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新东方从最初的发展，到做大的过程中，还有我许多主动因素的话，上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直被推着走的。
当时新东方初创时，肯定想做大，做到了一定程度觉得对我个人生活也够了，平时有点时间去旅游、写写书不是挺好吗？但是在做大的过程中，别人又参与进来了。当你认为自己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周围的合作者又会说不够好，他们希望你继续做。但同时随着人员的增加，利益纠纷增加了，结果你就发现自己主动做的感觉，开始慢慢消失了。
比如说像新东方上市，开始的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是不想上市的。但当时面临着竞争的问题和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找中国的投资项目，而很多基金已经开始找到教育领域。万一真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比新东方早上市了，那么，从竞争和资金上来说，新东方将会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
如果说新东方从最初的发展，到做大的过程中，还有我许多主动因素的话，上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直被推着走的。外来竞争对手算一个推力，内在的推动更厉害，因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拿了新东方的股权，股权变现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能一下子拿到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那当然是大家很希望的。
当然，新东方最终还是被推上市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化解内部矛盾，否则新东方内部的人、循环在内部圈子里的人大家搅和，搅和到最后都觉得没有出头之日。一旦上市以后就有出路了嘛。所以，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我还是决定上市。
——俞敏洪2008年接受《商业评论》采访
背景分析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成功上市的民营教育企业。股票代码为“EDU”，EDU是教育的英文缩写，这也就意味着，今后再有教育类股票在纽交所上市，不论这家企业是来自美国的，还是来自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资格享用EDU这个最佳代码，因为它已经属于新东方。
新东方此次发行3000万股，募集资金规模在1.125亿美元左右，开盘后一度较发行价上涨46.7%，收于20美元，令持有公司31.18%股权的董事长俞敏洪的个人身价一下子超过18亿元人民币。新东方的上市不仅让俞敏洪成功跻身中国百名富豪之列，而且多了一个“头衔”——“中国最富有的教师”。
可以说，新东方的上市颠覆了人们过去“老师=清贫”的观念，它向世人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老师不应该是清贫的，也可以是亿万富翁。新东方上市之后，俞敏洪、徐小平、杜伟、钱永强等人，都成了亿万富翁，就连在新东方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也成了百万富翁。
然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作为一个成功者，你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这个问题，俞敏洪竟是这样回答的：“最失败的就是让新东方上市，其他都还好。这个失败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也是成功，没有上市也没有这么多关注。”
俞敏洪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新东方是由于各种原因被推着上市的，并不是俞敏洪自己的初衷。“从我个人来说，我至今还认为不是我个人最佳的选择，但它可能是新东方和新东方人的最佳选择。”俞敏洪如是说。
从俞敏洪自身来看，新东方上市不管会给自己带来多少财富，都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俞敏洪觉得钱够用就行了，自己又很节俭，不太花钱，一天花100块钱左右，还都是用在吃上。而且，既然车有了，房有了，孩子的学习费和老婆的生活费也都有了，要再多的钱，反而会出现一种困境。比如，孩子认为家里很有钱，不用努力学习之类，俞敏洪认为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
但是，上市带来的实力见证和巨大财富，对于新东方和新东方人来说，效用是完全不一样。这样，在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之下，俞敏洪和新东方就像是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着一样，只能选择向“上市”的方向走。
关于新东方的“被推”上市，俞敏洪总结了三个方面的“推力”：
第一是新东方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拿了新东方的股权，股权变现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所有人都希望它继续增长，而谁都知道上市以后，公司价值、个人财富将获得成倍增长，而且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那当然是大家很希望的。
第二是上市前的2000年至2003年，新东方一度陷入剧烈的利益纠纷之中，在内部利益格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内循环”若不借助外力改造的话，就会阻碍公司的发展，内部矛盾也会越来越尖锐。尽管上市之后外部的规矩会给新东方带来新的压力，但是要解决困扰新东方多年的内部矛盾，上市是必然的选择。
第三，如果新东方不考虑上市，其他教育机构也会考虑上市。一旦竞争对手上市，新东方经营多年的品牌会受到强烈的冲击，而且还要承受更大的生存压力。相反，如果新东方选择上市，作为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第一家上市的教育机构，新东方会吸引更多的注意，新东方的品牌也将一枝独秀。
因此，在俞敏洪一个人不情愿的“半推半就”之中，新东方还是“众望所归”地上市了。这让俞敏洪和新东方都拥有了无比闪耀的光环，但是，在这些光环背后也隐藏着俞敏洪许多的“难言之痛”。
拓展透析
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家们最困惑，甚至最难做出决策的问题之一便是：该不该上市？因为同国外的百年老店、家族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其管理者大多生于草莽，或者起于草根，缺乏背景，没有接受过商学院的管理教育，没有获得过稳健的关于法律或者制度的足够背景知识，没有和资本市场、经理人、合伙人打交道的成熟模式可以借鉴。这就是说，他们可能既不明白上市的意义，也缺乏应对公众公司的普遍经验。
因此，中国一些大企业，始终秉承家族企业和中国式管理，至今也看不到他们上市的迹象或者相关愿望的流露。比如宗庆后的娃哈哈集团公司，还有世界最大的通讯设备商华为集团，这些企业的创业者，同时也是最可靠的领导者，即便不依靠上市融资，他们也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而高度集权、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也不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插足。
而一些上市公司，则是企图依靠资本市场的平台，更大范围地进行融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利润率和现金流供应。这样的公司处于另一个极端，他们的目标明确，上市要么是为了解决钱的问题，要么是规模和治理的问题。所以，他们十分欢迎上市，即便碰到异议和阻力，很快也会因为股市的溢价财富，迅速平息化解。这样的公司不胜枚举，主要是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只不过从绩效上看，人们很难说这些上市公司真的从上市中获得了改善。
于是，摆在中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管理者面前的难题就出现了，在天然劣势面前，他们第一不可能目标清晰，因为家族企业或者合伙人的羁绊形式可能让这一过程受阻。第二，即便目标清晰，上市的时间、地点、场合及潜在影响的评估，都是横在管理者面前的大难题。
那么到底怎样的上市过程，才是企业家们合理的选择呢？
首先，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企业家的管理和经营状况、市场地位，经常是三位一体的，上市，不是公司资产的上市，而是管理者、股东、员工整体跟进的上市才可能是最优的。经营好，市场地位自然也强，这样的企业又通常是以灵活性和偏重家族化的企业管理方式为主。拆开任何一个因素，企业的经营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如果上市，就必须同时解决管理、人员、股权的问题，清晰的管理结构，最好对应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
大多数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都维持在一个大股东、较多的合伙的中小股东的偏正结构上。通常这样的企业摩擦最小，上市造成的动荡更迭影响可以最小化。例如民营500强的上市公司，多数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会超过50%，联合创业者的股份却可能超过这个数字。腾讯、巨人网络、联想之类的大企业，均采用这种模式，目的是避免创始人的专权和影响合作关系。
其次，企业家的上市，应该是为了企业的长远价值实现目标。有一些企业家本身就没有为长远考虑，违心上市，既有可能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杠杆化的操作，还有可能让企业在资本市场中沦为空头的做空大餐。一个没有吸引人故事的企业或者股票，是不会得到价值投资者的长期信赖的。
最后，企业家的上市，应该遵循一个合理的清晰框架，在这一点上一些著名企业的成功上市经验，值得所有中国企业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