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以后的人总是愈来愈担心自己无法脱颖而出，他们很强调个人的独特性。而忽视合作的重要性，因而只有极少数的人自觉与众不同。因此，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然而却往往导致同事和上级的好感。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忽略自我宣传的重要或是说自我宣传的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区。
一心工作，不修边幅
一般说在学校里，校方通常只要求学生有限度地服从，这主要是在学业方面，把老师指定的功课做好，否则就不及格；但就业后，良好的行为突然再度受到重视，而且比以前更为重要。当子女逾越规矩时，父母会责骂他们，但基本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依然密切；老师有时也容许学生有几分自由，因为他们认为青年时期适度的恶作剧是正常现象。但是老板就不可能原谅员工在工作上稍有不规矩的行为。事实上，公司有一整套“办公行为准则”，要求员工自动遵守。
似乎工作环境里弥漫着卜种反民主的气氛，事事要求服从。尽管很多人非常不喜欢服从，但在工作上能常都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罚。
大部分人都知道必须服从：但是他们相信，总有一些方法可以逃避服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张克念完研究生后，便在一家小顾问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可以独自从事电子方面的研究，“这地方经常像太平间一样安静，”张克很高兴地说。在大学里他主修的是工程物理，到了研究所，则攻读电机工程硕士学位。
张克常戴金丝框眼镜，并留着油腻细柔的长，而且他瘦长的身子，经常穿着印满各种文字图案、略显肮脏的T恤，并且从不将上衣扎进褪色的牛仔裤里。
在这家小顾问公司干了四年以后，他决定到一家大电脑厂商任职系统工程师，这家厂商正好是原来那家顾问公司的客户。他的工作是协助设计超大型积体电路，以供公司内部使用。
新的办公室和以前的大不相同，面积有三倍大，并且挂有一张集体电路的放大照片。更重要的不同点是员工非常多（你得走出办公室才能见到），人数超过一千人，而以前那家小公司只有十人。
张克也注意到公司的吵杂声“这儿吵多了，但我可以关上房门，”他说。但除了这点之外，他不认为新旧环境有什么不同；事实上，他视这两个地方有如大学，他说：“我之所以喜欢在研究发展部门工作，是因为仍然可以保有自我——公司只关心你的成果。”
在大学及研究所里的确是如此，而张克就喜欢那种气氛。他可说自己已经入迷了，因为这种环境使他能专心一致的工作，就像他大四那年说的：“要是我可以不管我的裤子有多脏，我还可以更专心。”张克本人及学校都以成绩为主，这样固然很好，但却使他作了一个危险的错误结论，以为不仅学校里情形如此，其他任何地方也必然（或至少应该）如此，就他而言，若公司想要他有所表现，就得和大学的方式一样，只看他的工作结果，而不必在乎他的穿着。这其实是一种无言的抗议：他会尽力作出既好又富创意的成果，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公司别管他的邋遢那外表。
事实上，公司并没有对他的穿着方面说出更多的异议，至少没有对他提过。这时候，张克正是一位三十岁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的敬业精神是不容置疑的。平日里，他每星期会多花十至二十小时的时间在工作上，极少有例外。而且还替公司作了不少额外的工作，这些甚至连公司也不知道。
不过，我们来看看几年来张克到底表现有多好。对他来说，待遇及升迁固然重要，工作的独立性也同样重要；若独立性必须以较低的收入和牺牲管理职位交换的话，他是愿意的。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就是他并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不要忘记，当初他所以选择研究发展工作，就是因为他认为唯有“成果”最重要。
关于这点，他多少是对的。不过，随着时间流逝，显然他的表现就不如部门里其他同事了，在这家公司工作的第六年，有位同事建议他替自己买一套西装，“为什么？”张克粗鲁地打断对方的话：“难道我会被埋没吗？”就在那个月中，他又听到了同样的话，但方式有些不同，他偶然偷听到一位组长说：“不我不想派张克到客户那儿，他看起来像个小流氓，我们不想造成那种印象。”
