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拔除专制怪胎的总根源—孤胆万福华—古侠客式的定点清除
轰击德寿，功亏一篑。到了1904年暮春至夏末，党人就准备谋刺慈禧太后，对之实施定点清除，直接消除这个专制怪胎的总根源。
一班青年把刺杀的矛头指向了慈禧。为什么要暗杀慈禧？暴君晚年因为意识到自己行将就木，所以疯狂报复社会、报复同类的念头油然而生，不可遏止。
在慈禧自比神明的狂妄自大后面，隐藏某种自卑感；跟她早年入宫所受歧视有关，持久的怨气使她晚年做出种种荒谬决定。杀伐的成功固然令其信心膨胀，但深刻的自卑也使其自信转变成自大的狂妄。
这些变态人格，无非是被自己的出世之谜所困惑所压抑，产生了祸乱天下的反动，因为只有不断的扩张才能让他们忘记并不光彩的过去。
慈禧集团从来都是无利不起早。在它刻意渲染的事件中，有的是为了挑起事端，掩盖其盗窃目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接连失败，苟延残喘，民心尽失，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这无疑是一个成本很小、经济实用的“感情投资”。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国人的生命，而是自己的政治算计。
《太虚法师年谱》提到“非隆隆之炸弹，不足以惊其人梦之魂”，此则指杨笃生。杨笃生烈士，名守仁。1871年生于长沙，1903年与黄兴等在日本成立暗杀团，1904年谋刺西太后，那时杨笃生和何海樵、苏凤初、张继等人忧心如焚，试图直接谋刺慈禧太后。苏凤初是炸弹专家，就在上海向蔡元培、杨笃生、陈独秀等人传授炸弹技术。他们的制作仪式很严格，还要杀鸡设酒，歃血宣誓。其实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日本时已有较丰富的化学知识，此时在上海进一步磋商后，即确定慈禧太后为第一暗杀对象。北上之时，大概是暮春时节，携带自制的炸弹，来到北京潜伏，多次在西直门至颐和园的路上守株待兔，等候慈禧去颐和园时下手。可是慈禧戒备森严，难以下手。他们在北京竟盘桓了五个月，多次窥伺，无从投弹，活动经费断线，不得不离京南下。杨笃生等人谋刺未果，旋赴上海，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扩建组成总部设于上海的暗杀团。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轰然巨响，吴樾弹炸五大臣，此次爆炸虽未达暗杀直接目的，而其震慑清廷功莫大焉。杨笃生即为炸弹制造者，蔡元培称之为中国第一炸弹。夏敬观的《蔡元培传》说，蔡入同盟会、暗杀团，即由杨笃生、何海樵介绍加入，亲与筹制炸弹。倾盖论文，即关大计。通常而言，立德者不必有功，勤事者未必绩学，而暗杀团领袖，乃能兼备四者。金声玉振，霆气流形，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也。革命家而兼文人学者，洞烛机先，规划宏远，运天下如掌上，罗形胜于胸中。所以于毛锥之外，而亲炙冷热武器者，实因有清末叶，政治陵迟，非树义旗，不足以挫其凶锋。
杨笃生当正阳门事败吴樾身死之后，远赴英伦，时国内同志义举无望而殉难者益夥。吴樾的遗物，即由陈独秀寄给他保存，烈士以此深受刺激。加之国族的无知愚顽，使其内心极为忧愤，苦熬至辛亥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在利物浦蹈海自尽，以其绝望深矣、透矣，而无解脱之道，遂出此下策。他给吴稚晖写信说：“吾胸闷不可解，惨不乐生，恨而之死……弟欲求从速解脱形神之束缚，与他人无关。”而与黄兴、杨笃生最早在日本相集为军国民教育会的龚宝铨（未生），因同盟会和光复会嫌隙滋甚，渐无意世事。他少年慷慨，甚至不循礼法，“晚既失意，听同县范古农谈《内典》，始深自悔，与友人言，至于泣下。由是茹蔬奉佛，持杀戒甚严。”（章太炎：《龚未生事略》），理致有类同之处。民国成立以后，时主教育者，或倡实利主义，或倡军国主义，蔡元培以为二者固救时之要，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此种思想之转变，实亦革命方法、路径之延伸。
1904年注定大大小小的专制魔头不得安宁。这一年的秋间的11月19日，革命志士万福华盯上了王之春，要将其定点拔除。
