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对子女在成长时期的变化，为人父母者常会感到惊讶。但最感到惊讶的，还是那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他们没有天天看到这些年轻人，只是偶尔造访一下，而在岁月递嬗的期间，这些年轻人似乎已转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一群仍在可塑阶段的人做长期研究，就好像是一个定期来探访的远亲一般。经常，我们不但感到讶异，而且还很震惊。一些过去看起来很害羞、内向的少年，竟会蜕变成很有自信心、做事独断的人。一些曾告诉我们他自己整天都在做幻想的青春期男女，已不再浮躁，而且能以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他们自己，以及往后工作的问题。
因此，我们所以这么说，人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年轻人已处于一种性格和自我塑造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由于自身知识和阅历的缺限他们也很可能把自己塑造成一种反潮流的形象，特别是当他们工作不顺，学习不如意的时候，这种倾向将会越来越激烈，并最终形成他们一种强烈的叛逆心理，进而导致他们在工作中的一种制度和反领导的行为，这些都将致使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更大的不顺和挫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反潮流意识并不总是先进思想新潮的一种体现。需要我们对其做非常深刻的分析和理解。
从主流到支流
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自认实力、条件不错，因此，只要被分发到稍微差些的部门，就会自怨自艾，认为自己这辈子是前途无“亮”了。
俗话说：“适才适所。”工作得符合自己的能力与兴趣，才能算是适才适所。反之，则是不适合的人放在错误的空缺上。一个公司，为了提高生产、销售量以及利润，所以才招聘员工。对于一些有能力或是高度贡献的人，必须提从良好环境让他们全力发挥，同时，公司也得付出等值的报酬。就像一般所说的“企业就是人力”，每个企业都得招徕优秀人才，让他们的才智能够发挥到极致，方能在商场的竞争上克敌致胜。
所以说，优秀的人才寻觅符合能力的工作，并且要求公司给予合理的待遇，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千万别因为你被分发到条件不能令你称心满意的部门，心底就蒙上一层被害意识，自认为是被放逐、贬谪。
其实对每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毕业生来说的一生中，断无每天都是阳光普照的平坦日子。横在前方的有山谷，也有平地，充满了危机与转机。若要一生都平安顺利，除了躲在温室中让人照顾外，也无他法，但长久在温室中成长的花朵，多半只是中看不中用，甚至还不如路边的小草坚韧、富生命力。
人的一生的生命中总不免有风吹雨打的时刻。偶尔甚至还得忍受冰雪的侵袭。惟有经历地这些，才能造就你成为强壮的勇士。
很多人究竟是何原因，致使他们遭到降职呢？第一个可联想到的是，虽然具备实力，却派不上用场。自问并非属于唯唯诺诺型，公司召开业务会议时，多半也都能侃侃而谈，甚至毫不隐讳指陈对上司的不满。大概就因为这样子，才惹得上司将自己调得远远的吧！
在这种情形下，到底孰是孰非，实在需要冷静想一下。身为上司的，凡事一般会以公司的利害为优先考虑，断无仅凭一己之好恶，任意将人才冰冻外放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下是否问题多半是还是不还是出在自己本身身上！一个公司，全靠上下组织的动作来推动，任凭你是如何优秀的人才，只要在组织中无法发挥功能，或是行事不遵循上级指示的方针，不管能力再怎么强，终会失却立足之地。
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即使自己的想法有多正确，也未必保证可以获得大家的认可。所以说，有时你得学习沉默、忍耐的功夫。
言归正传，万一真的惨遭降职，不如逆来顺受，暂时先蛰居一段时间。只要有实力，不久一定能回复原职，甚至时来运转，调到更能发挥己长的职位呢！所以说，不必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相反的，你该倍加努力于工作表现上，并且利用闲暇自我充电一番。只要是真正的人才，任何一家公司都会迫不及待伸开双手欢迎你加入。稍微降职就递上辞呈、扬言不干的人，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才。
每一个黑夜之后，必有黎明到来。冬天既已来到，春天还会遥远吗？对于我们来说，倒楣、厄运总是乘着马车翩然莅临。只要你忍耐到底，幸运自然会踩着牛步造访你家的。趁着年轻力壮时，多磨练吃苦，等到垂垂老矣，就很难再随劳苦与贫乏了。
如果你还有气力，再怎么恶劣的条件，总是不难熬过来。
