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负气的人物名号—英雄出身述略—刺杀铁良未遂—弹炸五大臣：血花飞溅，青年学者出师不利—狮子吼：《暗杀时代》 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
当1905年9月之际，清廷派人出洋考察宪政。就在这时，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吴樾弹炸五大臣。
五大臣又是哪五个：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1905年9月24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日），五大臣自北京正阳门车站登车，吴樾化装为仆从。为着贴近五大臣，“提衣包欲登花车，为卫兵所阻。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烈士已肠穿肢断，面目模糊，尽其党人最后之义务矣。惜乎所谓清之五大臣者，受伤而未死。”（《辛亥人物碑传集》，95页）当时的炸弹技术含量低，行李车与车厢挂接，车厢猛然震动，炸弹即被引爆。此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可惜的是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戴鸿慈因有仆人王是春在前遮挡，仅受轻伤，但顶戴花翎皆被削去。
血雨硝烟，迷蒙燕市，烈士殉国之际，年仅26岁。挚友赵声（字伯先）得噩耗，大恸曰：“天乎！丧吾良友。”柳亚子说：“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谈者酸鼻。”（《磨剑室文录》，267页）
陈其美先生以诗哭之：
烈士是以起，杀贼红尘里。
一击天地崩，余响复震耳。
愤东未及展，武士不暇威。
丑类四方窜，血肉风雨飞。
贼胆一已破，君躯一已殒。
不惜一士命，惟于戒来轸。
又云：
我爱吴夫子，视死忽如归。
慷慨赴大义，初阳生光辉。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顾。
使吴君而在，执鞭所钦慕。
秋瑾诗云：
皖中志士名吴樾，百炼刚肠如火热。
报仇直以酬祖宗，杀贼计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
可怜懵懵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电传噩耗风潮耸，同志相顾皆色动。
打破从前奴隶关，惊回大地繁华梦……
赵声先前赠他的诗中尝有句云：“杯酒发挥豪气尽，笑声如带哭声多。”“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坚决英飒，食其慧者，实在后人。吴樾烈士牺牲后，遗骸葬在安庆大观亭旁山冈上。中山先生题书“浩气长存”。秋瑾为之痛哭招魂，说他“百炼刚肠如火热”。
吴樾弹炸五大臣事发，袁世凯命幕僚张一麐草拟公文劝告革命党人。张先生内心同情党人，他做袁氏幕僚，谨守本分，但若有涉及原则问题的，必当面争执，不敢有所藏掖。一般较大的事体，必多方咨询后才下笔。
但这一回却把他难住了。不写吧，人家会以为他和党人暗中有什么瓜葛；要写呢，如何措辞那太伤神了。真是左右为难。于是他做了一篇文义高古的四六骈文。一般粗通文墨者不可能看懂。此文高悬于各火车站，张先生的目的在于不增加党人的心理压力，故为此曲笔。
吴樾虽然壮烈殉难，但他毕业于保定师范，此地在袁世凯北洋辖区，所以他要派人调查幕后。当初派遣某道员，但该人平时的绰号是屠夫，所以张一麐力持不可。他建议改派为人正派的学者毛庆蕃道员前往，袁世凯同意了。
派遣的札文中，有如是等语：该道往查时，如有被人觉察所查何案者，即唯该道试问。结果此案仅革除一个保人的功名而已。
张先生的所作所为，每一个转折都很缜密，目的就是不想让吴樾案的侦查扩大化，巧妙严密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从而避免伤害无辜。
