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之有解，自汉儒始，故《戴礼》著经解之篇于时分门讲授曰：《易》有某家，《诗》、《书》、三《礼》有某家，《春秋》有某家者，某宗师大儒也。传其说者，谓之受某氏学，则终身守其说，不敢变。党同抵异，更废迭兴，虽其持论互有得失，要其渊源皆自圣门。诸弟子流分派别，各尊所闻，无敢私并一说者，盖其慎也。
东汉之初，颇杂谶纬，然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经学，宣阐大义，诸儒林立，仍各专一家。今谱系之列于《儒林传》者，可考而知也。
自唐太宗命诸儒删取诸说为《正义》，由是专家之学渐废，而其书亦鲜有存矣。至宋二程、朱子出，始刊落群言，覃心阐发，皆圣人之微言奥旨。当时如眉山、临川、象山、龙川、东莱、永嘉、夹漈诸公，其说虽微有不同，然无有各名一家如汉氏者。
逮宋末元初，学者尤知尊朱子，理义愈明，讲贯愈熟，其终身研求于是者，各随所得，以立言要其归趋，无非发明先儒之精蕴，以羽卫圣经，斯固后世学者之所宜取衷也。惜乎其书流传日久，十不存一二。
余向嘱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间有所得，雕版既漫涣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间以启于座主徐先生，先生乃尽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择取而校订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抄得一百四十种，自《子夏易传》外，唐人之书仅二三种，其余皆宋元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间存一二。请捐资，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遂略叙作者大意于各卷之首而复述其雕刻之意如此。
这篇序文的大意是说：解释经典的工作从汉代就开始了，《易经》、《诗经》、《春秋》、三《礼》等各有专家研究，弟子们严守师传，小心谨慎，不敢有所改变或者兼并诸说。到了东汉，虽然谶纬流行，但正统儒学仍然被认真地传承了下来。直到唐太宗下令统一经义，为群经编撰《正义》，汉代的专家之学便渐渐废止了，书也没有保存下来多少。到了宋代，二程和朱熹领袖儒学，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当时虽然还有苏轼、王安石、陆九渊等人形成了另外的学派，但学派之间的差异并不很大，再不复见汉代的风气。
及至宋末元初，学者们尤其推崇朱熹的理学，经义研究日渐精深，出现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可惜他们的著作流传下来的还不足十分之一二。我曾经嘱托友人秦松龄（号对岩）、朱彝尊（号竹垞）搜购各地的藏书，不时有所发现，但其中好的版本又不足十分之一二。一次我和老师徐先生谈到了这件事，徐先生便把他所有的藏书都拿给我看，说这是他老人家三十年辛苦搜罗所得，而且做过严格的校订。我又是高兴又是惊愕，于是恳求先生，从中抄录了一百四十多种，自《子夏易传》而外，唐人之书仅有二三种，其余的都是宋元学者的著作，明代著作也略有一些。接下来便是筹备资金，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开始把这些书籍雕版出版。徐先生喜形于色，说这正是他的愿望。
成德的这一篇总序，就是一篇极精简的中国经学史概要，写得很见功力，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一些问题：序言题署的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夏五月，但其中提到成德嘱托友人秦松龄和朱彝尊搜购各地的藏书，可是，本书前文刚刚讲到过朱彝尊，他和成德至今应当只有互相闻名却不曾谋面，这又从何解释呢？