等到年老力衰时，想抗拒自然淘汰也力不从心了。漫漫人生，没有永久的黎明，也不是日日万里晴空。因此，当趁着年轻，多接受恶劣环境的煎熬挑战。因此，作为年轻人显然，因为不顺心，因为不断遭遇失败和挫折，而从内心中升腾起一种反潮流的意识，但且身甘堕落地从主流转入支流，既而随波逐流，不知所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错误而愚蠢的想法，你必须慎对你的一切选择。
徘徊于学校与工作之间
薇森是这一节讨论的一个例子，她的例子相当有趣，因为她代表了所有从来不曾真正由学校踏入社会的人，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采取观望的态度。
作为一位十六七岁的高一新生而言，薇森不论在智能或体能上都超人一等，但她却是一位凡事都无所谓的学生；而且，她也经常无法集中精神；不过，她倒是很会作功课（通常都是边所音乐或边看电视），这点倒与很多人不同；在大二那年，她甚至露了一手边写报告边和朋友通电话的功夫。
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闲谈，而且她的日常生活中态度非常随和可亲。
从她随和的态度和喜欢闲谈这两方面来看，实在看不出她在事业上的野心，其实她比自己所了解的更有冲动。在高二时别人问她最喜欢学习什么？她毫不犹豫地说：“文学。”直到高中最后一年的上学期，答案仍然没变；但是，就在高中毕业暑假至大一开学之间，她读了两本书而影响了她的决定，一本是美国作家乔治赫曼的《人类群体》，另一本是丹尼勒拿的《传统社会的死亡》，她决定要选社会学为选修。
但最初两年她觉得课程并不很吸引人，因而感到有些困惑，“可能是教科书选用不当的缘故，”这是她常用的借口，但她却主动埋间苦读一些课外读物，从中得到不少鼓励。她在大二上学期时说：“我随便走进一家书店，就可找出十本比这一本要好的书。”她常在别人面前用两双手指夹起一本课堂上的指定用书，姿态像拿起一条死鱼似的说：“有时候，我觉得学校正在抹煞我们对这门课的兴趣。
她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虽然至目前为止，课程内容使她有点失望，但她所念的课外读物却一直给他带来相当的鼓励。薇森的成绩很好，而且准备申请保研，不过在开始收到申请表格的同时，却又连表格都不想填了。
对这点令别人很感意外，在这以前的三年中，别人看得出薇森一直很努力，想在她所选择的行业中求得一席这地，但这条路却障碍重重。文词华丽但内容贫乏、编排又有差劲的课本使她深感苦恼，并且降低了她的一片热忱，不过，她非但没有逃避或嘲弄这门学问，反而立志要献身于此。
但突然之间，她的想法又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所影响。“申请保研实在是一项错误，”她下定决心后说：“因为当我念完研究生后，根本没有办法在学术界找到一份工作。”显然，她这种想法一直没改变，六月底毕了业，就没有任何继续进修的打算。
然后她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工作了十九个月，发觉自己实在没法投人工作之中，光是这点就足以使她离开了。“我不在乎这份工作，而且这是不是什么好工作。”在开始工作十个月后，她感到很歉疚地说。除了个人的感受外，微森还认为她欺骗了公司。第二份工作则是在一家玩具制造厂，这次，一开始她就有意想让这份工作更令自己满意，因此全心全意投人工作，在完成份内工作之余，也能主动找其他事情来做。“在这儿，永远有做不完的事，”于了一年后她说：“我没把握能赶得上。”她勤奋的程度与其他同事办事的步调形式成了强烈的对比，其中有人说：“她工作起来真像生病了一样，永远在忙。”之后，她又继续了三年多，“我没办法呆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这句话她说了许多次：“我不是那种人。”
然而到了最后，她再也无法假装一切顺利了，倒不是婚姻有了麻烦，她对自己的婚姻似乎挺有自信。她先生是一名执业律师，事务所就与她服务的这家公司在同一大楼内，目前他们有一个两岁半的女儿，“只要我工作不顺而不开心，必定影响到家人，”她说。
最令她感到困扰的，就是愈来愈觉得学非所用，由保险公司跳到玩具工厂，起初倒很令她兴奋，因为她喜欢利用闲暇时间看一些有关游戏的书，而对有关风险的论文却兴趣缺缺，就这一点来说，换工作似乎是换对了。但迟早她的学与用之间会愈变愈没关连，以致无法让她有更多发挥的机会，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她仍然感到无法与职业融合在一起，她很不喜欢这样。
因此，薇森决定再去进修研究生，“知识就是我所缺少的，”她松了一口气说：“我于了这么久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接着就开始申请，“我只希望我还能进得去，我真应该以前就去念了。”最近毕业的硕士，就业情形似乎不如以前好，但薇森却似乎不很担心，她潜意识所追求的是学校本身，而不是学术对她往后工作可能的助益。
