅，但他们还是爱莫能助。这时，柯尔又传来消息，清使馆准备以押解疯子的名义，将孙先生杀戮于押解途中。
康先生一方面雇请侦探在使馆外守候，防止他们把孙先生押解上船，一方面寻求报界支持。给《泰晤士报》的新闻线索是“中国使馆之诱捕案”，但是绅士气十足的《泰晤士报》，却还不肯发表。
好在又过了一天，英国外交部长终于知道这严重的情形了，于是派遣了保护人员，监视中国使馆。
接着《地球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骇人听闻—使馆诱捕革命家》。
英国舆论界出来干涉了。然后，英国外交部正式派员向中国使馆要人。先生被释的那天，无数的新闻记者和欢迎的群众围着他。
1920年代中期，中山先生的《国事遗嘱》，全文不足200字， 其内容则字字珠玑，有纲有目，其间便谈到他起而革命的因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是先生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权力为宗旨。目睹晚清王朝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以至日趋衰败，世界列强以鸦片战争大败清廷为切入口，随之而来的对其任意欺凌，割地甚至瓜分，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先生认定其根源，在于主权被欺凌，自由遭蹂躏。乃愤然与志同道合之辈，酝酿革命以挽救中国。继而组建革命党揭竿起义。其首要要求，则是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平等。树正义、振民心、顺潮流，振臂一呼，天下归心。
同盟会的暗杀是在军队进攻情况下的辅助，对恶劣官吏，褫夺彼等之魂，而丧彼等之胆。从总局来看，具惮杀之义，力图减少生命的消亡，亦属仁人爱物之至诚，属于减法。
清朝廷、袁世凯之暗杀是在军警大量消灭对手的情况下，以暗杀作增强效果之手段，不惜伤生杀生，而杀戮并不因此而减少。显系加法。
革命党勉力从事，以刺杀行动告慰同志及诸社会民众。其初起，愚蛮统治者乃以围捕杀来对付，及其势旺燎原，乃惊心掉胆，怔忪之余，也复以刺杀而还掷之。故民初以来，即有：
—陈英士被刺于沪。
—朱执信被刺于虎门。
—宋教仁被刺于广九车站。
—廖仲恺被刺于中央党部。
武昌事起后曾任江苏都督的名士庄蕴宽，疾恶如仇，尤好厉声斥败类。尝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定大计，南北政府合并，袁世凯遵聘他为都肃政史。其治贪渎好用重典，杨度等人为袁贼帝制之事组筹安会，他立起抗辩，痛加纠弹，有以软中带刺语激逼他的，他闻之即谓好友曰：“吾每日驾马车趋公，如有狙击者，可由后开枪，距吾颅近，一语中的，且不致伤及御人无辜也。”诚视死如归而不失仁者之用心。然亦可知恶人固已视暗杀为常用手段也。庄蕴宽为人较开明，和同事、下属中有民主倾向者往来密切，当袁世凯在1914年召开约法会议的时候，60个约法议员中，59人主张总统制，只有他一个人主张责任内阁制，其择善固执有如此。虽威胁骤至，不改初衷。
专制政府的一个特色是蔑视生命。动辄杀伐大开，便是他们治世的手段。杀人之多，真令空山久无哭声，长夜唯闻鬼语。萍乡浏阳起义事败，清廷大开杀戒，很长一段时间内，常一日杀数十百人，光复以后以南北构衅，北兵至此愤懑无所泄，乃烧醴陵乡民房屋万数家而去。杀人至二万以上。此仅为一地一乡状况。至全国各地，南社诗人胡朴安认为“彼酋拥麾旌以杀人纵火者，天下滔滔，虽南山罄竹，中山尽兔，犹不足于椹斧也”。（《南社诗话》，169页）