丛书冠名“通志堂”，用的是成德的名义，足以使成德步入知名学者之林了。但这件事毕竟有些可疑的地方，以至于在当事人相继故去之后，乾隆皇帝大显了一番考据功夫，他在一次上谕中详细说道：“朕看到成德为《通志堂经解》所作的总序，落款在康熙十二年，但推算时间，成德那时候不过是个孩子，如何能够就有如此磅礴的经学修为呢？朕早就听说过一则传闻，说这部书是徐乾学代成德刊刻的，于是朕就安排军机大臣详查成德的出身本末，这才知道成德是在康熙十一年中的举人，十二年中的进士，年仅十六岁，而徐乾学恰是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的副考官，成德就是由他取中的。朕知道，明珠在康熙年间擅权多年，气焰熏天，很会招揽名流，和徐乾学这样的人互相交结，植党营私，所以他的儿子成德还没到二十岁就取得了功名。为了显示成德的功名完全来自本身的实力，就刊刻了洋洋大观的《通志堂经解》，告诉世人他有多高的学问。但是，古人都说皓首穷经，就算是一代通儒，如果不是义理精熟、毕生讲授贯通的内容，尚且不能随心阐扬以明先贤之精蕴，以成德那小小的年纪，却能广收博采，集经学之大成，天下哪有这般道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乾隆皇帝是很欣赏《通志堂经解》的，但越是欣赏，就越是觉得这样一部书只能出自饱学鸿儒之手，不可能是由一个少年人编订出来的。后来《通志堂经解》刊行补刻本，乾隆帝亲自撰写了序言，批评徐乾学攀附权贵，成德欺世盗名，说两人的品行都不足取，只是考虑到不该以人废言，这才把这部书补刊齐全，订正讹谬，再次出版刊行。
被乾隆帝批评为品行不端、欺世盗名，这对当事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尽管乾隆帝也犯了一个错误，军机大臣并没有尽职尽责，成德在康熙十二年并没有考中进士，而是因病未曾参加殿试，这一年成德也不是十六岁，而是十九岁，距离举行冠礼的成年（二十岁）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乾隆帝有这样的上谕，当时有这样的传闻，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明珠是一代铁腕权臣，权臣必然弄权，要在朝廷立足也必然需要结党；徐乾学是一代儒臣，学术宗师，但早年即被舅父顾炎武不喜，觉得他的功名利禄之心太重，不是一个淳良的苗子。但是，成德呢？
[4]徐乾学勒索案
这年秋天，徐乾学被降职了，放还家乡，和他同样遭遇的还有一位蔡启僔，两人都是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的主考官，自然也都和成德有着座主与门生的这层师生关系。
科举考试，即便在最公平的时代，也不完全凭借才学，因为政策上有个要求，要在各个地区取得平衡。也就是说，即便最差的江南考生也考得要比最好的塞北考生更好，但根据名额的分配比例，塞北考生一定要中举几个才行。蔡启僔和徐乾学就触犯了这个规矩，被人弹劾，一起回乡去了。
为二位老师送别，成德感觉到一种不可遏止的情绪，接连发之于诗词，《秋日送徐健庵座主归江南》组诗和《即日又赋》都是写给徐乾学的，写给蔡启僔的是一首词，很快便比他的诗流传得更广。成德后来回忆起这段事情，觉得就是从那时候起，自己认可了词比诗更适合自己的气质。他也许成不了一个好的诗人，却是一个天生的词人。
那首写给蔡启僔的词是这样的：
问人生、头白京国，算来何事消得。不如罨画清溪上，蓑笠扁舟一只。人不识，且笑煮、鲈鱼趁着莼丝碧。无端酸鼻，向歧路销魂，征轮驿骑，断雁西风急。
英雄辈，事业东西南北。临风因泣。酬知有愿频挥手，零雨凄其此日。休太息，须信道、诸公兖兖皆虚掷。年来踪迹。有多少雄心，几翻恶梦，泪点霜华织。
——《摸鱼儿·送座主德清蔡先生》
送别之词，毫无小儿女临歧之态，倒有几分像是辛弃疾的长调。当初名噪一时的秋水轩唱和早已把稼轩风吹遍大江南北，自然也没有漏掉近在咫尺的京华，而十九岁的成德也正是广纳博收的年纪。
