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的来源广泛，而传统国学就是其最重要的起源思想之一。传统国学思想的精华对软实力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渗透，对更快、更好地提高管理者的软实力有着积极的意义。挖掘传统国学思想对于弘扬中华管理文化，对于促进当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今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仁爱”思想是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素质，“仁爱”思想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有效途径。
孔孟儒学中的“仁、义、礼”，与现代管理密不可分，也是领导者应具备的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之一。凡事“以义为先”，彼此“所重在礼”，“义”“礼”讲不到的时候，不得不“翻脸无情”，这时候把“法”搬出来，大家便不会觉得刻薄寡恩、残酷无情。所以现代化的管理，仍是以“仁、义、礼”为最高原则的。
当代企业管理深入到了文化层面，进入了所谓“企业文化”的阶段，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之一。当代企业管理的理论，不论是那一个学派，都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以人为本”成了当代企业管理发展的主流。儒家人本主义的管理理论，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建立起了科学的管理模式，在当代管理中正在发挥着它的巨大的作用。于是，孔孟儒学也就成为和管理者软实力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之一。
仁——安人之道
陈德述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阐释儒学中的“仁”与现代管理的关系。企业管理从某个角度上说，是协调各种矛盾的工作，最基本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而人际关系的协调最重要的是启发人的道德自觉，而达到道德自律。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又能严于律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很多，有了冲突和矛盾也容易得到解决。在儒家的若干道德规范中，“仁爱”是用来提高道德自律的思想基础。
“仁”是孔子关于人本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仁”的内涵很丰富，但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
“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互助互爱的，只有这样的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与发展。
“爱人”首先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善事奉父母者”；“敬爱兄长之谓悌”。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也是人性塑造、建立人性管理模式的开始。《吕氏春秋·孝行》篇也强调，培养仁德要以孝为本：“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儒家还认为：仁爱之心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由此推而广之去爱别人，甚至去爱物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怜爱）吾幼（儿童），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控制（管理）社会的目标就很容易实现了。儒家强调把仁爱之心施之于民众，要使民“富之”，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行“惠民”政策，要使老百姓不饥不寒，衣食饱暖，社会就会安宁和谐，社会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向心力，管理的有序化就容易实现了。
“仁爱”思想是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素质。日本十分重视用儒家的“仁爱”思想来培养管理干部。日本的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中国的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所谓“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学习《大学》、《论语》、《孟子》、《孝经》这四部儒家的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管理模式。他们认为……要培养“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须从《孝经》开始。每天早晨，全体学员集合，各自面向自己的家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经》：“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然后，每一个学员，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诵“五观之偈”，进行自身反省。其五偈为：一偈，“此膳耗费多少劳力”……二偈，“自己是否有享用此膳之功德”；三偈，“以清静寡欲为宗”；四偈，“作为健全身心之良药享用此膳”；五偈，“为走人之正道享用此膳”。
松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人性，培养人的至善的仁德的。父母兄长是一个人首先接触的最亲近的人，父母对自己是最有恩德的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说明他已经没有仁德了，人性已经发生了异化，怎么能可以去爱别人呢？所以，松下电器公司始终抓住“孝者，德之本也”这一基本思想，来培养人的仁德，使之实现自己企业的有效管理，实现自己的企业理想。
“仁爱”思想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有效途径。社会主义企业应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理想。一个企业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企业理想，才能兴旺发达。事实证明，凡是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为宗旨的企业，他们必定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在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上下功夫。为了实现这两个功夫，必须要倾注对人民的爱，必须要有内部严格的、有序的、有效的、和谐的管理。这样的企业必定会兴旺发达。
“仁爱”思想是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现代企业是什么？在美国人看来是“一堆资本”；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群人”，是“一个人的群体”。因此，日本人主张企业管理要“以人为本”，企业的发展靠人的作用，靠人所发挥出来的协作精神。企业的领导、企业家们要以仁爱之心去对待自己的下属或员工，同样员工也应该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企业的领导与管理人员。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产生出内在的凝聚力。
“仁爱”思想也是一个企业成为一流企业的重要条件。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先生2005年11月在《经济人》周刊上发表的题为《21世纪韩国的企业和道德性》的文章中指出：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因此说，树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尖端技术和改善企业体制更重要的事情。如果说财富和权力是幸福的表面，那么道德性则是幸福的本质。文化生活的基础是道德，它决定生活的质量……道德不单是人类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道德还体现着真正生活的基础。现在，我们正体验着没有道德基础的物质丰富的严重的虚假现象。过分的个人主义，使上下之间、左右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那么，如何树立企业的道德性呢？他认为，应该宏扬传统文化。只有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道德性，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企业。洪一道先生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启发性，值得深思。换言之，我们的企业要想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企业，必须要宏扬我们民族文化中的道德性，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仁爱”思想。
总之，一个企业如果实现了管理干部之间、职工之间、干部与职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仁爱之德，这个企业对内就一定有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协作力、向心力……管理者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软实力，对外就一定有很强的竞争力，也必然带来好的经济效益……
义——安身之道
“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义”的基本内涵是“善或美”。《说文》说：“義”……从我从羊这是从字形上给它下的定义。段玉裁注：“从我从羊者，与善美同意。”晋代王弼注《老子》中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时说：“仁义，人之善也。”由此可见，“义”和“仁”是不能分割的，是“仁”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仁德的一种表现。由于人具有仁德和善行，这个人就具有内在的美。“义”的其他一些含义均是从善这个内涵中引伸出来的。