图谋暗杀而事机不密，亡命日本的老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孙竹丹烈士，以译书供旅资，被“貌任侠而中实阴贼嗜利”的奸徒所害。把他诱至东京郊外与人对弈。一个持铁哑铃伺其旁，伪观棋局，“俟弈者呼曰：‘将！’则应声举哑铃击君脑，双目迸出，立死。复肢解其尸，藏之箧中，假归国名，携登海船，夜半沉大海”（《国学丛刊》，第一卷，四期）。那年他才29岁，家中老父70多了，思子心恸，一病不起。1905年4月革命党人马福益运动起义，被捕，湘抚端方亲审，以利刃刺穿其肩骨，系以铁链，解至长沙，观者如堵，斩前刑讯极苦，流血盈丈，状极惨烈（参见《黄兴年谱长编》，81页，中华书局版）。兰摧玉折，污浊之世，革命党之付出有如是者！抱定“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接踵牺牲，不知国家民族失却了多少元气与精力。但其凛然大义，勇于牺牲，证明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力量未必就是刀枪炮和从那里“生”出来的政权！
清廷及袁世凯以下愚之智而司国家政治，一有异动，辄开杀戒，法律条款，徒具文尔。北洋军阀的老粗们也多如此，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俱以言论治罪而死。当1914年3月14日国民党议员林钟英、徐镜心、段世恒等五人密谋反袁被捕，林、徐二人旋遭杀害，两天后，奉天国民党人孙祥夫、刘艺舟、马明远在大连的秘密机关被侦破，马明远等旋遭杀害。杀伐可谓肆无忌惮。对孙中山先生则早有暗杀之心，早在1898年10月13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即奏请清政府暗杀先生。在奏折中，他把康、梁也归为孙中山羽翼，认为“孙文尚在，祸机未已”。“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以康有为、梁启超，而归诸孙中山羽翼，实判断大误，但其心之惶悚可见一斑。该奏折呈西太后密收，指出暗杀机会并杀手人员，自荐指挥一切，其秘密程度，“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孙中山年谱长编》，165页，中华书局）。1914年3月下旬，袁世凯又密令两名刺客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先生，亦未得逞。直至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经停上海时，还险遭敌人暗杀。当时有袁世凯的残余势力，准备在码头行刺，情报被民智书局工作人员探悉，向先生卫队长马湘密报，马湘即率卫士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也同样环绕警戒。同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终令刺客阴谋破产。
动荡的时代，处处充满机诈险恶。1904年秋，黄兴先生谋于西太后“万寿”节在长沙起义，事泄被搜捕。这一段史实，言人人殊，恰好黄兴先生之哲嗣黄一欧系为场目击者，解放后曾有回忆录记载，那时他正在明德学堂读小学，黄兴30岁生日这天，亲自下面条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妈，西园龙宅主人龙研仙先生差人持帖相请，半个小时后，又第二次下帖，黄老妈妈非常机警，认为必有要事，并催促黄兴先生，黄兴坐轿刚出门，就和衙门前来捕杀的武装人员撞了对面，对方问：你是黄轸（黄兴原名）吗？黄兴情急智生，答曰：我也来会他，他家里人说到明德堂去了。特务就跟着他的轿子到明德学堂，下轿后，黄兴佯装进去喊人，特务在门口守候，久之不出，方知上当，当即把轿夫打得头破血流。黄兴当时由后门避入西园龙宅，后辗转搭轮船由汉口赴上海而脱险。
陶成章幼年过目成诵，年十五，即为塾师。他在南洋为革命奔走时，尝撰论说文数篇，痛言中国不得不革命的理由，启牖群伦，笔走风霆，使观点各异的各报记者均为之折服叹赏。他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光复会以学者蔡元培为会长；在日本东京联络南洋诸志士成立的东亚亡国同盟会，又以大哲学家章太炎为会长。先前义和团起事后，慈禧太后于道中，惜未得进行之机，后由北京经徐州返浙，步行七昼夜，备尝艰苦，以旅资匮乏几乎饿死。他又素来主张直接颠覆清廷中枢，遂与女革命家孙晓云密谋，欲在北京以美人计诱亲贵赴宴，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后以形势转进不果行。陶先生长时间专注于暗杀之道，自将生死置之度外；而魏兰先生在撰述陶成章行述时已料到自己危险处境，附录直谓“一切忌讳，均无所避，明知此言一出，小人之攻我，手枪之击我，炸弹之掷我，在所难免”。盖革命之复杂性，环境之险恶有如是者。