吴樾面对暴政，拒绝承认专制皇权及其法律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认为这一切都是非法的、不义的和反道德的。或以为，党人用如此决绝的方式行仁抗暴，自己肢体碎裂肝脑涂地，所付出成本甚巨乃至于无限大，而社会收益却是鱼死而网未破，个人收益更是等于零。这就涉及对人生意义、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理解问题。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差异，拉开了烈士与普通人的距离。面对生死存亡的议题，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对于很多人来讲，活着似乎更重要，哪怕只是苟活。然而，生活并不仅仅是活着，更不仅仅是苟活。
吴樾弹炸五大臣时，正值庆亲王奕劻秉权期间，其党羽如耆善、良弼、载洵、铁良、萌昌等等，都握有生杀予夺之重权。当政贪婪，群小嚣嚣，敛钱的名目，也越来越多。如当时江苏的上海道台，每年须贡银10万两，名目是太后的脂粉费，各省若抚台以下，藩、臬两使，到位即须交纳5万元，唤作衣料金……至剥无可剥时，索性大开贿赂之名，公开标价售官，若知县5000元，则知府1万元，按官职上升而递增，只要钱财充足，乌龟强盗也可即刻上任，行政终于窳败到不可收拾。要说清廷的覆灭，在其自身，庆亲王也真是一个拆台的大主角啊！
专制政权日渐腐恶，更不会和平过渡到民主时代，以其机制体系先天排斥异己。即晚清庞大的官僚机器而言，不是一个一般含义的阶层，而是一个垄断权力的结构，它不会给社会上任何非吾族类的势力放权，也不会给其阶层内的异己分子让出半分权力，统一权利和紧握权力是帝王专制的传统。在其本心深处，问题不是什么国家、国族，也不是什么道德、道统，当然，更不会是什么人的价值，而是权力，这是它实施专制暴虐，无法无天的真正基础。
清末民初，人民所受压抑，业已达于极点，而大众的生活情形又如何呢？国人中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神经混沌的多数驯奴既呻吟叫唤于无地，又视威权炎赫之专制魔王若神圣不可侵犯，而己身的膏血日渐干枯以至于无；当智识先进被绑入法场，犹蚩蚩嬉笑作壁上之观，索解不得，则以为其人神志未昏，利益不获，何以不惜七尺身躯而与衮衮高官相抗衡？积代的压抑，令其犹如傀儡，即便不受直接卡压，亦会自动争做奴才，既是弱者，又为畜类。面对本国的专制，外国的侵迫，显示出既愚且怯，既劣且蛮的丑陋面貌。即在智识阶层，也有不少人“待毙可怜还束手，图荣不耻尽低头”（徐自华诗），随波逐流，毫无是非可言！清廷的颟顸治世者其政治密码又属麻将之道，没有双赢的内在肌质，有的只是“自己和不了，也不准别人和”的劣质文化，表现出对外死要面子，对内不要良心的血腥人格，李叔同的友人曾写了一首感切时事的诗给他，“天子重红毛，洋文教尔曹。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59卷，36页）时在1900年前后。而当短期内不能改变民族气质之际，时势自然要求智识先进必须在短期内对国家前途发展作出回应，民气既乐观可言，奋进而起，从事狙击暗杀，以期陡然连续震动，也就是他们求索民主，改善国族劣质的历史任务。历史机缘中定格的种种事实，证明了这批知识分子中的英豪烈士，确为国人中不可多得的贤人精英，是最有头脑的优秀分子，其余则不必寄予什么期望。
东晋及南朝人名喜采虚词，显出一种优裕来，若王羲之、王凝之、王献之、刘牢之、顾恺之、裴松之、颜延之等等；宋代人名字多显出其心理的老态，好用老、叟、长、晚字样，若省事老人（朱翌 ）、华光长老（仲仁，画家），柳耆卿，穆伯长（修），王鲁翁，庆湖遗老（贺铸），苇溪翁（赵鼎臣），刘中叟（刘次庄），懒拙老人（米友仁）等，不一而足。斯皆风气使然。到清末民初，革命人物的名号则多慷慨负气，其名号仿佛目力四射的巨眼，顾盼之间有一种独在的神力，如勇立、非非、侠少（吕志伊）、铁铮（雷昭性）、锄非（刘道一）、鸿飞（张钟瑞）、迅行（鲁迅），而其所著文章篇名也多如此，总有一种高亢悲郁的内力外弹。柳亚子因怀抱反清壮志而命诗集为《磨剑室集》，英年牺牲的青年作家吴樾，就把他的作品命名为《血花集》。