四个月后，有一所距离她办公室不到半小时路程的大学给了她入学许可，她兴奋异常。“我得倾我所有，全力以赴，”她说。当然人们没理由怀疑她的话，但是在重回学校的前几个月，她的心情变得很复杂，“我感觉太老了。”当她再次进入大学的时候，她指着一群年轻学生说；不过，她真正的意思是，她觉得无法适得其所。
虽然微森在大学时代对于课程颇有己见，但她也承认，当时初学，可能观点有误。“青少年懂什么呢？”她在十九岁时说。现在她的态度就不同了，强烈的情绪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她以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反省后，对自己的肯定。
“这实在很滑稽，”在第二学期时，她从容镇定的说：“这些教授们根本不懂实际情形。”而她最反对的是什么呢？“他们根本就在混日子，讲的全是无意义、毫无内容的理论，了们过的是避难式的生活，难怪他们的看法那么愚蠢。”但是她绝大多数的批评不是针对他们而是她自己。“我曾幻想仍可返回学校工作，”她在第二年时说，那时她也拿到社会硕土学位，但事实上“不可能回去的，学校就如玩具工厂一样，是个企业，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当一个人对学校或工作有了如此消极的看法之后，就会觉得不如转而去追求尚未绝望的一个。薇森是学校和家庭两边都尝试过了。二十九岁那年，她开始对学校充满了反感，这几乎使人们认定她必会欣然地全心贯注在工作上。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薇森也的确又回到工作岗位了。不过只维持了一段日子，在她三十二岁时，昔日不满的情形又发生了。尽管平日工作充满着活力，她却觉得没有成就感，这点她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她自己。“我感觉自己只能在外围旁观而已，”她说，对于这点，她感觉得很不高兴，“或许也应该做点别的事了。”
因此，薇森决定攻读社会学博士。这一次，她不再奢望此举会带给她一个既安逸、吸引人，又提升智慧的环境，因为上一次她也没能得到。现在，她很仔细地考虑学位是否对工作有用？至少，她希望别人能够相信是这点在刺激她。不管怎么样，她决定半工半读。
两年后，我们问她：“你认为还得多久才能拿到学位？”她答道：“也许再过十年吧！”
或许我们应将薇森的例子当作独立的特例草草结束。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情形，却只有少部分的人选择半工半读的方式，而辞去工作改为全日上课的更是少之又少。不过，这些人的确是想重回学校。有些人只想拿另一个学位，希望能在工作上运用或是得到更多的自尊。也有些人喜欢重回学校，因为他们离开学校太久，以致于对学校生活产生了快乐的幻想。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轻松、有活力、而且充满乐趣的工作环境，有些人可能找到了，而大部份的人（包括薇森在内）却都没能如愿。更不幸的是，这些人都无汉在两者之中（工作及进修）选择其一采取行动——这是关键所在。无论在那一种环境里，他们都无法愉快地待下去。许多人就这样给夹在其中，一晃就是几十年，始终没有真正的归属感，也谈不上事业发展，而只是不自觉地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而烦恼。
移动的工作和目标
在现实的社会中由于有太多能力相当的人争吵着取同样的东西，个人的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很快地就会被淹没在一片喧闹声中。然而——这是重点所在——真正的伤害往往是自找的。很少人会承认自己在工作上有欺骗的行为，相反地，他们往往会怪罪于周围的生活环境。他们会变得完全能接受一些自己以往谴责的行为。举例言之，如果他们想说谎或欺骗，他们现在会有足够的动机鼓舞自己这么做。有一个人就曾以异常坦白的口吻说道：“我非常恨我的老板。我非恨他不可。我总不会偷一个我喜欢的人的东西吧。”他当时正准备把公司里的一台电动削铅笔机偷偷带回家。
大多数有他这种态度的人所偷到的只是一些无形的东西，时间与对工作的热忱。但这种偷窃的行为却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因为它使他们更加疏远一个原可使他们安身立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会把自己想成是纯洁、无辜的受害者，而公司则变成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有些人终其工作生涯都会沉湎在这种幻觉中，而失去了自我成长的机会。
人们可以用一个测验来决定自己在这方面是否会遭遇麻烦，不过，要说明这个测验何以有效，首先我们必须稍加说明。
如果把大多数人早年工作的感觉作一番分析的话，会找出两个极端来：一是“专心投入”，一是“欺骗”。有些人显然热爱并投入他们的工作，而且每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相对地，另外有一些人并不喜爱他们的工作，能敷衍了事就尽管敷衍。对他人而言，每天工作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缓慢。为什么我们不单纯地称呼这些人在“捱时间”，而要用“欺骗”这种损毁性的字眼来形容他们呢？理由很简单，如果他们受过大专教育的话，这正是他们自己的感受。而且教育受得越高，他们也愈容易把自己从事不喜爱工作的行为视作是一种欺骗。