非常的年代的确杀机四伏。1912年夏，孙中山先生赴北京和袁世凯谈判。8月27日赴袁所设晚宴，地点在迎宾馆，到者四五百人，为一盛大宴会。内阁阁员及高级官吏皆北向坐，北洋军官东、西两排坐，袁、孙于正中对坐。吃过一个汤，第二道菜方上桌，即听到西边吵嚷声，反复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又骂同盟会是“暴徒乱闹”，随后东排也开始响应，大声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孙大炮、大骗子，然后东西两排的军官们竟站起身来，一边呼骂，一边把刺刀指挥刀弄出声来。中山先生这时却一脸镇静，态度从容如常。在场的袁世凯及段祺瑞（陆军总长）迄未做声，显系有意布置。第二天，张国淦先生（时受袁氏器重，任总统府秘书长。为人开明，抗战时，居上海卖文度日，痛斥日伪诱胁，抗战胜利后任《文汇报》董事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专程向孙中山表示，“北洋军官都是老粗，程度太不够，但中山却仍和往常一样，并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态度丝毫改变。”（参见《近代史料》1955年，第4期）
袁世凯独揽大政期间，又有范光启被刺事件。
范光启，字鸿仙，系安徽革命行动的重要领导之一，曾参与辛亥之役。二次革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返沪谋再举。1914年9月20日袁世凯授意，经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派出杀手，将范光启狙杀。同时，范光启所指挥的由北京赴沪准备起义的二百余武装人员也被捕杀，多方准备的第三次革命因此受挫。
次年秋天，孙中山所委江西革命军司令长官夏之麟也赴上海集合新旧同志，商量大举讨袁，势力日张。郑汝成等又在袁的授意下派出刺客乘间行刺，11月7日夏之麟遇刺身亡，时年38岁。（参见《革命文献》，46辑，231页）
这时，陈其美留沪指挥一切，全国反袁呼声日高，而袁氏爪牙郑汝成拥精兵数万，控制海军，且为人心狠手辣，杀人计划一出即行，为革命进行之巨大障碍。陈其美即以刺杀之道还击之，乃选义勇之士王晓峰、王明山率敢死之士十余人，委以重任。1915年11月10日上午，郑汝成往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祝贺日皇登极，伏击组即于英租界外白渡桥伏击之。袭击成功，郑被当场击毙。王晓峰、王明山被捕就义。临刑前谓“吾志已成，虽死无憾”，孙中山先生对之极为称赏：“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年谱长编，上册，965页）郑汝成被刺后，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海外也很快知情。那时郑汝成的儿子在京读书，与吴宓为同科同学，闻电驰归上海。吴宓说：“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昨被狙击，身中十六弹殒命。国体变动以来，此为暴动之最烈者也。”杨度挽郑汝成云：“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吴宓日记》，第一卷）杨度这种人，本事不大，权欲熏心，如挽郑汝成联，简直不通之至，真事之最可噱者。