吴樾烈士是安徽桐城人，论他的气质，那是美辞气、有风仪，论长相，则如古松傲立。吴先生字孟侠，生于1878年，他的乡人前辈方以智、钱澄之、孙麻山辈都是揭橥民族大义、抱节不屈的智识先进。这里又是人文荟萃之乡。碑传上说他“性和平、貌俊美，少读私塾，天资敏慧”。《清稗类钞·会党编》也称他“品学颇高，恒以暗杀党之先锋自任”。
他在1902年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求学期间学业大进，思想更加开放，曾组织国民教育会支部，并创办《直隶白话报》。1905年在北京正式参加了杨守仁等组织的北方暗杀团，他交友非常慎重，非知以心，往往终日相对无语。与他披肝沥胆，许为生死之交的侠义之士，都先后牺牲了，他的至交陈天华蹈海牺牲，汪熔殉难于庚子汉口战役，施从云就义于滦州独立之役。1904年，赵声介绍吴樾加入了秘密革命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策划暗杀活动。1905年上半年，写下慷慨盘郁、激昂悲壮的《暗杀时代》。但这篇篇幅相当长的现代奇文在他牺牲后两年，才正式发表在《民报》1907年4月增刊《天讨》上面。就此文观之，可见他决意牺牲早已蓄之有素，洵非一时之冲动。他最主要的暗杀目标，是清廷的得力鹰犬，江宁将军、陆军部尚书铁良。为此，特赴东北，与他的知交辽东大侠张榕密议。
张榕字荫华，祖籍山东，生长于辽宁抚顺，善骑射，精剑术。弱冠之年，考入京师大学学习。后返辽东谋独立，在民间影响甚深。他的家境富裕，但以运动革命故，倾家资大半。常居北京策反清廷官吏，多无效。转而在学术界求志士，因与吴樾成至交。
他同时又与青年翻译家潘智远友善，研习俄文至精熟。他二人见面后，即南下保定，分三次谋刺铁良。1904年冬，铁良南下搜刮民脂民膏，他们跟踪刺杀，未遂；1905年春，铁良视察保定高等学堂，他们伺机近距离枪击，但铁良临时变卦未赴讲演；稍后赴北京，也一直未获机会。此时，革命党人赵声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南下行动，口占四绝赠吴樾，诗风苍凉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思在内。吴樾也授笔覆书一封送赵声，以其“逆想将来之幻境”，及“大军北上之日”，故谓“明知此为永诀之期，而不为之悲伤流涕也。某之念念固在君，君请勿以某为念……责任为巨，一日不达目的，即一日不得辞其难”。磊落惨厉，赤忱可见。他在北京住桐城会馆，乡人以为他来投考大学，殊不知携有重大使命。此时恰值清廷假立宪之名，拖延时间，伺机向革命党反扑，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当机立断，改变刺杀铁良计划为弹炸五大臣。事先与秋瑾商量，至前门火车站踩点，后秋瑾先回南方筹备，吴樾写有一纸遗嘱交她收存，其中说：“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吴樾先生在北京，下榻于桐城会馆，起事的头一天晚上，他自备酒菜，招呼隔壁住客共饮，他说闲话一般说道，翌晨将往天津办事，再见不知何日？那人也听不出什么异样的话语来。吴先生告诉他，今天不能多饮，因为一会儿还要写家信。同饮者哪里会晓得，次日将会有举世震惊的大事发生？又怎会晓得他所说的家信，其实就是绝命书，所饮之酒，乃是永诀酒。
实施定点清除，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吴樾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他的事功，处于中间时段。但他的特出，在于将定点清除的政治意义、方式方法、社会影响，以及作用源流，阐发得淋漓尽致。这就是20世纪初叶不朽的奇文《暗杀时代》。
吴樾先生的诗文清廷实深畏惧，因多销毁。现仅有14篇传世。《暗杀时代》即为其中分量重如磐石者。烈士之行为在当时之所以不啻是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狮子吼，而与一般社会匹夫奋衿、江湖联群相形高下悬殊，乃因其不但执冷热武器，决疣溃痈，更早已将深刻思想悬之露布，达之飞檄，使世间有情，恍然惊觉。