从那时开始，张克才明白他的选择代价有多高。不过，他仍然不想改变他的方式，著名科学家不修边幅的传统——爱因斯坦最具代表性——已深植在他心中。不到一年后，张克说：“没有人敢命令我该怎么做事，我指的是怎么穿衣服。”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听到他说溜了嘴，不过从他把做事和穿衣混为一谈就可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过，这到底不是一本讨论人的服饰的书，而且，虽然张克经常为他那条破牛仔裤小题大作，那并非问题所在，问题是张克视穿着为一种独立的表征，衣着决定了他的态度。多数情况下他显得很合作，也很随和，但在这方面却显得决心十足，他认为即使稍作让步，对他个人的独立性也是一大威协。“一旦我让他们逼我做这，逼我做那的，那就永远没完没了，”他这样说过好几次。衣着就是他倾全力保护的势力范围，甚至赔上工作也在所不惜。
张克没有丢掉工作，他仍然待在公司里，不过，在工业界服务的优秀科学家无法升上管理阶层，就好比资深棒球选手无法升作教练，在这两种行业里，年轻的后起之秀很快的就会取而代之。然而，更令张克痛苦的就是他得眼睁睁地目睹不少资历较浅的同事都超越了他，爬上了张克自认为最有资格胜任的管理阶层。
许多张克的同事认为，他的待遇及升迁问题是由于穿着所引起的，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极端的个人主义
当然在现实生活，还有一些工作的并不理想，碰上象张克一样的麻烦却都穿得很讲究；事实上，他们认为上班就得如此，没有其他的选择。象马丽在皮鞋与化妆品上永远不感觉厌烦，因为她认为对职业妇女而言，那是正常生活的一部份。她倒没有为穿衣而小题大作，总是尽量减少麻烦。她说：“我都是预先计划好隔天要穿什么，那只需花几分钟。有时我会将明天要穿的衣服摊开来，以便早晨起床后能很快地准备好上班。”
马丽在在一家营业额达数十亿美元的通讯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拥有三大电视网中的一家。当马丽还在大学里主英文时，她的行为举止及外表都比较随便；可是一旦毕业找到工作后，两者都有所改变了，“当人们问她为什么时，她回答说：“我希望能有所表现，但我还不知道是在哪方面。”
马丽倒不胖，1.70米的身高使她起来还算匀称，可是她一直都在节食。当她安静的时候，的确很迷人，长长的睫毛，弧度优美的嘴唇，以及深黑色的卷曲的长发正衬托出她的脸蛋，使她看起来多少有点像个小女孩。但是她一开口，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不但声音大，而且速度快如机关枪，因此说话方式就变成她最突出的特征，在工作间八年中，马丽共换了三次工作，每换一次就觉得更不高兴，她指出了两个特别的原因：“这家公司实在没有组织了。”在第一各第三个工作时她说：“这儿没有发展的潜力。”对每个工作，她都说过这句话。那几年可能很令她苦恼，但并非毫无作用，因为在那段期间里，她不知不觉地从学校生活转变成工作生活，至少，不再有学生时代那种自大的态度。
有了八年的工作体验之后，马丽准备要安定下来了，她故意选了一家经营电脑的大公司，因为它能提供较多事业发展机会，而某中生产部门最吸引她了。“那是企业的神经中枢，”她在接受工作后说。马丽能得到这份新职，是由于她的上一个工作正和这方面有关，这是她比别人强的地方。
“实在是不一样！”她对于新公司的复杂感到十分诧，“相形之下，我从前的公司就像一群外行人在车库里工作。”
马丽首次和上司起争执时，她在公司工作尚未满四个月。这种争执在以后又发生了她几次。她的上司是一位叫白莎的胖女人，她曾为了排生产日程而与马丽意见相左。“我告诉她，那日程真是乱搞，”马丽很骄傲地说：“那个胖女人明明什么都不懂又要装懂。”白莎为此很不高兴，两人以后就经常起冲突。“管他嘛，”几星期后马丽说：“如果老板够聪明的话，很快就会辞退的。”
这种长期性的微妙冲突，也开始出现在马丽其他的工作关系中。从某些角度来看，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她是以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来看世界，将世界一分为三：朋友、敌人以及少数介于其间的人。她的旧日室友说，马丽非常好强，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当然为了谋生她也作了些让步，比方说每天早起准时上班，努力工作等等。不过，有一点绝无商量余地，那就是她对事情的看法。“我若认为是那样，就是那样，”好时常说：“我很清楚我在想些什么。”她对这点非常得意而且老是要别人接受好的想法。
这种情形同时发生在对待同事及上司的态度上。就拿“批评”的问题来说，马丽希望可以畅所欲言地说出她的看法，并且要求别人拿它当一回事。她与一位比她年轻两岁，职务相同的女孩曾辉，就曾为了谁有资格配属一位行政助理而起争执。“她是个白痴，”马丽事后很生气的说：“我们一星期做的事，比他们一组人一个月做的还多。”
