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之后不久，官吏贪赃枉（wǎnɡ）法的事到处发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想出了一个惩治贪官污吏的办法。他让各府、州、县和卫所在衙门的左边，修一座小庙，里面供土地神；在官衙大堂公座的左边，悬挂着一个人皮楦（音xuàn）满草的袋子，叫“皮草囊”，据说全国都是如此。土地庙到处都有，为什么这座小庙必须修在官府衙门的左面呢？原来这庙是扒贪官皮的场所，因此人们叫它“皮场庙”。
用这种手段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看起来的确有点残酷，但是也说明了明太祖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心情。明太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他从元朝的灭亡中总结出一条经验，他说：“元朝因为宽容放纵贪官污吏，把江山丢掉了，如今我得天下，若不用严刑峻法便不足以矫正积弊！”因而他建国以后，多次严申惩治贪官之令，法禁十分森严。规定官吏贪赃八十贯钱（每贯一千文钱，约折银一两）的便绞死示众，然后剥皮楦（xuàn）草，做成人形袋子，挂在当地衙门的大堂上，以儆效尤。明太祖还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乡亭老人（里甲编制中负责水利兴修、风俗教化以及民事纠纷的人）有参议政事的权利。
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太祖派人对所有官吏进行考查，杀了一大批贪婪的官僚，尤其杀了那些污吏。因为这些人徇私舞弊，勒索乡民。可是杀了这些官吏，谁替国家征收赋役呢？明太祖想了个新办法。他叫主管赋税的户部查测百姓的土地，以赋税一万石为一个单位，选其中地多的当粮长，由粮长负责征收所管范围的赋税，上纳国库。但是没过多久，明太祖察觉到这些粮长并非良善。他们为了躲避赋役，把自己的田产假托在亲戚、邻居、佃户和仆人的名下，和官吏勾结，乡里欺骗州县，州县欺骗府，使国家税收受损失。他们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甚至吊打百姓替他们缴纳税粮。在编册的时候，又从中捣鬼，多派加征，以至谎报灾情，贪污中饱。明太祖发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一次就杀死了不法粮长一百六十名。
一次，明太祖听说福建参政（协助主持地方政务的布政使）魏鉴、瞿庄用鞭子打死了一个官吏，非常高兴，亲自写了一封玺书嘉奖他们。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三月，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郭桓案”。郭桓在洪武十七年五月当户部尚书，第二年一月降为户部侍郎。在头一年收缴浙西（今浙江省北部）秋粮的时候，他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人相互勾结，通同作弊，大搞贪污活动。本来，浙西税粮应上缴国家粮仓四百五十万石，他们只缴了六十万石，另缴八十万锭银子给国库，以当时银价和粮价折算，这八十万锭银子可以顶二百万石粮食，其余的一百九十万石粮食都被他们贪污了。他们还合伙私分浙西各府钱钞五十万贯。郭桓（huán）又和官吏张钦合伙吞没应天等五府所属州县十万亩官田的夏税秋粮。
郭桓利用自己是征收赋税最高主管官员的有利条件，上述几桩大的贪污罪行都没有暴露。他胆子越来越大，竟然把军用粮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当时全国除京师应天外，总共有十三个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的省），他利用职权，和十二个布政使司的官吏相勾结，盗卖存在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贮存金银钱钞的府军官员范朝宗、张裕合伙偷盗金银，假借名义窃取钱钞六百万张。如果把郭桓贪污盗窃的金银钱钞折成粮食，加上他合伙贪污的粮食七百万石，总共达两千四百余万石精粮，这个数字和当时全国的秋粮实征总数几乎相等。
这个案子使明太祖大为震惊。他不是不知道官吏有贪污行为，郭桓案发生之前，他就反复琢磨，官吏刚提拔的时候，还忠诚廉洁，可是在任时间一久，便都奸诈贪污，很少善始善终，多是贪赃枉法被杀，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想，六部和府州县官多是儒生，不懂这一套，多是奸吏捣鬼，拉官员下水，所以他让当时的刑部（主管法律、刑罚的机构）尚书开济把记载铺粮数目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作壹贰叁肆伍陆染捌玖拾陌阡，防止奸吏涂改账目，从中贪污。后人又把“陌阡”写作“佰仟”，这就是至今还在沿用的大写数字的由来。这次郭桓贪污案数目这么大，审案中又发现这个案子和户部侍郎胡益、王道亨，礼部尚书赵瑁，兵部侍郎王忠，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以及整个六部上下大小官员几乎都有关系，这就无法用奸吏捣鬼来解释了。明太祖发现朝廷大小官员都是些贪婪之徒，便狠了狠心，下令把赵瑁、王惠迪、主犯郭桓以及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都杀了，江南不少富户也牵连被杀，总共杀了几万人。
杀了这么多人，引起了地方和官僚的不满。可是他们不敢说盗卖官粮合法，也不敢说杀那些贪官污吏不对，就把矛头对准具体处理这个案子的御史和法官，一时议论纷纷，咄（duō）咄逼人。
明太祖心里明白这是对着他来的，觉得这个矛盾再发展下去，对自己非常不利。他就在公布郭桓等人的罪行的同时，把审判此案的法官吴庸等人也杀了，还下了一道诏书，名为“大赦天下”，对此案不再追究。他又对地主官僚进行安抚，从而结束了这个案子的蔓延。
为了进一步防止贪污案件的发生，明太祖还亲自编写了《大诰》，其中有不少法律是针对贪官污吏的。经过一番整治，贪赃枉法的事情少多了，同时吏治和社会风气也有了一些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