梅兰芳先生回忆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特别提到王钟声的惨死。王钟声相信办学救国的观念。清末在日本留学归，又倡改良戏剧，以为演戏和办报一样，宣传革命容易深入人心，其所导演新剧《禽海石》、《爱国血》，影响梅兰芳这一辈人的戏剧观念甚深甚巨。辛亥革命声势尤张，在北京闹得很凶，曾被清廷解回浙江原籍。沪军都督府成立后，他任参谋。旋赴天津活动，以此地故旧较多，遂以戏界同行为基干酝酿起义，惜事机不密，身份暴露而被捕。由直隶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逮捕，交天津总兵张怀芝处理。张系袁世凯一手提拔的亲信，暗揣主人旨意，火速定为死刑，捕后第二天就在天津疙疸洼执行了。当时陪绑的还有进步艺人七八位。王钟声被警察押到此处后，仍高呼“驱逐鞑虏，光复大汉……”，时在1911年10月13日，“话未说完，刽子手就开了枪，头一枪打偏了，未中要害，钟声大骂张怀芝、杨以德是奴才，一连打了13枪，才倒下去。”（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358页）
山西独立与吴禄贞被刺。京畿肘腋之地山西的独立，是在10月29日。当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的新军，共为一个混成旅，其时，阎锡山在该部队当上标统，等于一个混成团的团长，因这个标里有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种。他在里面成立辛亥俱乐部，文武人员均有，表面上是研究学术，实际上借以团结许多革命同志。他热衷于革命的秘密联络，经纵横式沟通，山西新军的领导权转移到同盟会员和革命者手中。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不少弹药，阎锡山等同盟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山西乃京畿肘腋之地，清廷极为惊恐，即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先生遂邀阎锡山于11月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
占领太原后，阎锡山被军民公推为山西都督，为断平汉铁路，堵截袁世凯入京，与吴禄贞合组燕晋联军，阎锡山被推为燕晋联军副都督。
这一天，他曾向军民发表演说：“今虽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大家不可认为成功。革命如割疮，我们以往等于医学校的学生，今天我们才是临床的大夫，亦可以说，今天才是革命工作的开始，愿与诸同志本革命的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
先求固守山西，这是应该的。但阎锡山认为山西在崇山峻岭之中，对北京政府，影响甚小，较佳的方式，是出兵直隶省的正定府，可守卫山西的门户，并可断绝京汉路交通，但甚感力量不够。正踌躇间，清廷已派兵一旅驻正定县属之石家庄，清廷已占先着；正为难间，忽接吴禄贞将军由石家庄来一亲笔函，当时吴将军为第六镇统制，清廷派至石家庄之兵，即吴将军所属之部队，函的开首一句，即说：“我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下边的大意为：革命的障碍，是清奴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世凯入京，袁若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希望山西的革命军，尽数开出石家庄，共同组织燕晋革命联军，我你分任燕晋联军正副都督。阎锡山当下就表同意，立即予以正面回应。
阎锡山及其左右很快的决定出兵石家庄，与吴将军所部合编燕晋联军。临别时，吴禄贞问山西部队何时动？阎先生说：“第一列军车，随君而后就开。”第一列车到石家庄，尚未下车，吴将军即被其部下旅长吴鸿昌所刺，石家庄秩序顿形大乱，开到石家庄之晋军，立即原车开回，途中开动之军，亦都返回娘子关。阎锡山认为吴鸿昌是袁世凯夹袋中的小人，吴将军与晋军合谋阻袁北上，被袁侦知，遂令吴鸿昌刺杀吴将军，阻袁入京之谋，遂成泡影。此事阎锡山至晚年犹感慨万千：“然吴公之英俊豪爽，肝胆照人，料事之难，谋事之忠，慷慨雄略，在娘子关之短短一会，至今言及，在我心脑中对吴公之英雄气概，历历如在目前，你可知我脑中对此事印象，如何之深。”
