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斯民致太平—知行合一 牺牲己身的伟举—创导以仁制暴的大势
胜败关键，不在兵源多寡，敌我强弱；而在革命信心之坚定，革命精神之旺盛。辛亥前后烈士的身躯早已消灭于平芜蔓草之中了。而其喋血以争永不消灭者，就在这种疾呼搏战，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激烈的革命精神。那种凡事都提倡慢慢来的腔调，在危亡关头看去，实在就不成样子，而不过是趋利避害的托词罢了！以平和处之，既得名、又获利，并且保全身家妻子，在维新方面，视为开通，守旧的势力，又不说他悖逆，可谓几面吃糖。实则处刀锯鼎镬之中，值国势凌夷、民气消沉之际，正需要激烈的态度，来消除瞻前顾后的恐怖心、挂碍心、希恋心。这一时间的革命青年，正以其敢作敢为、勇往直前的气概，打破生死关碍，从而获得新生的希望。破坏既不能免—政治上的专制，风俗社会上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的。至破坏之时，诸事扰攘，社会自不免更形混乱，但不能吃亏，却也就不能享福。在吃亏的情形里面，以刺客的跃起来作过渡，比大型的暴动，吃亏又较小些。刺杀作为革命的过渡，可杀一儆百，所花经费较少，并且不至两军对垒多杀人命或扰累地方。就事实看，从1898年以后，到1911年凤山毙命于民党轰轰之炸弹，那群人头畜鸣的大吏特权阶层，确已人人自危；革命的进展，也因之容易得多。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里面的绝唱了，总不是逆书邪说吧？他居然把古来的刺客，一一替他做传；行文言语，不免带着夸赞其人其事的情绪倾向，使之千古流芳。其底蕴自然是在人类保幸福、促进化方面有所倾注眷顾。维新派的大学者宋恕（平子）先生，当百日维新以六君子的死难而告终，他悲愤万分，诗哭六烈士，在《寄怀梁卓如》中，尝谓“自古救民须用武，岂闻琴瑟化豺狼”。寄慨尤深，有入骨的悲怆和惊人的点醒。
世界不免智吞愚、富骄贫、胜欺败，种种不平等，以致人生在世苦恼万分。但总该有一种基本的公理（游戏规则）来约略平衡些吧。在革命的特殊时期，单枪匹马，做刺客实为不二的法门。正像法国革命党魁丹东在议院对众人说“要想致人民于安全的地位，非用非常猛烈的手段不可”！这就是救济人民苦难之阶梯，贯彻兼爱主义之管道。烈士之身躯固已化为轻云薄雾，而其心岂不如青天白日，谁得而瑕滓之者！
从民国前后推移40年间，孙中山先生挺天纵之大圣，揭橥推翻君主政体之革命主张，有志之士，风起云涌；革命怒涛，无远弗届。中间虽十数次失败，至辛亥之役，终底于成。此中山先生之所以旋转乾坤，震烁古今也。其间社会的浮风、大众的无智、敌我强弱之悬殊，而令革命有移山填海之难，其所以终有成功之日，志士前仆后继的奋身狙击，客观上，甚至成为争战胜败之道的一种方法科学。日本哲学家福泽谕吉以为，“鼓吹民权的过激论调，虽然大大有害于君主政治，但作为革除人民的卑屈恶习的手段却很有用处”，他又认为，暗杀攘夷之辈，分析其内心，可以看出确是出于一片爱国公心。（参见《文明论概略》，商务译本，194页）
实则具体到清末民初，他所说的暗杀之辈又远不止有爱国公心而已。它作为一种革命的方法科学，始终贴近最大和最后目的。在衡量事物的正反，确定事物的缓急方面，荡开盛衰转移的先路，进人类于大同，坦然向文明迈进。
起初，革命活动屡遭重创，然迭仆迭起，方其偃息，即谋再举。一面是精神上的宣传，如光绪末年在东京时代的《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理论辩驳，就曾数度出现。同盟会的态度是，欲打击清廷，非在精神上打击其代言人的保皇党一派不可。除了堂堂的议论之外，那种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即是革命过程中重要的插曲。谋刺即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它之所以不是简单鲁莽的个人英雄主义，乃在于就冷酷的历史因素而言，个人的突袭，也是历史以人格化表现的重要构件。尤当党人起事失败，而情绪大为低落之际，有血气的志士不堪容忍，乃不惜凭着牺牲己身的伟举，藉以挽回众人沮丧的心情。