《暗杀时代》是清末民初为着正义的暗杀，最为详审、精密、辩证、全面的一篇论著，并且具有极可操作的指导意义。其文之所作，又有得天下豪杰相与扶持砥砺之意。它的风格，既有磅礴雄放，豪健遒劲的阳刚之美，又郁积着激愤悲怆的深悲大痛，字字千钧，仿佛贯穿长空隐隐不息、沉雄低吼的雷霆之声。析理明如水镜鉴物，结论则似顺势运斤，就事物的本质原委抉明正义，而条画出抢救之道。其志可嘉，其风可慕，全篇冶议论情感于一炉，文采斐然可观。大学者章太炎在《讨满洲檄》中尝指出清廷十二大罪状，说他们“传嗣九叶，凶德相仍”，《暗杀时代》则进一步发挥。
全篇近两万字，分十四节，分别是：《序言》，《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
其魄力之雄伟，真足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
《序言》一节先叙述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及童年生活。谈到他弱冠以后飘然北上，所交游者多官方人士及幕僚，也曾动过功名之念，尚不知身在“奴隶丛中”，不久得读邹容、孙中山等人著作及大量革命报刊，意念始渐大变；要振起瘫痪的中国，须“清其源而绝其流”，提出“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之命题，其中并已指明杀铁良是为了除去奴役人民的那拉氏之助动力。经精心谋划，枪弹俱购获，近期即为发轫之始。为使暗杀成为实事而非虚文，他就要行动了，“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第二篇《暗杀时代》，痛陈停留口头上革命之无益，而清廷的封报馆、禁新书、杀学生、拿党人等迫害方式却越发出格了。如仍不见兴问罪之师，则所失不可估量。他又比较西洋、东洋之革命方式，觉得由暗杀始，并过渡到革命时代，正当其时。
第三篇《暗杀主义》，讨论谭嗣同的观点，认为大军未起之时，任侠这种方式，确可获得伸民气、倡勇敢的奇验大效，而“国族之民气，其涣散不伸，至于斯极”。“若满酋之于生死安危，自较他人视之为尤重，亦以彼等向居长林丰草之间，毛衣肉食，射猎为生，一旦闯入中原，夺其子女玉帛而有之，于是欲生恶死、弃危就安之态，自往来于腹中”。而暗杀之震慑力也即在此，使其恐怖而收敛其所欲为，杀一儆百，效果自可推想。第四篇《复仇主义》，开头讨论军事辩证法及用兵之道，孤军深入敌人腹部，为兵家大忌，故善用兵者，于先遣及后备力量考虑周详。以此譬暗杀，则“暗杀者，吾党之战兵也。复仇者，吾党之援兵也”。他又深忧暗杀之战士多不能全身而退，故须援兵“转败为胜”。然后，他通过数学的逻辑推演，证明此二者之间相互依托的辩证关系及重要性。
第五篇《革命主义》，指陈清廷的狡猾贪婪，说明革命对于国人人权诉求的重要性所在，特别提到清廷早先的滥杀无辜到今日的赔款割地是一脉以贯的。六、七、八篇认为铁良大罪可名者有五：“敛民财、练旗兵、剿民党、侦疆吏、强警察”，均为深文周纳的亡国奴民政策，杀铁良因为他是当时国人的心腹大患。这样念念不忘杀铁良者，“岂逆贼铁良一人于予有私怨乎？曰否，否”。显然不是有什么私仇，真实目的是在国族的前途。至于暗杀的效果，“天下未有无原动力，而有反动力者。盖反动力为果，原动力为因。”外力越大，则反弹越大，作者从物理学原理详加探讨，“每以外界之风潮，醒大汉之酣梦，遂使清政府之制我之毒手段一一揭于我同志之心目中，而反对之心，遂萌于内”。专制达于极点，反弹亦将达于极点，这是社会生理的规律。
第九篇《敬告我同志》，赞扬俄国早期革命党的激烈，援以说明建设来自破坏，平和来自激烈。并举中医看病的原因，如热病，先以苦寒祛邪，然后补以参芩。却决不能先施补剂，以防热邪不出矣。中国久处专制，有如热病重且大，如不破坏（苦寒之方剂）而先建设（补剂），必将失利而得害。因此希望同志不把建设平和拿来作一己畏死怕痛的美饰名词。第十篇《敬告我同胞》，对民众致以深切的关注，哀其不幸，亦怒其不争，希望人们能够尽快醒来，“此固我同志诸君所日夜呼号，牺牲性命，以求遂此区区之希望者”。又说“吾最亲之同胞，吾最爱之同胞，其甘为人詈而自居贱种乎？”民众懂得了雪耻的必要及意义，则“吾虽为吾同胞百死而亦甘心矣”。一片天真，一片大义，一片血忱！读之催人泪下难禁。