也许有人会提出抗议，认为就算是最认真的人有时也会厌倦自己的工作；相反地，最不热心工作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地认真起来。我们承认这点。一些社会行为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出：有些人的确是比别人对工作更感兴趣，而且能数十年如一日地维持着相同的态度。
现在就可以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就工作这方面而言，人们每天有多少时间会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光是问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吸引人，并不是个问问题的好办法，因为在试图回答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答案。（这种情形也经常会在人们感到快乐时发生；一旦他们说自己感到很快乐以后，他们就发现自己不再快乐了。）
另外一个问这问题的方式和恐惧感有关，而大多数人也比较知道该如何回答它。它就是：你每天花费多少时间等着被“逮个正着”？
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被调查的人群中居然有将近百分之三十七的人承认他们经常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许多人在年近三十的时候，才察觉一件事，即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他们便期望着能逃过别人的侦察。就如其中一个人说的：“我总是在希望，千万不要让那些老师发现我实际上知道得很少。”然而，这种态度不仅是出现在学生时代。在五位说这种话的人当中，有三位在学校过渡到工作的时候，都会在不自觉中把他们逃避老师侦察的态度用到他们的上司身上。他们原先的恐惧感并没有随着离开学校而消失，反而跟随他们到社会上。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只是笼统地感到很焦虑。有趣的是，他们在下意识里却阻止自己清楚这种焦虑的感觉。因为如果他们说：“老板在身边的时候，我必须留神点——我必须确定他不会发现我到底做了多少，或知道多少，”下面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你想掩藏什么？”为了避免他人或自己问这个问题，他们总生活在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状态中，同时又尽量地表现出很尽责的样子。
他们怎么应付自己这种情绪呢？那就是不断地采取快速的行动。那些觉得自己有些事情必须隐瞒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相信，保卫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地行动——动作上或口头上都可以。他们在这上面最常发表的意见是：“你无法打中一个老是在移动的。”
停下脚步，在一个地方驻留长久一点的时间，可能会促使不利的后果产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看穿你这个人，”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这么说，“这时你就完了。你会丧失你的魅力（在这里指的是有能力的形象），没有人会想和你来往。这可能使你失掉工作。”
从所有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年累积下来的恶性循环。这些人生时代并不觉得自己学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很高兴自己能够毕业，或留下自己大部分缺点不为人发现。可是当他们正式进入社会工作时，他们又觉得自己尚未做好适度的准备。为了支持自己身为专业人士的形象，他们不得不伪装自己，然而很快地，他们所戴的假面具就不再足以使人信服（人们正逐渐看穿它），于是新的朦骗手段又应运而生。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使他们的职位与能力、知识之间产生愈来愈大的裂缝，终使他们不得不想法转换工作环境。但这样做将使他们更难以静下心来填补原有的裂缝，为更高一级的职位做准备工作——即使他们已获得了更高的职位。