我们并不是有意制造人们对马丽的错误印象，她当然不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争辩上，相反地，她虽然有些保守，但为人却十分诚恳。她就像张克，有心投入工作环境而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至少她是这么想）。不同的是马丽以她的“观点”，而张克却以他的“穿着模式”企图达到相同的目的。当然马丽没有成功显然是因为她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感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
故作姿态
三十五岁时，马丽仍然坚持十六年前所用的方式。当时她说：“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对的却不说出来，那实在是一种罪恶。”听起来似乎很单纯，但是，根据人们分析她过去十五年中的“观点”可以发现，她的看法如同三月的气候变化迅速，而且时常采取强硬的态度以表现个人强烈的自信。
更妙的是，她大学毕业后，曾二度前往国外，在国外待了六个星期，她很有心得地说：“外国人常常故作姿态，目的只是想让人觉得他很老练。”而十年后的今天，她却不了解，实际上她自己也正这样做的。
如果向她提起“观点”方面的事情，她的反应就如同向张克提起衣着问题一样，她认为这是一种信心问题：若一个人不能把握机会表达见解，根本算不上一个独立的人。而当自己不同意某种说法时，却一味保持沉默更是可耻。
马丽是在标榜自己的独特性，尤其是当她与同事及上司有了激烈的争执时，任何人只要稍稍冒犯了她，她就非常愤怒，而且几个月之后，怒气仍然存在，不断困扰着她。虽然她并没有故意制造争端，却都达到了自我宣传的目的。如同她三寸上岁时说的：“如果你光是坐在那儿，算什么呢？就像没名没姓的人，没有人会知道你。”
马丽的方法或许能达成她个人的目标，但却会破坏整个事业目标。过去十二年来，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与其他能力、经验相当的人比较，她升迁的速度比较慢。“为什么？”人们问她的一位上司，就会得到她原上司的一个很有见解的说法，他的回答是：“我和其他几位同事都认为她的个性有问题。”
这种反应一定会使马丽大吃一惊，因为，她自认是公司里少数几个“有个性”的人。而正是这种所谓的个性害了她，使上司和同事觉得马丽的任何事所显示时的行为都是为了表现自己，而一旦她有所改变时又感觉她似乎是在故作姿态，而无法理解她，显然，马丽的升迁就是一个问题了。
不会引人注意
周明是我们这章中的第三个案例，也是最后一个。他与张克及马丽大不相同，他永远穿着得很整齐，也非常有礼貌，当然人们很快就可以了解到，那绝非偶然。
“我需要时间来考虑这问题，”周明作事总是慢条斯理，每次作个决定，都要经过详细的思考，也因而常常被人批评动作太慢。“他作个决定似乎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即使是件小事也一样，”他的女朋友说。但从没有人批评他鲁莽或冲动，而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则称他胆小如鼠或懦弱，但这些字眼都没能刻划出他这个人。周明身高达1.85米，瘦而高，但相当健壮。他绝不会主动挑起一场争执，不但不可能打架，也尽量避免口头上的争论。
周明在大学学企管专业，而他也认为这门学科非常有趣，“我想将来可以学以致用，”他在大三时说。他非但对企管很感兴趣，也很喜欢自己的形象。对他来说，在办公室快乐地度过工作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一切行动都在那儿发生，”他大四的时候说，周明不习惯使用俏皮话或幽默话语，偶而说了也很别扭，有时候他想用校园的流行语来说话，但这却使他显得傻里傻气。“他用字用得没错”，一位好朋友笑着说：“但是语气神态就是不像！”周明也很明白这点，所以通常都规规矩矩地说话。
在拿到企管硕士学位后，他加入一家大型化学公司，对于所担任的职位还相当满意，待遇不错，升迁机会又好，他认为这是运气：“还不错，我不需要从最基层干起，我并没期望这么好。”由于周明主要兴趣是管理，在校时所有能修的有关管理的课程都修过了，因此，他很希望能学以致用。“我相信在这儿有很多我能做的事，”他在开始工作后四个月说。
直到第十五个月的时候，他才首次遭遇了麻烦。他被邀请加入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评估公司作业报告的流程。周明说：“高阶层管理人员看不到想看的资料。”这是问题所在，因为公司太大，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所以必须综合各种专业人员的技术来作一次有效的评估。