吴禄贞字绶卿，雄杰有大略。他于满清末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第一期），曾与晚清禁卫军统制良弼同学。在日亲受中山先生革命之洗礼，对革命之信心坚强，且为天才之军事家。毕业后，清廷擢升他为陆军第六镇统制。尹呈辅《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说他“身在清廷，心向国父”，归国后任延吉边务大臣，在边三年，锐力革新，百废俱举，边疆人民实深利赖。回京后，由良弼荐为第六镇统制。他早在日本时就约结敢死之士，体察形势，放言高论，欲做一番革命事业。现在更欲借重手中兵力，乘时举事。柳亚子以为革命党军事人才中文武兼备者，吴禄贞仅次于黄兴（克强）（见《羿楼日札》），而在20世纪初，他就与黄兴、苏曼殊、陈天华、宋教仁等廿余人创立华兴会，当年在长沙曾借黄兴生日祝酒集会。辛亥年，武昌起义后，他欲乘势合兵，为清廷所怀疑，暂假疾以辞。后各地独立之事风起云涌，未几山西太原兵变，清廷不得已急檄第六镇攻娘子关，这时他已意在纠合燕、晋诸军攻取北京，转赴石家庄活动，万不料就在车站遇刺。吴禄贞先生遭暗杀，除阎锡山所持说法外，还有多种说法。其一，《清稗类钞》称吴禄贞被刺而殇，系“满洲军官为之”。其二，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第二回据当时报纸，说当他下车后，遭屈膝道贺的兵士跃起行刺，另有数名军人开枪射击，“将一位革命的英雄，送入鬼门关，头颅都不知下落”。
另一种说法是钱基博先生《吴禄贞传》，说吴禄贞在石家庄时，清廷已授其为山西巡抚，促令赴任。“其帐下小将马惠田伺禄贞独居，拔手枪击之，仆。割其首，持奔北京，时辛亥秋九月十七日也。”此说近实。禄贞遭自己部下所刺则无疑。其副手协统周某，与之素有旧嫌，得了清廷二万金，遂起歹心。再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使人暗杀吴禄贞于石家庄”。盖以袁贼惧吴先入京师，独领首功，因恐落其后，遂与周某密谋而下毒手，这也极有可能。这一年袁世凯作为清廷的钦差大臣在中原周旋，曾向段祺瑞（第一军统领）谈及吴禄贞被刺事，袁贼冲口而出：“这等人物，少一个，好一个。”可见其居心叵测。
另具郑蕴侠《我所知道的政治内幕》（四川人民版），以为吴禄贞在石家庄截留军火，又通电指责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火烧汉口，引起袁世凯恼恨，遂收买杀手行刺。对付政敌，施以暗杀手段，是袁世凯惯用的方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方维，以及宋教仁、陈其美，都先后被袁贼直接指挥所暗杀或诱杀。就是他的心腹大将，利用之后，也藉暗杀手段，陆陆续续地来个兔死狗烹。
关于吴禄贞被刺，老同盟会会员刘仙洲先生又是一种说法。吴禄贞当时任第六镇统制（相当于后来军队整编师师长），辛亥革命爆发，山西在10月底宣布独立，清廷匆匆发表吴先生为山西巡抚，意欲以他率部与起义军决战。但吴禄贞本负革命重任在身，部队中又有一些同盟会员在待机而动，他当然不就巡抚之职。当时公推吴先生为燕晋联军大都督，阎锡山副之，并议决由石家庄回军保定即宣布独立。不料几天后被人刺杀。刘仙洲先生认为凶手是清廷贿买的周符麟和马蕙田。周原系第六镇协统，因被吴撤职而怀恨在心，一说袁世凯收买之。刘先生认为，这一变化发生对革命的影响太大，假如吴先生顺利回师河北，即可挡住正在信阳督师的袁世凯，最多在武汉一带多打几仗，革命后委曲求全，将政权交给袁贼的局面不致出现，那么辛亥革命后的全局将是另一种情况（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