蔡启僔回到了老家浙江德清，在成德的生涯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场人物，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叙述里了；徐乾学也回到了老家昆山，一个获罪被贬的官在家乡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但获罪被贬从来不能瓦解一位官场精英的能量，徐乾学这一番回到昆山，不但掀起了一番风雨，甚至还逼死了一位身负朝廷品级的同僚。徐乾学的品行向来便饱受讥议，这件事便是种种讥议的一大由来。
在紧邻昆山的地方，正八品官太仓州学正张希哲迎来了仕途之人最期盼的一天：升迁。他被升为了山西平阳府稷山县的知县，从八品变为七品了。但是，本该欣喜若狂的张希哲却忧虑起来，因为他正卧病在床，没法如期赴任，要想延期，就需要向本省督抚直至朝廷吏部打报告等待认可，中间要有一大套复杂的官场规程，如果延了期，就会受到极严厉的处分。
张希哲惴惴不安，苦熬多年才等来一个升迁的机会，稍有差池就会前功尽弃，再想翻身就不晓得何年何月了。怎么能迅速地把那些官场规程打通，这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为什么升迁或调任在期限上会这么敏感，是为了防止一些人挑肥拣瘦，打通关节上瞒下骗不去贫瘠地区赴任，而张希哲这种情况，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触到这个霉头。
另一方面，康熙帝为了筹备平“三藩”之乱的军费，开了捐官的口子，政府官职向社会公开销售，很快就造成了官多职少的局面，补缺越来越难。张希哲也在担心这个问题，生怕自己稍一耽搁，这个七品知县的缺就会被旁人补去。就在这个时候，“贵人”来了。
徐乾学伸出了援手，说自己能帮张希哲摆平一切。这事乍看上去颇有几分蹊跷：张希哲好歹是个七品知县，一县之长，而这时候的徐乾学无官无职，如何能摆平一件连知县大人都无法摆平的事情呢？
在官场混，可以靠能力，可以靠资历，可以靠溜须拍马的功夫，可以靠欺上瞒下的本事，但还有一个东西是重要到每位大人都离不开的，那就是人脉。只要人脉过硬，就算是犯了罪、丢了官，一样可以东山再起，也一样可以呼风唤雨。柳永曾经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那只是诗人的自我安慰而已，真正的“白衣卿相”应该是这些人才对。
此时的徐乾学就是这样的一位白衣卿相，他告诉张希哲，自己的两个弟弟还都在朝廷做官，位高权重，自己这些年在官场打拼，也积累下来了极广的人脉，要办好这件事实在轻而易举，花一点钱就可以办到。
张希哲此时已经向顶头上司打了报告，但这报告还要递交京城，在吏部的繁文缛节中苦熬手续，迟迟没批下来。没批下来，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手续繁琐，耽误了时间，还是因为被吏部的官员们看出了什么不妥，要抓自己的什么痛脚？张希哲越想越是忧心，病急乱投医，也就只好依靠徐乾学了。
打点关节自然需要用钱，大量的钱，张希哲原本只是一名八品学正，在教育还不曾产业化的当时属于清水衙门里的小官，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徐乾学正好把高利贷的业务一并做了下来。
私人之间的借贷本来也是人之常情，法律禁止的只是高利贷而已。利息多高才算高利贷呢？法律上有个标准：超过三分利的就是高利贷。
所谓三分利，就是每借银一两，每月要计利息三分，累积到三十三个月的时候，利钱便和本钱相当了，这是法律规定的极限，三十三个月以后无论多久，都不许再累计利息了，只按一本一利来算。而徐乾学借给张希哲的钱，是“加五取利”，比三分利高出将近一半，不仅如此，还有其他种种说辞，把张希哲的债务窟窿越捅越大。
等张希哲好容易就任了稷山县知县，徐乾学派出家奴，到稷山县衙堵门讨债，又勾结山西当地的官员向张希哲施压。可怜张希哲，一任七品县太爷，竟被逼得祖业卖尽，孑身南归，抱恨而终。后来张希哲的儿子张恂如愤恨难消，拿起了法律武器状告徐乾学，诉状中称呼徐乾学为“光棍权宦”，希望以“光棍设骗”的罪名惩治之。这些名号安在传是楼主人的头上，真是太大的反差。再想想徐乾学为藏书每每甘斥重金，而这些重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