很不幸的，这让老板有机会拿周明和委员会内其他成员作个比较。在评估计划开始后一个星期，大家不禁为周明处理事情速度之缓慢大皱眉头。“喂喂！周明兄，快点吧！”他的顶头上司以一种友善却严肃的口吻说。
周明非但不因此而心生警惕，反而憎恶地说：“速度！这里大家都只要求快，每个人都恨不得现在交待的事情昨天就做好了。”这个委员会被赋予的任务使得请求效率这件事益是重要。因为虽然制定决策所需的资料的确送达管理阶层了，但总是太晚送达，失去时效。在那样的情况下，周明这种小心谨慎，事事请求方法的处理方式，就显得不够灵活。有一位委员讽刺地说：“如果你有坏消息而不想很快地传出去，不妨告诉周明。”
周明并没有因为这事件而离开委员会，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主要是因为后来他加快脚步，跟上其他成员。“只要我有心想做，我就能办到，”周明当时说，看得出来他觉得很厌恶，“但那并不表示我喜欢这么做。”往后五年之间，他升了两级。有一次老板在会议中告诉他升迁的消息时说：“你的工作成效很好。虽然有时速度稍慢，但结果都很好。”
周明却认为在另外一家化学公司里能有较好的发展机会，能够有他所谓的“自己的发展天地”，因此就跳槽了。当时他三十一岁，再次的得到一个较期望中还好的职位，“我实在很喜欢这里，”在干了几个月后，他说：“这地方很适合我。”但是，人们在过去十三年中多方面观察周明的结果，却发现他的同事及上司并不怎么喜欢他。
如果在周明进新公司后两年中，举办一次“最佳人缘奖”比赛，他必定排在末座。这倒不是他的能力比不上同事，但不容置疑的，其他经理们都认为周明和别人不一样。
怎么会呢？我们听听周明昔日同事的说法：这位老同事从前的办公室就在周明邻近不远，他说：“周明经常发脾气，如果你拿东西给他看，那就完了！因为他压在那儿根本不看，不看就是不看，你等待的时间连蜘蛛都已结好网了。”
另一位同事则说：“他顽固得很，也很冷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我认为他其实挺傻的。”
对自己在这十年中工作表现的看法，周明倒是很直率。三十二岁时他说：“我不会让任何人逼我去适应他们，”三十三岁时他又强调：“我不是随随便便什么都同意的人。”三十五岁时，有一次他在电话上反问别人：“我耽搁得太久吗？”接着又说：“喔，那太不幸了，他们得等啦！”到三十八岁时，他说：“只要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做的。”顿了一下，又重复他常说的话：“这是原则问题”。
或许是吧，但是他这种原则把他的事业都搞垮了。从三十一岁到四十四岁之间，他并无太大的进展。就像张克及马丽一样，许多年轻的小伙子早就轻易地超越了他。四年前他怒气冲冲、很夸张地问别人：“这些人有些什么我没有的条件？”
张克邋遢的穿着、马丽强硬粗鲁的见解，和周明这种长期不改的顽固虽然各有特色，却都有些重要的共同点。例如周明和马丽自始至终都决心要在公司里闯出名堂来，但周明从没想到要用个人或外表魅力来达到目的，他不像马丽，他的个性温和。事实上，以马丽的标准来看，他根本就没有个性。但是周明有他自己的方法，这就是他常说的：“我会做我该做的事。”他又怎么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事呢？他的回答使他站不住脚了：“当别人对我处理事情的方式感到生气时，我就知道我做对了。”他只是想让别人感觉到他的存在罢了。
因此，他很明智地选择了几个重要的计划方案，列举出反对的理由，试图使人知难而退。但是，他怎么知道该选择那些计划作目标呢？那就是他高明的地方了，其实他也不晓得，他让别人自己来透露。
别人对他的反对愈感到不耐烦，他就愈知道这个计划方案对他们的确重要，于是他便顽固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以什么借口来解释自己这种摆明的不合作行为呢？最好的借口是：“我想作独立判断，这也是公司付钱请我的原因；而且我不愿意被别人催促着办事，这是原则问题。”他甚至已想好了对策，万一有人想说服他，他会很自负地说：“没有经过适当考虑，就进行研究计划，是非常不负责的，难道你不同意吗？”
实际上马丽的作法和周明是一样的，只不过她的攻击目标是别人的见解而不是一项计划方案。她下意识地觉得必须采取与同事或上司相反的意见。但就像周明一样，她总不能每次都采取主动，反对别人所提出的每一个见解。这样做太明显了，因此只需选择其中几个见解来反对就够了，是那些呢？就是那些别人最相信的！”所有这些也可以说是他们不成功的重要原因吧，也许他们本意是想引入注意，结果却弄巧成拙，确实令人遗憾。
错误的与众不同的想法
困扰这三人事业生涯的问题并非起自大学时代，若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得追溯至高中、初中时代，甚至更早。对于青少年来说，寻求或逃避别人的注意，是很平常的现象，内心都是隐伏着焦虑而非欢乐。