革命党从事刺杀活动，初非不虑及己身安危及社会效果，然以国难方殷，救民水火，非此莫办。故当愚怯者百筹莫展，或逃禅，或吁嗟，或垂头丧气，或仓皇徘徊于无地之际，仁人志士，慷慨击案，握扬眉之剑，挺本色之躯，仗牺牲之志，如种籽破土于雨后，而四起于民间社会。死何足惧？而生亦何幸？则一息尚存，而鞠躬尽瘁者也未尝一日稍息。其中有不少因清廷追剿甚严，多亡逋海外，虽穷苦万状，却凭了热心毅力，拼着颈血头颅以纠合同志、唤起国民。
辛亥前后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英豪，多为允文允武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辞藻超逸，识量清远，才略过人。或有诗词文集，或有学术专著，临事勇决，至情至性，实为人间不可多得之奇男子。如林觉民烈士，当他遇到知音时，则“雅谑间作，涉口成趣，一座倾倒”。（《辛亥人物碑传集》，第105页）又“好游山水，幽踪胜迹，历访无遗，素旷达，不计金钱之数”。他少即能文，读书一览不忘。他认为，革命壮士当仗剑而起，解决根本问题，则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后在广州率人攻击总督署，巷战既久，力竭被擒，会审问供时，先问，后又提供笔墨，他信笔一挥，立尽二纸，洋洋数千言，大有文不加点之势；其间欲呕，某吏亲持痰盂侍候，林烈士从容视死，当堂演说，说到时局悲观，捶胸顿足，力劝堂上官吏革除专制，以建共和，使国家富强，人民逸安。他的一片血诚，使清吏也不得不俯首倾听，其辞气激昂，可想而知。被害之日，面不改色，俯仰自如，大笑曰：“吾今日登仙矣。”引颈就戮，年仅25岁。
奋身狙击，不惜牺牲一己性命，和政治流氓殊死决斗，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要发展一种自由民主，进步繁荣，安和乐利的生活方式，作为整个国家重建的蓝图。激烈的行动，往往予人一种错觉，好像只一时之胜负，实则党人内心的心蕴，并非争一时，不争千秋；也不是只争千秋，不争一时。他们是争一时也争千秋，不仅对当时那一代中国人负责，也要对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负责，更要对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负责，即使老革命党一辈后来有所谓生死善恶都看破之说，然其心究竟落实在“同为斯民致太平”。因而不论少小或老大，总以一种毋忘在莒、任重道远的心情，向着增进人类福祉，实施民主宪政，保障基本人权这样一些目标奋争。天地至大至阔，不急不躁者每希望自然的时移世易来改变，固然，物变有所始，亦即有所终；然而，义当有所为，则无有禁我以不为，从之有当者，身非所恤，而断然自决也。他们把胸怀放大，眼光放远，为中华民族千秋前途，贡献生命与智慧，看似争一时之胜，实则奠千秋之功。
近代中国革命，充满了可歌可泣的史页。像徐锡麟、秋瑾、吴樾、温生才、史坚如等行刺满吏的志士仁人，都只知坚持其革命的本质务在行仁的志节和责任，而从无丝毫地位、权利、生死挂带之自私。民国前期，艰苦光复的岁月，最为诚挚磅礴的时代。历史的经验证明，从来在自由对奴役，正义对邪恶的战斗中，仁者无敌，暴政必亡是颠扑不破的铁则，更是中国国族赖以不亡的精神凭藉。民众头上，生死的枷锁越是残酷严密，越当有人出来效博浪一椎；且当最黑暗的时候，因确信真理与我同在，挺身负起那庄严的使命，那么，魔鬼虽在一时间身高十丈，但终于必为正道所克服，消于无形。先烈们的身躯固已为敌所杀，而其为民主政治而奋斗，为自由正义而作战的信心和精神，却创导了以仁制暴、敌消我长的大势，后人准此淬砺奋发，择善固执，与一切为虐不仁者苦斗，终当接近人间光明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