第十一篇《复妻书》，再次强调一己之牺牲，目的在为同胞请命。尤其“益恨专制之流毒，而使我同胞几无一人能自由矣”，决非为自我报私仇，希望他妻子亦有这种爱国精神，如果“子若志不在此，则人间之富贵安乐，自可操券而得之，亦以子之年华才貌足以相当矣”。意在尽为人夫者应尽之责。第十二篇《与妻书》，为平生最后一封家书，详细讨论生与死的哲学意义。贪生怕死之辈不管活得多长久，与秋蝉朝菌无甚区分，且吃且睡的人生“多寿有何所用？虽如彭祖，亦不过饮食之较多于人”。就生死问题多侧面比较权衡，认为“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深信作为体质的小我消失之后，精灵的大我必将播于千秋。
第十三篇《与章太炎书》，以观先生行、读先生言而生发“顶礼膜拜”之大敬畏心。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有大思想、大学问、大气魄的革命家、哲学家，在知识分子及青年阵营中影响深远。他的学生鲁迅、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等，都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作者冀盼太炎先生在潜意识中能知道四万万人还有他这一个崇拜者。从前无缘谒见，但曾尚期望国族独立之日相聚，现在作者决死之心已定，期望化为泡影，“而今已矣！”生前不可能了。这是非常苍凉的感伤。原来还打算以文学作品当面求教于章先生，也只是一场梦幻了。这时章太炎因1904年的《苏报》案，被清廷投入囹圄，在狱中仍秘密筹划组织光复会。作者写此文时离章太炎刑期还有一年。所以作者写道：“危哉！先生。计先生出狱之期在迩，饮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隐害。”爱戴眷注之情，直可悬诸日月。《暗杀时代》这篇论文，他也希望太炎先生日后能够了解。“此中之大意，问之同志某君便知。”
写完这一节，那些生死关头，最难打破的障碍，也都算有所交代了。那第十四篇，也是最后一节《与同志某君书》，在前文已曾提及，这位某君，就是革命家赵声。他南下应中山先生之召，组织民军起义，与作者吴樾志同道合，系刎颈之交。火车一发，彼此天涯，而对方“犹竟在想象之中”。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亦正是革命青年的本色啊！作为同辈人，他亦不忘告诫朋友，强调他自己暗杀而殉国较容易，而对方南下组织起义还要克服诸多困难，因为清廷的走卒大臣中，确有狡狯深心、长于阴狠之计者在。这些人为防革命党的倾覆，而有卧薪尝胆的行藏。他认为这些人从这方面说“不愧自居贵族”。因而革命的压力和阻力都更大了。为了证明这种看法，他特别函送了几张《京话日报》，上面刊有清廷贵族包藏祸心的文章，目的在使革命的同道防备！珍重！自己即将粉身碎骨，而犹耿耿笃笃心细如发，替战友着想！仿佛儿女情长，实则英雄本色。这和秋瑾得知徐锡麟噩耗，“坐室泣下”（陶成章语）情愫出于同一心理。若吴樾烈士者，真正是国族的精英，国家的干城！停停蓄蓄，拍案叹息，先烈旧事往来胸中。笔者读完这篇血性文论，泪为之涌出满面，心为之酸恻不已。
今苏州虎丘千人坐旁有“石点头”十道。传古有高僧讲经于此，无人信他所讲，他就聚石为徒，与谈至理。结果，石皆为之点头不已（事出宋人龚希仲《中吴记闻》，卷之二）。吴樾这篇万字论文，他能感之并能写之，就确有令顽石点头之效。最终变思想为行动，化学术为力量，义之所在，生死以之；身家性命不为虑，毁誉荣辱不为念。诵其诗，读其书，知其人，长时间有一种把栏杆拍遍，一条万古水、向我手心流之郁勃！同盟会、南社革命文人一扫国人不武之积风，挺身而诛暴吏，遗泽后世，倡明公理，发皇人权，较诸古之任侠，更为果敢勇毅。
吴樾事发，端方致电上海报界：“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证立宪不可缓也。”而各地方大员也次第致电朝廷：“此事必是革命党人中所为，盖恐政府力行新政，实行变法立宪，则彼革命伎俩渐渐暗消，所以行此狂悖之举，以为阻止之计。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
