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赵志华未必知道全部细节，在吴嵩庆的日记里，就有几次陈舜畊“来索款”的记录。如，1949年8月12日，“（陈）舜畊来索款，为电台北王处长（逸芬）照拨。”陈舜畊为吴嵩庆非常要好的同学，其影响吴嵩庆甚多，曾于1927年推荐吴嵩庆进入北伐军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而且此人与蒋家关系甚深，吴嵩庆与蒋家的关系，部分原因就在于双方都熟悉的陈舜畊。彼时，陈担任蒋总裁身边的第九组组长，替蒋介石管理总务，也就是照管侍从室人员生活所需。
1950年1月，吴嵩庆亦有如下记录：“舜畊来办公室，送来账单一叠，嘱研究。即邀往公园坐后，说蒋教育长（按：指经国）有事转达，但吞吐其词。此已为第三次，不知究为何事，实属不解。”以后几天里，两人又见了面，但始终没有再记此事。两个老朋友之间，一个“羞羞答答”，一个“耿直木讷”（或“明知故问”），此事颇值得玩味。那么这叠账单究竟是谁的呢？如果是蒋经国的，以他当时的职位（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到蒋介石3月份复职，始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才有政府公职），应该不能向“财务署”直接报销的；如果是蒋介石的，那就无须吞吞吐吐了。吴嵩庆不是搞政治的人，换个人拉拢蒋“太子”还来不及，有何不可解呢？他应是明知故问，不愿去做讨好奉迎的事。
世界各国退休或刚离职的总统，多能以公费继续维持一个办公室；虽然当时国民政府还没有建立此制度，但陈舜畊向吴嵩庆为前总统要点生活费用，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更何况“总裁办公室”的生活也是自我克制的，并没有大吃大喝，反而是十分清苦的（详见第四章第二节）。台湾也有些人以为两蒋强人时代，党国不分。如果真的不分，在掌管这许多金银美钞的吴嵩庆那儿，尽可予取予求，蒋总裁身边的人，生活又何必那样寒酸呢？
1951年2月9日的台湾当局财经汇报上提道：“黄金、银圆集中央行保管。”此时，“财务署”保管的大部分剩余黄金银圆（第二至第四批军费剩余）已由赵志华（代表当局）等人经手，逐月逐旬转给台湾银行“购买”新台币，作为军饷发放出去了，计有100多万两黄金，这些黄金也就成为新台币准备金的一部分。但是还有部分剩余经费，包括“保管之奖恤金黄金”的部分剩余（详见第七章第二节），到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就成了他的“小金库”。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预算很紧缩，蒋介石就用其应付一些额外的需要，如资助亲信留学创业、出访开支等等。吴嵩庆在日记中曾提到，蒋介石曾资助国防医学院创始人林可胜出国5000元美金。这些都是蒋介石为公家的支出。台湾有名的《联合报》，其创业资本也是从这笔钱里划拨的。
整整十年后，到1961年6月底，吴嵩庆记下：“财务署尚存：黄金6013两；银圆25359元；美钞45516元……”（见表8.4）这些金、银、美钞必是早年剩余的，可能包括蒋介石私人的“特种保管款”4200两黄金（参见第七章第一节吴嵩庆1949年7月6日日记）在内。余下可能就是重庆财务署柜台上李光烈、詹特芳所说的那几大块无主的黄金2000两左右。
这些由蒋“总统”直接支出的费用，据说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的陈诚颇为不满。“从父亲日记（1950年 7月29日）里看到，陈诚对他‘颇有微词’，我猜想跟这个小金库的存在有关。”吴兴镛曾如是说。吴嵩庆也因此得罪了这位“一人之下”的当权者。此外，俞鸿钧和周宏涛等人也不断提醒蒋介石，这笔黄金不是国民党私产，后终被取消。
【台湾《联合报》开办费】
如上文所述，台湾有名的《联合报》的创业基金，是从蒋介石的“小金库”中支出的。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登载了一篇习贤德写的《王惕吾、王永涛与民族报崛起的相关考证》，该文提到联合报系的崛起与国民党运台黄金有关。文中的王惕吾系以《民族报》起家的联合报系创办人，而王永涛又系何许人呢？原来王永涛就是王逸芬，即1948年8月1日被蒋介石派驻台北的财务署第12收支处处长，是蒋的“官邸”亲信（参见第二章第二节）。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运金的过程中，王逸芬主要是看守台北财务署的金库（存第二至第四批黄金），并且监督把400两一块的金砖，在台北铸为1市两重的小条，即“小黄鱼”，发放给忠于蒋的国民党军队。此外，还受吴嵩庆委派，到各地接洽金银运台或算账。吴嵩庆这样安排，或许有“让官邸的人来直接碰金银”的意思在里面。1960年王逸芬以少将军衔退伍后，就变成了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
