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猛进的性格—艺术及感情生活—多情的英雄—心地坦荡，垂范千秋
陈独秀当弱冠之年即与安徽老乡青年学者吴樾争相刺杀清廷五大臣，其时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者以待君。”遂作易水之盟，烈士北上赴义，时年26岁。此前他们尝共同埋头研究《枪法答问》等书，并在芜湖与赵声于该市的科学图书社楼上进一步秘密策划。
会党里面革命青年不畏死、不惮其烦的一贯坚毅卓绝的精神，在其感情生活中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设喻革命事业为釜为薪，则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伟大，是因为他有着光明猛进的性格。曾缔造过与众不同的伟业。异代更代，时光简化历史，如今表明他们曾经活着的只有白杨萧萧的坟茔，抑或发黄零落的书卷。我们后人清理前贤惊天的举动，自然要履出他们的缺点，使人永久警惕；更当标举他们垂范千秋的德行传诸后世，这才是前贤事业与精神的最基本所在。
然而我们只看取他们政治的一面，并不完全，我们应该进一步细察其艺术及感情生活的一面。会党青年中多的是热情丰富的性格。早期革命时代，智识奋斗者的文化活动组织，就是“南社”。其实清末民初的一代革命青年，悉为一代文人。杨度等人，对清政府或袁政府或怨艾或依附，终期为朝廷所“用”，而革命青年则以坚定思想抗力，空诸依傍，不屑为其所羁绊。可见文化与政治保有一统关系。杜威说，艺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高度完善，这话笔者当初不甚理解，其后逐渐明白，“高度完善”有一个发展过程，更有其发展条件。发展过程最好是自幼栽培，将艺术审美和品味习惯化，凝固化；而发展条件，则属于外在环境，需要具备有利艺术的社会氛围。他们的诗文，大多活泼淋漓，兼之以深长感喟，是富于革命性的少壮文艺。因此，他们对政治事业之外的感情生活，亦视作一体，而寄予清洁、坦诚、热烈与慷慨的灵魂。
生于1886年的福建志士方声洞，1905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代表，经常以请事假方式联系党人，秘密往来运送军火，以图大举。1911年3月，将军火运回广州，4月牺牲，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哀艳情史，从中极可窥见真能为祖国死的血性男儿的情感怀抱。民国名作家周瘦鹃先生在1923年出版的《紫兰花片》第六集上有一篇《黄花岗下一烈士之情史》将其中消息透露得十分真切—
方声洞先生慷慨任侠，又是一个跌宕风流的人物，庚戌辛亥之间，同盟会员都聚合在香港，设了秘密机关，打算在广东起事。声洞日间擘画党事，到了晚上，常和几个同志在石塘嘴畔选色征歌，陶情作乐。那时便相与了一个歌妓丽文。丽文粗通文墨，见声洞那么英姿飒爽，议论纵横，早就目成心许，声洞本是多情的英雄，自然推襟送抱，分外地相爱，丽文妆阁中，几乎天天报到，酒酣耳热，便慷慨论天下事，丽文已知道他是非常人了。到得党人将近举义时，声洞一见丽文，总是长吁短叹，郁郁不乐。丽文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总不肯说出口来。一夜，丽文特地做了好菜，备了美酒，请声洞吃喝，声洞怎当得翠袖殷勤捧玉盅，竟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回去。解衣的当儿，便掉下一个党章来。丽文到此，才确知他是革命党人。等他酒醒了，便带笑说道：“我已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何必如此相瞒。”说时，探怀取出那党章来，声洞大吃一惊，生怕伊不利于己。丽文却正色道：“大丈夫磊磊落落，怎的作出儿女态来，我虽操贱业，也略知大义，岂有爱上了你反而害你的道理。”声洞便不相瞒，把举义的事也和伊说了。丽文忙道：“这是志士应当做的事，你此去倘得胜利而归，果然可喜。万一失败而亡，可也是完成了英雄事业，我劝你不必恋恋于此了。”声洞肃然起敬，掷碎了桌上酒杯，沥诚说道：“我得胜回来，敢不和你偕老者，有如此杯。”过了一天，他们俩便草草分别了。
辛亥三月二十九的那天，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毕竟因了寡不敌众，遭了失败，葬送了许多有用的青年。可怜声洞也为国捐躯了。这恶消息传到香港，丽文自然悲痛万分，从此便谢却铅华，不再向歌场卖笑，每逢黄花岗纪念日，伊总要前去凭吊一番呢。
毅然以圣贤之道自任，其心坦荡如见肝肺，方声洞有之；古人谓自是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声洞女友丽文有之。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美人离骚之感，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党人追求良美政治，才是鹄的。虽然跌宕风流，却与花天酒地并无实质关系。浪漫的人生艺术气息，是充溢在这一班革命青年身上，但是不免革命的情绪浓烈而生活技术稍逊。“汪精卫、胡汉民在同盟会、在南社都是第一等角色，他们的政治手腕却处处不及杨永泰，这便是以诗看待政治，不以散文看待政治的过错”（曹聚仁：《南社》）。在那特殊的时代，风月场常常是行动的策划地，若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于此情形描绘极为详尽，辛亥时期为陆军中校的钱基博先生自传中也曾揭示党人在风月场中筹划的情形。
周瘦鹃此文，把志士的情怀描绘得如闻如见，大有“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的温软柔情，更有“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周邦彦词）的旖旎深挚。此固有当时社会风尚的情状在起作用，也以党人襟怀坦荡重义的大节在里头。珍珠黯淡失色，置之蜂蜜中养育，则可恢复鲜丽光彩。世界晦暗无光，则以绮靡柔情徐徐浸润，也能复原晔晔光华。50年后，声洞夫人王颖已垂垂老矣，她撰文回忆声洞的为人、学识是“肝胆照人，处世接物极富热情。对病理学钻研尤精，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又说“声洞待我真是体贴入微，即生活琐事，也照料极为周到。当我们的儿子贤旭出世的时候，他守在我的身边三天三夜，好像是要替我分担份分娩的痛苦似的”。（《忆声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卷，1961年版，中华书局）
在王颖这边，也是缠绵悱恻，不舍声洞离日赴穗、港，那时他们住在日本千叶。但格于革命大义，也不便阻拦，声洞行前，预先起草家书十数封托妻子陆续填上日期寄给国内家长，其心细周至如此。广州起义失败，声洞为七十二烈士之一，事在3月底，王颖内心焦虑，却接到声洞署名的4月1号来信，口吻声调与字迹行文宛然如前，如此更增疑惑。一直到8月间武昌起义前，王颖一再向亲友追问，表示如声洞已遇难，将不畏艰难困苦，把子女抚养成人。她话音甫落，“满屋子的两家男女老少都一齐放声痛哭 ，我亦顿时昏了过去”。王颖女士原是出身贵胄的娇小姐，不知国事艰危，在声洞朝夕熏陶之下，不特改掉娇生惯养的闺阁习气，更兼明了诸多革命道理，后自建医院，仁心仁求，救人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