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人缺乏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缺乏道德的坚守，不缺少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其他国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这一切，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的。换言之，当人家求助于宗教的时候，我们只有历史。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却把立言、立功、立德称为三不朽，就是相信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能够获得不朽。在我们的精神版图中没有末日审判，却有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头上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却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却有历史中的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绵延不绝的史家传统，保存了最完整的历史记载，秉笔直书成为后人尊敬的传统，包含道德褒贬的春秋笔法，为国人长期所认可。一句话，历史裁判承担着道德裁判的功能。支持文天祥从容赴死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晚年有诗：“青史凭谁定是非？”刘少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善良的、弱势的、边缘的一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逆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事的唯一寄托；是不幸的、含冤的、坚持良知选择的人们全部的希望所在；也是令无比显赫的强势者不能不有所忌惮的无形威慑——“要上书（历史）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越是身处逆境、绝境，我们对历史就越会依赖。
有人说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因为极权统治总是要系统地、精心地改写历史，“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过程就是用谎言淹没真实，用胜利者的语言重写历史的过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达到了最可怕的登峰造极。这已经不是历史，只剩下恐惧的颤栗，对权势的屈从和棍棒下的呻吟。颠倒历史是可怕的，戏说历史是可鄙的。历史不容戏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历史，就是瓦解历史的道德功能、宗教功能，瓦解历史裁判权。历史不容遗忘，昆德拉有一句话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诚如胡平先生说的：“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然而到了近代，历史承担的已不是单纯的道德功能。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批评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导致两病，能铺叙不能别裁，能因袭不能创作。他大声地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自蒋廷黻、陈恭禄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各种解释系统让人应接不暇，半个世纪来最强化的主流说法是胡绳的“三大战争、三大运动”说，此外有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唐德刚的“二百年出三峡”说，李慎之先生临终前不久，在写给他同时代的朋友许良英先生的长信中，有意改写中国近代史，并提出新的架构，他的第一个切入点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可惜天不假年，大纲还未完成他就撒手而去了。
20多年前，我在一本报告文学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说法一直在我的脑子中萦回不去：环绕人民英雄纪念碑的12幅浮雕起自虎门硝烟、金田起义，到大军渡江而终，这个圆圈中有武昌起义，有“五四”学生游行，没有戊戌变法，当然更没有晚清立宪运动，那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基本上没能进入这个圆圈。正是圆圈内和圆圈外，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历史。如果站在文明的角度，一系列由暴力和以暴易暴的思路所构成的战争、动乱、革命提供的大体上是历史的背景，它们对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在许多时候往往为零，有时甚至是负数。
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果放在文明史中来看只能是反角或陪衬，这不是历史的无情，恰恰是历史的公正，否则一部文明史岂不成了“何不食肉糜”的人儿主宰的历史？文明与反文明的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永远不会中止的，人类正是在不断摆脱野蛮的控制而前行的。近代以来，这激荡的一百多年，对于重塑文明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往往不是军阀、枭雄、有权势者，而是那些以汗水、智慧乃至生命的代价推动文明转型的人们。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上常常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位置，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似的，似乎历史就是强者、赢者、胜利者的历史。在西湖这个平台上，他们的生命曾经那么绚烂，他们的笑容曾经那么自信，他们的脚步曾经那么稳健，他们的目光曾经那么清澈，他们看到过希望，创造过希望，他们的身上都落满了阳光。
事实上，站立在华表柱头的从来是那些曾日夜为文明进步而苦心焦虑、不避斧钺的人。那些阻碍了这一进程的人无论多么显赫、显赫多久，终究逃脱不了被时间钉在历史墙壁上的下场。一百多年前，“苏报案”发时，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就有这种历史的自觉，他长歌过市，吟出“风吹枷锁满城香”的诗句，他从容地面对法庭与囹圄。比他晚了半个多世纪，在海峡对岸，浙江湖州人雷震因“自由中国案”锒铛入狱。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也有这样的自觉：“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数千年来，老中国的命运，百多年来，先辈们引入新文明的努力，常常令我哽咽无语。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从2005年7月开始动笔（部分篇目曾先后在《西湖》月刊的专栏和其他报刊发表过），到2006年夏天之后搁下。这一搁就是整整两年，直到2008年夏天才重新拿起来修改。又是一年过去了，今年夏天以来，我又陆续对部分篇目做了修改，最终定稿。4年的时间就这样无情地在眼前流过，但我知道，历史的河流永不止息，我的思考和寻找也不会停止。
感谢尊敬的许良英先生十几年来对我的教诲与帮助，感谢蒋抑卮孙子蒋彦明先生、任鸿隽后人任尔宁先生以及研究杭州老房子的仲向平先生提供了珍贵的图片，感谢陈鸿仪先生、庞荣棣女士为我提供的材料。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有你们与我同在，无论冬天有多么寒冷，我的心中也始终有春天。
2009年12月19日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