我们在这儿所要强调的并不是他们名不副实，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不断地调动工作，他们没办法真正安定下来，了解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是什么，并全力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们不但不能专心工作，而且还必须耗费大量的时间去隐藏自己技不如人的秘密。
因此我们可以对下面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就工作而言，每个人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担心自己的底细被揭穿上？就算有些人的回答仅是一天十五分钟那么短的时间，我们仍看得出这对他们事业的发展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然，这类潜在的损害因素必须隔一段相当长的时日以显现出来。那些害怕自己能力不足的人，往往会做下面两件事，致使他们自己及他们事业的成长受到伤害。
第一，他们不想法增长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第二，他们在加强自己能力方面所做的努力微乎其微。就算有些人早具备良好的基础来尝试不可知的事物，但他们仍是这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他们避免在公开场合学习，因为他们认定这样做很可能会把他们的无知暴露出来。
结果是他们必须假装自己已拥有这些技能，甚至可顺理成章的要求升迁。这听来也许很奇怪，但如果我们了解他们的心理，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怪异了：他们私底下希望自己能被提升到“不会再被人质询”的位置。
但他们现在却发现天底下却没有这样便宜的事。
必须克服的名利意识
当步人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在古田的心目中，毫无疑问他已经达成了生命中的一大目标：公开的摆脱营销工作。但这样做，虽然他暂时没有察觉，事实上他又投身于另一个难以逃避的制度里了。这一次，他再也不必像好些傻瓜同学一样地担心成绩，但现在他得为谋生而操心了。他原以为谋生是轻而易举的事，在离开学校前四天他就认为工作一定比在学校要好得多，当然我们对古田的想法一点也不怀疑，我们认为有此人比较会念书，功课很好；有些人虽然在学校成绩不佳，但毕业后却表现出非常强的赚钱能力；这看来既公平又民主——成绩好的将来成为教授，有生意头脑的后来变成百万富翁，行行出状元。
我们认为绝大部分进入工作岗位的人，都会在过度时期遭到困难，因为学校和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必然会遭遇到文化冲击。学校里主要以成绩来评定学生进步的情形，而社会却以所得及升迁来作评定一个人的价值；因此，自然有许多学生在就业后感到难以适应，现实社会中，事实是如此。
但人们没料到的是，许多像古田这样的学生，套用他常说的一句话，由于“无法投入情况”而离开学校，结果他们在工作上往往也无法进入情况。从令他们难过的学校转入社会工作，他们的才干应该能有较多的发挥，然而他们却转变得太快、太猛，因此，非但没能开花结果，反而提早凋谢了。从某一观点来说，这种人应该最有信心应付由成绩转换到金钱的改变，但到头来，他们却是遭遇困难最多的一群。
当工作不顺利，或找不到理想工作时，这些人马上就认为是由于自己没有大学文凭的缘故。有时候的确是如此，但大多数例子中，毛病主要来自个人的目标而不是由于公司或单位所要求的学位所致。古田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份在麦当劳当服务生的工作，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样，但他却有另一番说辞：“在办公室工作拿的是死薪水，但在这儿，可以赚多少就难说了。”因为服务生的工作仅仅是为了图利；前者是一种高尚的努力，后者却是一种较低层次的行为。隐藏在内心的自卑感是古田这种想法的原因：工作尚未满十年的人，会用这种说法来宣称他们和他们的职位并不低微，金钱才是卑贱的，他们并没有降格以求，只是在他们必须直接处理和钞票有关的问题时，受了些许污染而已；即使如此，他们内心仍然保有一份天真纯洁及对于真理操守的执著。
这种顾面子的强辩有两大错误，第一，很巧的，近来大学毕业生都喜欢钱，而且需要钱。不论他们怎么说，对于他们宣称憎恨的钱，胃口其实很大。第二，这种强辩显著地影响他们与工作环境妥协的能力。他们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借口，因此，就在心目中将学校描绘成一个充满诚实及善良的地方，而视企业界为一个充满欺诈与邪恶的地方，只因为他们的表现并非他们原先所期望的那么好。
有许多人感觉受骗了，因为他们认为学校应该是通往名利的一个神圣的发射台，然而现在他们却被迫以许多不同的方法弄脏双手，这都是为了钱。因此为了躲避这种命运，多数人都会努力去抨击一些社会制度，并埋下一些反潮流的意识制度，作为解决的方法。这些人的想法主要是认为：他们在第一战场（学校）已得到了一些必要的东西，可以在第二战场（职业）上派上用场，他们不希望觉得自己是两手空的来到社会的大门前。