王之春任广西巡抚时，联络法国军队绞杀革命者，尤其将多处矿山低价转让列强资本开发，致引发众怒。后来他被革职闲居上海，仍不甘寂寞，还试图和沙俄联手，出卖东三省，于是激起志士愤慨。安徽志士万福华，遂于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四马路一家西餐馆刺杀王之春。此前，万福华痛愤清朝的残暴压迫，久蓄革命之志，他由友人吴阳春介绍，在上海得以认识黄兴，从事革命的志向更为坚决。
万福华既已盯上王之春，急于将其打掉，苦无实施机会。经多番侦查，得知王氏有一密友，常作酒食征逐。福华就和刘光汉—就是学者刘师培商量，决定模仿王氏密友的笔迹，引蛇出洞。于是仿照那人的字迹，手书一个帖子，招其赴宴于金谷香餐馆。福华另派一个同志在楼上持枪等候，王之春到后在楼上坐定，以随从较多，那位同志不敢出枪射击，王之春见其密友不来，顿生疑窦，遂起身下楼，福华踞楼梯口，举枪对之开火，可惜连发数枪均未击中，避走不及而被捕入狱。他的刺杀行动本得益于蔡元培、章士钊的指导，这时蔡先生乃积极奔走营救。陈佩忍、高天梅主持《警钟日报》，系《苏报》之后影响极大的革命报纸，得知万福华被捕，报社立即筹资为他聘请律师，扬州志士杜课园、张丹斧也为之前后奔走，可惜法庭辩护无效。万先生被清廷以各种罪名判监禁20年，直到1912年底，经上海都督陈其美多方交涉，始获释出狱。出狱时，戴季陶牵头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于上海之新舞台。
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的时节，正值光复会成立，蔡先生被推为会长。随后，陶成章、徐锡麟相继入会。1904年10月，陈独秀应章士钊函请到了上海，由杨笃生监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一拨人马藏匿在蔡元培租屋，成天试验炸药，研究暗杀。不久黄兴也逃亡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策划起义，11月19日就发生了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的事。
大概就在万福华刺杀王之春一个月后，到了1904年冬季，又发生古侠客式的定点清除。
1904年的冬天，各大城市风声日紧，警务人员四出搜捕所谓“下江来的”革命党。老同盟会员仇鳌先生以长沙事败而潜至上海租界，在公共租界新闸路庆余里（党人秘密机关）初见黄兴先生，为其磊落态度、雄伟气魄所感动，并受命回长沙集合战败人员，即与仇亮、赵缭三人利用开办湘阴师范校机会鼓吹革命，并准备躬行暗杀，以制弹技术欠高明，无从着手。时逢陆军大臣铁良至长沙视察新军，仇鳌即与大力士易希谷商妥，决定持梃杖当面狙杀。二人在小吴门等候多时，预备届时跃出，当头猛击，惜铁良未从此地经过，这种古侠客式的暗杀遂告落空。
仇亮，挺孙派要角。武昌起义后，单骑往段祺瑞军中运动。晓以民族大义，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段氏竟为之动容。中夜，他听到角声凄咽，战马悲嘶，惕然披衣起，说道：国事急迫，焉能高卧此间。遽起别段而去。
南北和议成，孙中山以总统让袁世凯，仇亮力言不可。他说，袁世凯老奸巨猾，包藏祸心，终不利于民国。政府北迁，遂辞军衡司长职务，创办《民主报》于北京。袁世凯贿赂十万元，欲使他转变，他峻拒不纳，袁贼深恨之。二次革命失败，仇亮从湖南回京，密谋革命，到数日，被逮下狱。赋绝命诗六章，情辞愤激，大义凛然。1915年7月，就义燕市。
朱执信，史称革命圣人，他的弟弟劝他不可太冒险，他慢慢举起手来放在颈上说道：“好头颅，谁当砍去？！”又把人头打个比方：“譬犹沙煲，有用其煮饭，经岁月而后损坏者；又有用以盛炸药，掷向奸贼，随用随毁者。吾则盛炸药之煲也。”（《朱执信行状》）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尝引镜自照，叹曰：“可惜好头颅，不知为谁人斫去？”在死亡意识上，二者颇似，但炀帝乃残暴统治者的内心恐怖，而故作镇定；而革命党的死亡意识却是期望未来好世界的捐躯热望，二者形同质异。1907年，朱执信参与策划暗杀清军将领李准，两年后的秋天，当汪、黄、喻北上行刺清摄政王时，他写下《拟古决绝词》，有谓“幽兰窗下洁，所宝在素心……人生世上亦如此，此身何惜秋前萎”。他是一个情绪哲学意味很浓的人，喜欢夜晚观察宇宙星体，思入微茫，探求生与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