吴禄贞被刺牺牲的具体情景，何遂先生解放后有番回忆。当武昌起义打响之际，吴先生指定何遂做他的参谋。何遂初见吴禄贞，感到“他的样子很英武，谈吐率直而亲切”。10月底，何遂把第六镇协统周符麟的异动情况作了报告，提醒吴先生加强警备。谁知吴先生认为不要紧，并说骑兵营长马蕙田是他的心腹。然而就是这个“年轻、长得很漂亮的心腹”马营长，在当晚暗杀了吴禄贞。当晚11时已过，何遂刚睡下，却被枪声惊醒，另一参谋大喊：“兵变！兵变！快调山西的队伍来镇压。”何遂慌忙中提短剑冲出门去。深秋的午夜，寒风飕飕，站台上一个卫兵也没有。有一队人正从吴禄贞住处往外跑。何参谋命令其站住，那些人也不应声，且越跑越快，转眼不见踪影。他情知不妙，即往里冲，听人在地上呻吟，原是吴先生的朋友，已倒地不起。借着朦胧的月光一看，他的头已被人劈开，眼珠突出，脑浆裂了一地。再往里面跑，却被一个东西绊倒，定神一看，正是吴禄贞先生，他满身血污，头已被人割下，军大衣胸前的双龙宝星还在星光下闪着冷光。何遂当下放声痛哭，一边设法集合队伍，可惜军队已被人分裂，好不容易找到齐燮元（后为江苏督军，抗战时期投敌，任汪伪华北绥靖军司令，当时是第六镇上尉副官），集合一干人到站长室，马蕙田等人在座，问谁杀了吴统制，都说不知道。四处查看，才发现电话线已被剪断。部队已在中级军官的带动下，逃的逃，避的避，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辎重。这时山西的队伍陆续开进车站，首领是同盟会的仇亮，何遂才定下心来，辗转开始了部队北进的计划。当时并未查出凶手，十几年后的1924年，国民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段祺瑞被捧了出来，有一次何遂与段氏的长子段宏业闲谈，段宏业称赞马蕙田：“马蕙田够朋友，够英雄，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何遂先生认为，这是破案的线索，因为袁世凯是通过段祺瑞来策划这一阴谋的（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477-481页）。吴禄贞先生之死，令人扼腕。党人之心，可比日月，以己身之正而失却防人之心。这和宋教仁类似，宋以为袁世凯可助他实现组织责任内阁，建设中国的雄心大志。袁氏所派杀手向他开枪，血流不止之际，他还促人嘱袁氏组织责任内阁。事机一失，噬脐莫及。
万耀煌先生晚年谈及吴禄贞，言下不胜惋惜之至。他以为吴禄贞在清末曾以陆军协都统衔督办吉林延吉边务大臣的身份，就间岛事件对日人强硬交涉，甚为成功，早为国人所尊敬。“才气不凡，志大心雄，唯眼界太高，目无余子，态度傲慢，因此易遭人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和袁世凯都猜疑他，遂派人将他刺杀于石家庄，使他壮志未酬身先死，这种悲剧的结束，恰是此一英雄人物必有的归宿。万先生回忆当时他出营时发觉有人跟踪，只好返队，当日又设法避过监视，前往第六镇司令部，一个参谋一见他面神色紧张地说：“我们四周都有巡防营的人监视，朝廷已在怀疑吴统制，你以后不要再来，你上次讲的那些话，统制叫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至要，至要。”万耀煌感到他的计划全泡汤了，彼时他由第六镇司令部走出来，心灰意冷，刹那间一连串的问题涌上心头：巡防营敢监视第六镇吗？按部队常理说，巡防营是不够格的；朝廷既然已经对吴先生起了疑心，并派巡防营监视，那他的安全就有问题了。为了国族的现在与未来，为了他个人，都应该起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什么这样畏缩呢？！他也是为了做官吗？他为什么不先害万耀煌以免他向朝廷邀功告密呢？万耀煌越想越悲楚、越想越叹惋：“这些问题一直到稍后吴被简放山西巡抚在石家庄被刺时，才得到了答案，才明白了清廷的用意，原来先调虎离山，在火车站上容易下手，要是吴按我的计划行动，不但可以免杀身之祸，而且不会使袁世凯以后有窃国的机会了。”