较常见的尤虑之一，是担心自己不够突出以致没人注意，这种尤虑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青少年及年轻人最开心的是：“如果我各方面都不出色，如何才能脱颖而出？”而学校生活——青少年最早接触的社会生活——从一开始就让他们接受一种双重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学校生活是每天接触的现实生活，他们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否则就会陷入长期的痛苦；另一方面，多数人都不愿意糊里糊涂地消失在社会洪流中，他们想要与众不同的欲望十分强烈，而且通常很受到鼓励。
但是，事情总有个先后顺序，他们第一件得做的是与父母划清界线。要和自己情感相连的人保持距离，最粗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借着发怒来达到目的。对一个关系亲密的人发怒或许暂时会达到效果，不过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方法，况且一旦怒气缓和下来，彼此之间的距离又跟着缩小了。
在与父母有了距离，而产生一种“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的心态后，青少年就转而追求第二项目标：在他们的生活圈里，显得与众不同。他们非常了解事情的先后顺序——先集中精神求独立，然后，不断努力公开表现自己的个性。
很多青少年同时去追求“独立自主”和“与众不同”这两个目标，那实在是一件极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们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结果往往很悲惨，有些人甚至就此一蹶不振，数十年后，他们连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都不清楚。
张克希望能够与众不同，这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也都有相同的欲望，只是不像年轻时代那么迫切罢了。但是他三十四岁时所采用的方法，却是典型十四岁少年所使用的方法。在青少年时候，个性尚未完全成熟，而且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和父母之间关系仍很密切。所以他们仅可能地将重点放在第一目标上：“借着反抗父母以求得独立。不管父母亲做什么，或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总是唱反调。如果父母亲穿着很整洁，他们就穿得很邋遢；如果父母亲穿着随便简单，这些青少年可能就会穿西装打领带了。他们再三想表达的观点是：“如果父母朝东走，我们就往西行；如果父母亲生气了，我们便达到目的了。”他们由此知道自己正在做父母不愿做的事，同时也明白自己是真正“独立”了。
马丽至今仍然和以前一样善用言词，事实上，她的表达能力远比张克强，因此，凡是张克以服装达成的目标，马丽都用言词来达成。除此之外，基本上他们两人的方法是没有什么不同的。马丽是等到有人提出看法后才提出自己反对的意见；在这儿，我们倒值得将她职业行为的大原则再重复一次：“借着语言，你可向听众表达相反的意见，来表现独特的自我。不错，他们可能不喜欢你的态度，而事实上，你也可能不是那么反对，但如果你的主要目的在显示自己的特色，这方法确实可行。”
周明使用的也是相同的策略，只是方式更加微妙。虽然三人之中，他最安静、斯文，可是他也只能从旁人的反应来了解计划方案的重要性。周明这么做的理由就跟前两个例子相同：如果张克周围的人都穿着得和他一样邋遢，他会惊慌失措；如果马丽身旁任何人都不反对她的主张（通常属下都这么作），她不久就会原形毕露；而如果每一个人都赞同周明的决策，他就会不知所措。长久以来担心被忽视的恐惧逡巡不去，当他们感觉将消失在人海中的时候，这种恐惧就又袭上心头。而他们所依赖的补救之道几乎永远如出一辙：借着公开反对别人的立场以制造一些独特性。不幸的是，他们所获得的只是短期的假性独立。因为一旦这位遭反对的对象离开后，这种独立性必定随之消失，然后就得等待另一位适合的人选出现，使这过程重新开始，并重复下去。
这三人这种无意识中步向自我毁灭的不幸战略，起因于他们实在太喜欢自己的工作了。他们并非一群愤世嫉俗，一心一意想要破坏制度的懒鬼。他们的确能享受工作而且乐于主动投入可观的额外时间在工作上，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以工作为苦。无论是待遇升迁，甚至个人的满足程度，都无法反映出他们表现在工作上的天份及敬业精神；而从他们和同事及上司之间的大小冲突来看，再也找不出像他们这样残害自己事业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