过去，一个人的品德以及必备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被视为是珍贵的财富。对于富裕阶层来说，这些当然已经足够，因为他们原就有钱，而且毕业之后早就有好职位等着他们。然而一旦学校不再是富家子弟的专有品，品德和古典文学的修养就变成可怜兮兮的、发挥不了作用的遗产，无法从第一战场带到第二战场去应用；事实上，在当今这个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的工业社会中，这些都已经变成矫饰、过时的东西了。
在今天这种经济高速发展情况下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已无法接受模糊笼统的价值标准，他们就拿金钱来衡量教育的价值。“大学教育会使你一生中多赚十万元。”是一种流行于当代的神话。虽然也有很多例子证明的确如此，但不消说，其实质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说一个人在付清每年几千块钱的学费以及住宿费之后说：“想想看，我得由这投资上赚回多少才值得呢？”但这道算术题却比他所想得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不仅要付出一大笔钱，而且在他学习，做学术的这段时间内，他没有更多中法法去赚取更多的钱。
他们很清楚，要从学位上获得适量的金钱回收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他们要选择留在大学里攻读研究生，就必得找出一个合乎时代的好理由来。经济并不是非常景气的情况这下来说，当然仅为了求知的快乐似乎就是一个太微弱的理由。
因此很多大学生便相信和认为，当他们开始工作时，会在待遇与升迁方面占优势。若将教育费用视为一项投资，虽然可能法完全回收，但未来在升迁时会比较有利。因此，他们最重视的，不是待遇，而是升迁机会。
这种情形曾令许多单位负责人感到困扰，他们显然不了解这种新的需要到底从何而来，最典型的反应是：“他们才来了三个月，嫩得很，却想明天就干上总经理，而且情况愈来愈严重。”事实也是如此，而且他们的理由堂皇。从前的天之骄子神话破灭之后，产生了一个最主要后果，就是学生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外在标准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了。
简言之，当学生毕业开始工作后，发现所受的教育并没能带给他们太大的帮助他们决定自求多福；假若受教育不能帮助他们战胜束缚，困难和挫折的话，他们就得找出方法有计划地来克服问题。当然，这绝非唯一的反应，却是最常见的一种。
这些人想得到一切应该得到的，如果他们说：“这世界欠我一份安适的生活。”（多数人都有同感却极少说出），他们绝不是在开玩笑，而是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特殊待遇一因为他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受教育一但他们也了解到是不可能的，他们日夜努力地想超越其他同事，主要是想获得自认为应得的报酬。
当然我们认为，最好不要过于责难这种口是心非的工作态度，因为他们也是根据一项根深柢固的假设而有这种反应，这假设就是：学校教育将使你领袖群伦。他人的要求也很单纯：“我完成了你所交代的事，我就得享受我所应得到的，若没法给我较好的待遇，总要给我升迁的机会吧！”
不过从一种更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又要对这种想法进行了批驳，因为它确实不利于年轻人的工作进步与以反的晋升，所以年轻人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克服这种从学校时就培养起来的各种意识和思想。而静心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尽心尽力，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
令不安分的下场
史杰在学校的成绩很不稳定。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少做家庭作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静下来反复学习在课堂里学到的东西。“谁有那么多时间啊！”他说道。事实上，他只是太缺乏耐心罢了。
在社交场合，他却不像是没有耐心的人。虽然在余暇花费五分钟时间看课本对他而言，就像要他的命似的，但他却可以无所事事地和朋友相处五个钟头，而丝毫未注意到时间的消逝。
从念中学的第一年到最后一年，史杰并没有改变多少。他考试经常作弊，而且也乐于承认这一点。仅有一回他被抓到过，那是他高三参加英文期中考的时候。虽然因此得了解零分，他却没有感到畏缩。在那学期剩下来的日子里，他上课比较注意听讲，在家里也念了一点书，因此到了学期结束时，他在这门课得了个及格。