辛亥年秋间，清廷命吴禄贞统率其部，沿平汉路南下，预备开赴四川，镇压为修筑川汉铁路所引起之风潮。师次石家庄时，适逢武昌首义，清廷恐其响应武昌革命军，使人行刺，不幸被击身亡。呜呼痛哉！吴先生之死，对湖北军民生命之牺牲，财产之损失，影响太大。如果吴先生不死，为响应武昌首义之革命军，必在适当地点与时机，宣布独立。是时迎击南下之清军，不在河北，亦在河南。而武昌首义的起义军势必向吴禄贞部队增援，联合作战，兵力亦必较为雄厚，决不致使鄂军仓猝应敌，孤军苦战，而繁华富庶之汉口，亦不致焚烧如是之惨也。
阎锡山于九月初八起义，占了太原，即派兵驻守娘子关。一个半月之后，清廷部队，由娘子关打入山西，这一支清兵是第三镇，其带兵官镇统为曹锟，协统卢永祥，营长吴佩孚，队长王承斌，特务长张福来，皆为后来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
前文提到的张怀芝，乃是北洋巡防大臣（又称天津防务大臣），他是反对革命的死硬分子，直到武昌起义后，他丝毫不放松与对手的较量。那时立宪派也受革命思潮的播及，咨议局议员联合士绅策动独立，张怀芝即声言“严阵以待”，“兵力制伏”（《梦蕉亭杂记》，卷二）相挟制。立宪派缺乏武力后援，谋划独立之事遂付东流。张氏以其冥顽不化，亦曾被党人定为暗杀目标。吴禄贞被歹徒暗杀后，同志多在北方直隶、天津一带活动，很多人旋即被捕牺牲。其时保定盲哑学堂教员薛有棠先生正在天津组织小型暗杀团，当张怀芝由京反津时，他即在天津新站连掷两枚炸弹，惜俱偏离目标，他又拔手枪向张氏连击，也未射中，对方警卫已群起还击，遂被捕牺牲。
险恶时代，死亡阴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许多革命先锋，一生都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度过。1913年二次革命讨袁失利，上海电车车厢内都贴满悬赏布告，写明缉拿、杀灭黄兴、陈其美可得五万大洋，捕杀李书城、黄郛可得两万大洋，并注明死活皆可。故党人在日本住旅馆也往往使用假名，以避跨海追杀。谁知在那里，李书城接到某日本人信函，谓有机密相告，按时赴约，日本人请他们到家中，说愿为中国政府效劳，去刺杀黄兴，但须借枪支钱物，原来这人把他们当成袁世凯的人了。一场虚惊后，自然是更加警惕。蝮蛇啮手，壮士断腕，小不忍则乱大谋，动荡的社会元素，要求党人必以更大的理性和智慧来对待。
至激烈的手段，唯至平和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唯宽容之度量者能有之。安徽一地，古来民风激越而柔靡，既出诗人，也出刺客。民国中期和军统局戴笠系统周旋，游刃有余的王亚樵，是有名的暗杀大王，他即是安徽安庆人。清末安徽青年志士韩衍，智勇并擅，他所最为推崇，就是那盛极一时的“弹丸政治”，此弹丸非喻地域狭小，而实为炸弹与子弹之意。少年时期，他即才气横溢，志行卓越，为实业家学问家张謇器重，收为弟子，后荐于北洋幕府任督练处文案。他熟悉小站练兵内幕，不满袁世凯为人，上书纠弹，知必不见容于袁氏，乃辗转去天津，后调安徽当时省会安庆。时值徐锡麟、熊成基起义先后失利，清朝主皖大吏搜迫日紧，党人多四散活动。韩衍有鉴于此，乃创办《通俗报》以集合同志，为发动之枢纽。报纸政论多发扬民意，通讯多揭露官僚贪贿，而为地方恶势力所深惧。其间第一次受奸徒暗杀，身中五刀，幸大难未死。
韩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笔锋犀利而常含充沛感情。著有《绿云楼诗存》一卷，其佳句如“誓当共饮长城下，夜渡黄河百丈水”，大有俯仰当世，睥睨前人之概。其怀友人如《吊宋玉琳烈士》、《吊黄花岗烈士》又有深哀大痛，读之绕室徘徊，不能安座。
袖翻海水入羊城，
千里东濠夜有声。
所欠故人惟一死，
头颅堕地作雷鸣。
自将血洒尉佗官，
慷慨田横有此风。
七十二人同日死，
夕阳芳草古今红。