这些话因其毫无逻辑根基，统统经不起稍微较真的检验，一是遥遥无期，一是毫无诚意，一是宪政的“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孙家鼐、康有为言论）越加遥远。若此辈真从事宪政、改良、变法，则根本不会出现吴樾行刺之举。反之，若有一定的宪政空间，吴樾必谨守游戏规则，积极为宪政而奔走。那么，专制者因受到宪政的威胁，他们反而要不管不顾地打压、暗杀，实施肉体消灭，等等，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正如几年后袁世凯对坦白磊落的宪政狂人宋教仁，一意孤行地采取卑污杀灭手段一样。
吴樾的行为志节，他的论说与用意，指向一个高迈的道德理想。
这就是定点清除。这也是辛亥革命以来，最为干净、最为直接而力度最强、效果最彰的打击专制的方式。
吴樾以生命为代价，将定点清除的实践与自身相绑定，将定点清除的理论作高迈的推定，并在旋转历史的轰然一响中，将定点清除的意义作至高无上的固定。
今之读者，对定点清除必不陌生。
定点清除，乃是消灭制造恐怖的专制者的必要手段。
今人熟悉的以色列军方的定点清除，以极高的技术支持、极高明的手段运用而著称。通常是，执行员跟进目标，然后悄然靠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制服。其过程的高潮阶段，最短者仅需几秒钟即可结束。或者，使用精确定位，以新式战机（如F-16）实施夜间偷袭；或者，战机在空中搜寻目标，以声东击西方式，麻痹人群，而地面执行者进行目标指示，一旦锁定目标，武装直升机则自云层中蓦然闪现，连发多枚导弹，务求击毁目标。
相对于以色列军方的现代化的清除手段，辛亥革命期间的党人革命更为悲壮，他们往往都要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
定点清除又称为：外科手术式打击。精确打击。斩首行动。
手法上使用的是精确制导武器，但在精神气质上，还和中国古人用意相仿佛。即摧毁敌人的组织核心，瘫痪其行动能力，使其陷入群龙无首、组织涣散的状态，从而阻止其对民众的摧残。
或以为，五大臣不是考察宪政么？何不等待他们实施然而进行之？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一袭皇帝的新衣，说来说去，从来没实现，这就涉及变法和革命的辩证。固然，不变法，无以生存，但变法也不过无奈之举，吴其昌给梁启超作传记，就康氏上书写道：
“当时那班白面文人的哀哀无告，皇皇求援的愁苦心理，以及环顾全国茫茫无才，渺渺无望束手待毙的窘态，真是由这一点上流露得深刻、活跃，上奏乃是病急乱投医的呓语。”
光绪还不错。康氏上书内容有“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这是针对皇上的赤裸裸的威胁之语，形象、逼真，仿佛将明末崇祯的惨死搬到眼前，而光绪一笑置之，不以为忤，反而对康氏更加器重。
但这班人的致命之处，在于其技术措置过于差劲。也即病因诊断得当，而药方多不对症。
所以那些崇拜中山先生的革命青年，选择革命道路，并非一味地选择暴烈的行动，反而处处充满悲天悯人的妥协，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奋起一搏，实施定点清除。
说到革命与立宪的分别，小利益通过秤杆实现，大利益通过政治实现。没有这个眼界，改良不了政治。立宪派从事工商业者为数甚夥，但是不革命，就休想把视野做大，其所发财，永远都是小财，而且毫无保障。落败者，血本无归多了去了。都是撞了大墙，头破血流，净身赤条回来，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又大骂清廷的混账，不按牌理出牌。这些朋友，早干啥去了？一脉不活，周身不遂，关键是体制、是公平。定点清除，就是促变体制，就是打通关节。
清廷肆虐的时间太漫长了，体制的促动者总是在与虎谋皮、对牛弹琴，虎和牛都是牲口，他们只会按照他们的常态生活，问题都出在谋皮者和弹琴者身上。然而，错过了治疗民族心灵创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民族精神复兴的最好机会，罪行不受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美丽如同惊弓之鸟，丑陋宛若混世之兽。
对定点清除的反对，就是容忍生命的耗损，就是容忍滥杀无辜的继续，就是容忍国族命运的急剧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