习贤德在该文中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系（按：包括《世界日报》美洲版，2008年约年赚美金200万元汇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一般人都会推崇：这是王惕吾先生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早年真正令惕老感恩戴德，而视为至友的王永涛先生，才是全力扶植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如果没有王永涛的适时配合挹注，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联合报’。
“……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特别将王逸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调往台湾，担任联勤总司令部（按：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王逸芬的继配王爱筠为浙江奉化人（按：与蒋介石同乡），故在此危疑震撼的关键时刻，能受到层峰高度信赖， 成为协同看管抢运来台的黄金、白银、外汇美钞等国有财资的重要角色。
“……‘民族报’创刊于民国三十八（1949）年五月四日，王永涛为创办人。……该报筹备时的主要资金，部分来自当时姓名还是王逸芬的王永涛负责看管的央行存金，数目是100根金条。（按：这100根金条，应该是取自吴嵩庆交王逸芬看管在财务署的第二至第四批黄金。）
“……‘民族报’创刊仅三个月即被迫停刊，将近满月时，社内干部包括王逸芬等在内的湖北同乡，央请同为鄂省乡亲的军委会侍从室文胆出身的陶希圣，出面向蒋请示：该报停刊快一个月了，是否可以准许复刊？
“……王惕吾接掌‘民族报’的时机，即出现在蒋同意复刊之后。时任军务局局长的俞济时奉蒋指示着手调处复刊问题时，即召集王逸芬等重要干部面商大计。俞济时建议彼时对办报又颇有兴趣的王惕吾，即使没有什么可供大用的退伍金，毫无实际办报的经验，但为另辟生涯出路，无妨考虑接下正待复刊改组的‘民族报’。王惕吾考虑后便同意了，但亦向俞济时坦率表示：‘我总不能空着两只手去接啊！’于是，俞济时指示王逸芬第二次动用了央行紧急转运来台的资金。据说，这回共拨交了200根金条，另加一笔美金给王惕吾，让其风风光光地以独资的方式，力取经营实权，跃居‘民族报’重新出发的发行人兼社长……”
以上所说如果属实的话，那么《联合报》以《民族报》起家，前后就从财务署保管的黄金中总共拿了3000两（这300根金条应是10两重的“大条”，计有3000两；另见表8.4），另加一笔数目不详的美金。美金外汇一定是用来购买国外印刷机以及纸张的，加上黄金一项（如以3万新台币一两算），就是近亿元新台币。
而关于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惕吾，笔者在前文其实已介绍过他，相信读者并不陌生。那么，这位王惕吾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毫无实际办报的经验”，“但为另辟生涯出路”，而“接下正待复刊改组的‘民族报’”呢？他和蒋介石又有何关系呢？原来此人即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在台组建的“台湾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原总统府警卫总队副王瑞钟上校（参见第二章第二节）。1949年5月台湾省主席陈诚曾突然下令将其撤换，改派自己的亲信汪奉曾上校接任。陈诚此举引起第二团全团官兵大哗，几致兵变。结果，汪上校没有到差，原团长王瑞钟抗命不交，躲进台北财务署内由该团看管的黄金仓库里头。后经蒋介石与陈诚相互妥协，王瑞钟升任台湾省警备旅上校参谋长，结束了这场蒋陈的明争暗斗；但也赤裸裸地预告了王瑞钟在军中求发展的末路。后经俞济时居中联系促成，吴嵩庆奉命从财务署中拨取军费黄金，以“党国”名义开办了台湾《联合报》。
曾资助王瑞钟（王惕吾）办报的王逸芬（王永涛），有人说他是“联合报系”奠基起步的“大恩人”，二人交情匪浅，后因报社利益之争闹翻，对簿公堂多年，经过俞济时大力斡旋才和解（事见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1960年王逸芬自军中退下来，就向王惕吾强行要回了《民族晚报》，后正当盛年（64岁）就去世了。