“义”的对立面就是“利”。是不是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呢？儒家认为，合于“义”的“利”就是“善”，人追求合于“义”的“利”也是美的。由此出发，儒家并不反对“利”……但是，历史上在对儒家的义利问题上，多有偏见和误解。儒家认为，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着重考虑“义”，不要“见利忘利”，要以“义”为重。不加分析就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是有片面性的。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是从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而不包含“重义轻利”，或“只讲义不讲利”的意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于从整体和全局看问题，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德行差或卑鄙的小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私利，甚至损人利己。
在这里的“义”中已经包含着合于“仁”的原则的“利”，而“利”却是违背“仁”的原则的“利”。这是“君子”和“小人”在如何对待物质利益上的分水岭。
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并不反“利”，只反对在获得物质利益时所采取的不道德的手段。还有关于孟子“何必曰利”的言论，也受到人们的误解。这句话是特定的环境中，主要是在反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企图侵占别国的土地，虏略别国的人民，抢夺别国的财富的局面而说的，旨在说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实行“仁义”的外交路线。因此，这句话不是一般地讲“义利”的关系，也就不能用来作为孟子反对“利”的证据。事实上，孟子并不反对“利”，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以求其富的私利，反对不合于“仁义之道”的“利”。不仅如此，孟子还主张要实行“仁政”，提倡“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减轻人民的负担，合理地使用民力，使百姓不饥不寒，衣食饱暖。“仁政”和富民政策是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因此，不能抱有偏见，硬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事实上，儒家的义利观是用来调节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想武器，因而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企业管理中，“义”应该是管理者遵循的一条道德规范，是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也是提高职工素质的重要条件。“义”也是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不可缺少的道德指导原则。一个企业，如果真正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思想，并且真诚地付诸实践，就算是合于“义”的了。一个企业的理念、经营宗旨必须以“义”为根本作为管理的指导原则。日本的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更好的产品，以利大家的需求……要以适当的价格供应社会。”松下还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企业团体对社会负有责任……所以只顾自己赚钱的公司，或对社会责任漠不关心的公司，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而且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家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和社会共存共荣的诚意。说到底，公司毕竟是社会的公司。”松下的这些观点和认识，就合乎“义”的道德原则……
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理念，有对社会高度责任感的道德自律来指导自己的企业，企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
企业是从事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的部门，是不能不讲利的。松下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利润，或利润很少，就说明这个企业对社会没有贡献，或很少有贡献。“确保适当的利润，是企业对社会的重大责任，这是企业家应当有的观念。”还说：“合理利润的获得，不仅是商人经营的目的，也是社会繁荣的基石。”松下的观点十分明确，企业必须要获得利润，因为它是对社会的贡献，是国民福祉的保证，也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同时，松下强调所谓利润是“合理的利润”，在这个“合理的利润”中，已经包含了“义”。“合理的利润，是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协调”。松下还主张：在自己获得利润时，还要为对方的利润打算。例如在采购对方的产品时，“已确定对方应有的合理利润之后，我们也该以让对方有利可图，购买其产品。假如有过分的情况，那应该再检讨，多下一点功夫去了解对方应有的合理价格，然后才能准备订货事宜”。松下的这些观点和做法，完全是合乎义利统一之道的……他这样做的结果，使他的松下电器公司获得了很大发展。
我们的企业也是要谋利的，也是要赚钱的。否则，国家不能强盛，人民生活不能提高。
企业的利润是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利润越高，它对国家的贡献就越大。但是，企业利润的获得，必须是合乎国家的法律和正当的手段，否则就是不义。这里存在着一个“义”与“利”的问题。如有的企业违背国家的政策法规，昧着良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国家，坑害群众。通过这样手段获得的利润是非法的利润，是不仁不义的行为。既要追求利润，又要有正当的手段，合于道德，做到义与利的统一，即要“见利思义”，不论企业，还是个人，都不要“见利忘义”。因此，义与利相统一的原则也应该是我国企业活动的基本原则。如果每一个从事生产的厂家，都不忘“义”，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就不会有假、冒、伪、劣产品了，我国的现代工商文明的水平就会有新的提高。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利益调节，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企业要讲“利”，作为个人也是要讲“利”的，只不过不要“见利忘义”，要讲“义利”的统一，讲正当性与合宜性。因此，在企业内部，要坚持用“义利”统一的观点教育职工，从领导、管理人员到第一线的生产工人，都要明白企业是要谋利的，但不仅仅是为了本企业的利益，更不只是为了职工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服务社会，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之后，职工就应该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生产出质量上乘的，品种多样的，数量丰富的产品，从而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
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一方面要教育员工“明义”，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了员工的“利”，要不断的改善员工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员工的物质生活水平。员工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之后所获得的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是合于“义”的，这就叫做“义而后取”。相反，如果割裂了“义”和“利”的统一，只讲“物质刺激”，不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一切为了利，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不但会破坏企业内部的平衡，也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平衡。因此，在讲“利”的同时也必须要用“义”来统帅“利”，这样员工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聪明才智也就会发挥出来，企业就一定会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深明竭诚为社会和消费者服务这个“义”，要做到“以义取利”，就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礼——以人为本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孔子生活于春秋大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这反映了当时人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因此，孔子的道德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鲁国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扫“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雍》诗。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也就是说，在现代管理中，作为员工一定要“守礼”。无论员工多么希望自由自在，也必须要严格遵守上下级之间的“礼”。中国人不喜欢“无法无天”孔子所重视的“礼”，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遵守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在企业中的表现就是管理的制度化。当然，管理者也要遵守“礼”即制度也要经常调整，以求“合理”。使员工能够感受到公平公正，这样才能使管理合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