他之推崇弹丸政治，并非无端盲目崇尚，而是以此为手段，达成民权政治的理念。“我铁弹丸之是非，乃万古不灭之是非也。”“须以一粒铁弹丸，使万众不苦饥。”又说“敌在眼中，枪在手上，后有无限未来之同胞一齐拥出，而此铁弹丸踌躇复踌躇，以至于无可踌躇，然后机一动，功已成”。（安徽政协文史组《记韩衍》，转引）此中确有大智勇充溢，那即是人道主义情怀。当辛亥武昌首义后，同盟会与清残余部队多所战斗，各省情形备极混乱。韩衍在安徽以原军民基础成立青年军，任总监，维护扰攘无主之省政，综理一切日常工作，主持正义，保卫地方，建立不世之殊勋。青年军军旗以人字形图案制作，表示奉行人道主义。他每周的军事演说编为讲义，其中解释弹丸政治，旨在救世，所谓“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即与章太炎引佛经“杀了一人，能救众人”义理相合。他心中的模范人物，仍然是华盛顿，其所憧憬的政治理念乃是欧美式民主主义范畴。他之颈血四溅而不惜，仍投袂奋起，乃因对生死的意义和人我的境界有透辟认识，在于以死争是非。“铁弹丸最仁爱，亦最残暴，自救世人用之则最仁爱，自利己人用之则最残暴。我一枪一弹以至仁杀至不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卷，452页）南北和议后，袁氏排斥孙中山而独揽国政，韩衍捶胸顿足，大为惋惜，同时对北洋官僚，口无遮拦，不稍假借，多就具体人名呼骂指责。其议论纵横，及谋青年军扩充，备招野心家怨毒深忌。1912年3月某日，他路经一道山梁，第二次受歹徒狙击，身中数弹，伤重不救身死。
专制者是只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一贯作风的。有过一次痛苦经验，却难以料事如神，以避其锋，而处世待人发论悉以赤子之心应之，忧国既深，积诚已久，至于一身之生死祸福，早已置之度外，弃自炫自媒为真知力行，寻病根之所伏，而发改革大愿。不期奸人图穷匕见。呜呼，如韩君者，是可谓仁且勇矣！
暗杀蔚成一时之风气，也导致报界奇才黄远庸冤死异国。
黄远庸是近代报界奇才，也是老南社社员。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名牌。以其政论意气风发，通讯别出一格，均洋洋洒洒顷刻而成，袁世凯密谋登基前，他手下管理“意识形态”的人，乃强邀远庸入掌其御用机关报《亚细亚报》担任总撰述。远庸反感，又莫之为计，不敢断然拒绝，遂以虚文应付，1915年托词辞去，赴美游历，他的朋友李盛铎为他所写墓志铭，言其此行“余知君子于所业厌倦深矣”。（《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他既有这样的隐衷，又不能把这心病明言于人，而旧金山华侨已认定他为帝制派人物，乃密遣狙击手将其击杀。也许事后即发觉杀错了，暗杀方从此钳口，以至长期成为历史谜案。
1915年12月25日下午，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黄远庸正在用晚餐，突然从他背后，也即屋子的拐角处射过来两发阴郁的子弹，他尚未从纷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便扑倒在地，在那一瞬间，带着惊恐，更带着不解与愤怒，死不瞑目地去了。
这可以说是革命时期会党暗杀最大的一个冤死者。据郑逸梅先生回忆，另一报人马叔鸾，获此消息后深恐连带遭殃，赶紧写了一篇《为亚细亚报写稿经过》，表明心迹，免得党人中激进分子嫉恨（参见郑逸梅《书报话旧》）。
党人暗杀，又以己身谋划不周而引杀身之祸的。如刘安邦之刺赵尔丰。辛亥前数年，四川井研同盟会员程德蕃，脱离新军弁目队，削去发辫，自称王和尚，奔走于川南一带江湖联络革命。1908年逸往四川江安县，即与当地巡防军帮带刘安邦结纳，密谋举事。惜刘安邦行伍出身，行事粗疏，枕边漏所谋于其妇，妇为本地人，因告其母，母又密泄于其族戚。居民渐多知，相率避移出城，即为县官所觉，令缇骑四出，相机捕人。时程德蕃居旅栈中缮写安民布告，县官率队突入。程见不可避，仍从容书写。县官窥其甚镇静，即问：“写的什么？”对曰“习字而已”，县官即匆匆离去。德蕃乃由栈后缒墙急走。期至火举，捕十余人，皆杀之。时刘安邦也逸脱。后改名换姓以江湖义士身份随赵尔丰进西藏，途中屡欲相机暗杀。为人窥破，告尔丰。尔丰佯不知，密令刘送信返成都，途中遭奸人围刺而死。程德蕃于江安逸走嘉州（今乐山），联络当地同盟会员策反清军团队，与城防军激战，党人以文士居多，临阵不支，被捕者众，以井研籍党人牺牲尤多，程德蕃就义前有句云：“满腔热血浸黄土，化作杜鹃唤国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