但他不但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反而把他的老师当成傻瓜。在他的眼里，规则就是规则，没有通融的余地，如果有人只为了他做的一点事就试图让规则让步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个笨蛋及懦夫。虽然他经常反抗现有的规则，但却又缺少不了这种法规，原因有三：（1）他需要一个可以反抗的对象来证明自己；（2）帮助他整顿内心中的混乱；（3）使沸腾在他内心中的敌意沮丧。因此，每条规则在他的眼中都变得比实际情形还更冷硬，也更难以通融。
这种看法使他能肆无忌惮地大声斥骂各种制度和规则，并似乎因此赢得许多朋友。但到了大学时代，他的做法却不再生效。突然之间，所有那些他一向习于在公开场合嘲笑的制度和规则都突然消失了。现在，没有人规定他该穿什么衣服；他可以随自己的喜好穿着。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大不必洗澡、刷牙及梳头。房间整齐或脏乱也是他自己的事。在这个离家八百里的地方，他甚至可以凭自己的喜乐来决定是否和同学们打招呼。在偌大的校园里，很少有人会去注意到一、两个学生。
至于学业呢？高中时代学校规定的一星期三次自习时间已不复存在。史杰现在已失去打破这种规则的乐趣；只要他把课业弄好，学校任由他自己决定自习的时间与场所。
在这样一个缺乏的环境里，他并不能找到几位大家公认的敌人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怨恨。这使他非常焦虑。史坦利是一个对什么事都不能长期集中注意力的人，更别提念书这码子事了。“我想我会掉队，”他在大一结束前的两个月恐慌地说道。但他却没有掉队；由于在期末考前苦拚了一阵子，史杰终于使自己那学期的平均成绩得到及格。但他并不兴奋，反而更加感到不安。“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否仍能做到这点，”他在两个星期以后说。但到了下学期，他又回到学校，准备再做一番尝试。注册时，他选择企业管理做为选修课。
人们花在与制度作对让的精力与时间，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们是否喜爱工作的主要依据之一。那些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只是单纯地尽他们的本分；那些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反而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他们正在做事或已完成了某些事。此外，他们也可能找寻一个伎俩或策略，以尽速、轻松地完成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抄袭别人的工作，或采用各种形式的欺骗，举例言之，装病、偷看答案、让别人替你写作业或考试等。
在可能的范围内，史杰也尽量地使用这些伎俩，但客观的环境却不容许他再经常运用它们；中学时代孕育在同学们之间的同盟气氛（“我们一起对抗老师，”）在大学时代已大大减弱。“这儿的人都太拘谨了，”史杰在念大二的那年说，当时他向一位朋友索取一些起功课的答案，但却被拒绝。“都是些古板的人，害怕被抓到。”
到了学期中，史杰的功课早已落后了一大截。“我似乎已跟不上其他的人，”他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担忧地说道。由于从一开始他就没法配合教育环境，所以他有与制度作对的强烈欲望。现在这种欲望更是高涨。那些在某方面表现良好的人，并不需要想办法去排挤别人；他们早已做到这点。反倒是那些自觉是输家，或实际上处于劣势的人，比较容易想用不公平的手法与人竞争。
他们所要找的只是一个能击败他人的神奇办法，而非真的想出人头地（虽然他们口头上会宣称，这是他们采用这个方法的目的）。
到了十一月底时，史杰的想法有了急剧的转变。大多数他认识的学生都是玩归玩，用功起来时却很卖劲，并且把上学和获得好成绩很当成一回事看待。但在史杰眼中，这些学生突然间不再是使他处于劣势的竞争者，反而是一群被学校欺骗的傻瓜，愚昧地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光凭啃书本，他们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他说道，脸上显出几个月以来头一次有的快乐表情。“他们被这个学校欺骗了，”他几乎是吼叫着说出这句话来。
这个新看法使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和这些学生做相同的事：读书。他已找到一个能超越他们的办法：离开学校。尽管别人并不赞同他的做法，但史杰却相信自己走的是正确的路径。“何必把自己的人生这样可怜兮兮地浪费掉！”接着，他又满脸笑容地补说一句：“我为这些笨蛋感到遗憾。”于是，他带着胜利的心情正式离开了学校。而事实上，离开学校之后，史杰似乎过得并不更好，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大的成就，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