当王逸芬、王惕吾从财务署拿取军费作为自己新闻事业的“开办费”，积极筹措办报时，财务署署长吴嵩庆正冒着生命危险，押运金子银圆车队挣扎在重庆撤退到成都的东线公路上，想亲自给前线军队发饷，激励士气。此时，国民党政府也是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面临被大规模歼灭的穷途。不知吴嵩庆在得知此时有人在打他辛苦经管的军费的主意时，又会作何感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王逸芬未经其顶头上司吴嵩庆的核准，岂敢动用财务署军费黄金。俞济时或是得蒋介石指示吴嵩庆才能给；但也未必，因为像蒋周围的一批人如俞某等，原来都是大军头（俞为黄埔一期，曾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又怎会尊重吴嵩庆的职权？尤其是已得到蒋的指示之后，也许就要王逸芬开库房门先拿了再报账。后来因为俞太专权，与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被整调。
【大陆运台黄金剩余】
到大陆军事行动结束后，“财务署”还剩下多少军费黄金？这确数是没有人知道的，如表8.7，估计是近100万两。
1998年4月，香港《亚洲周刊》记者在访问李光烈时，也访问了台北“中央银行”副总裁许嘉栋，许表示：
“央行在台复业时，有部分数据已不可考，因此无法确知当初究竟是从大陆运出多少黄金。央行目前库存黄金约460吨（约1300多万两），其中仅33吨（约94万两）来自大陆，占全部黄金存量的7.99%。”
2008年4月，台北《时报周刊》报道，台北“央行”内藏黄金1300万英两（与1998年同），其中上海运台黄金占总量的7%，则比香港《亚洲周刊》十年前的报道少了0.99%。
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获得了美国的全力援助，从军事到财政，蒋介石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当月，蒋介石下令将此100多万两黄金全部追缴“国库”，一并运到台湾银行的地下金库。
这批历经沧桑的黄金，如今存放在台北新店乌来山区的文园营区内，处于严密看守之中。曾成功协助台湾度过艰难岁月的大陆运台黄金，也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在此地安静地沉睡，风雨飘摇的时代里发生过的种种故事，早已远去。“央行”库存的总数1361万两黄金（价值新台币7000亿元），被放置在架设整齐的玻璃柜上，所有的数量和黄金含量，都有清楚的标示。当年从大陆运来剩余的108万两黄金，已被分类、分散存放在密不透风的安全系统中，自1950年6月入库后再未动用。曾进入金库考察的“立委”卢秀燕说：“进到金库，犹如进到金山的感觉！”
吴兴镛博士经过十多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国民党运台的金银外汇，原是1948、1949年“金圆券”的准备金，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大部分运到台湾后，奠定了新台币初发行时的币信，稳定了当时的台湾金融。“当年这笔现金，约相当于当时台湾地区800万军民，每人平均分到一英两黄金或50美元；因此，必须得给两岸人民一个交代。”他强调，要将这段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除了调查运台黄金来源，吴兴镛还调查了黄金运台后的流向。在其《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他详细地这样表述：如以全部480万两黄金来算，1949年用于大陆军政费用是155万两（其中24.9万又运返台湾）；其余近330万两在1949年和1950年两年用存于台湾，其中军费为110万两，政费为90万两，其余为新台币准备金，至今尚有约100万两上海黄金储存在台湾文园的“国库”里。
“可以说，运台的绝大多数黄金都用作了公费，没有谁把它放口袋里。”吴兴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之前有些账目不清，但有些人说，蒋介石把黄金全弄到自己口袋，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史实的。他追踪国库黄金在台湾的流向使用，并没有找到贪污的证据，例外的支出也就是台湾《联合报》曾经拿了3000两去办报业。他向记者指出，这部分黄金，必须发挥回馈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