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过隙白驹，60余年不过是时间海洋里的沧海一粟。1949年在台海两岸发生的轰轰烈烈的运金事件，早已坠入历史的尘埃；唯有正安睡于台北文园金库内、当年大陆运台剩余的108万两黄金，还闪耀着历史的光华。当年的这场创世纪黄金大迁徙，早已超越自身的狭隘，把台海两岸从物质、血缘到历史、文化方面，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使边城静，娥眉敢爱身。千秋青冢在，犹是汉宫春。』（明·莫止《昭君曲》）随着历史的『发酵』，两岸关系的日益回归、文化认同，这批『黄金』就像当年『献身』民族大义的王昭君，更具有无比丰厚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楚弓楚得】
1979年，中国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被国际经济组织列入新兴工业化社会，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台湾“经济奇迹”之名远扬。到1992年，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20位；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居世界第25位；外贸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14位；外汇储备9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到2000年，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4万美元；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双双突破1400亿美元，总额达280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067亿美元。
运金一事，随着当事人远去，有抑或无，数量几何，并没有更加清晰起来，反而随着政治等其他因素更加暧昧不明。比如李登辉曾经矢口否认此事，而李敖等人则认为这笔黄金为台湾经济起飞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这批运台黄金，李敖曾经说过：“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现在也常有人说，“蒋介石把大陆所有的黄金运往台湾，使台湾经济迅猛发展”；也有人感叹蒋介石“丢下一穷二白的大陆”“只有5000两黄金储备”，这是大陆贫穷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三年大饥荒也跟“蒋介石把黄金全都运到了台湾”有关系……
那么，蒋介石运往台湾的这批金银外汇，对台湾的经济起飞，究竟起何作用呢？如果当初没有这批金银外汇，台湾又将如何呢？而共产党建国之初，大陆“一穷二白”，经济建设屡遭挫折，是否也与这批运走的黄金有关？
“要分两方面说：第一，台湾可能在1950—1955年已被统一 （如无朝鲜战争）；第二，但对台湾老百姓而言，1979年台湾已是亚洲‘新兴四小龙’之首（对比改革开放前的大陆），台湾百姓称幸之余 （避免了战祸），应该感谢这笔资金 （只是渡过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难关，稳定了新台币，但不是经济起飞的主要因素）。”多年后，吴兴镛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60多年前，蒋介石带着数百万人突然涌进台湾这座小岛，这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是非常繁重的经济负担。当时蒋介石首先需要稳定民心，为台湾人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1949年6月陈诚发行了第一批新台币，并同时下令，停止大陆金圆券在台湾流通。有了充足的黄金作为保证金，台湾的经济才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蒋介石还想重返大陆，还有在台湾的200万公务人员以及军队需要发饷，所以黄金就是他巩固政权的基础。退一步讲，哪怕蒋介石不能重返大陆了，为了保卫台湾，黄金也是未来购买武器装备的硬通货。事实证明，台湾早期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陡涨，外汇枯竭，而且还负有巨额外债。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台湾经济居然能逐渐回暖，而且还创造出不错的成绩，这一切其实都与蒋介石在溃败时从大陆运到台湾的这笔数目可观的金银外汇有很大的关系。“政府在播迁来台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一直以来，台湾岛内众多绿营人士认为，作为“外省政权”，蒋介石并没有让黄金给台湾发展做出贡献，而是将绝大多数用作军费。甚至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早在2004年就宣称：“黄金根本没到台湾，运送船只早已沉没江中。”“李登辉的话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却影响了很多人。”《一九四九大迁徙》纪录片制作人丁雯静认为，除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艰难岁月中的支点，据其考证，国民党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赖黄金，包括军队薪饷、每四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
蒋介石日记校阅者潘邦正则认为，“黄金”是广义的，涵盖蒋介石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珠宝和银圆等所有的有价资产，其作用不仅用于稳定物价，它对台湾的政经军心都带来深远影响；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为台湾此后十多年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而对比同一时间的大陆，由于多年的战乱，国民党经济政策的失败，法币和金圆券的恶性膨胀，可以说是物价一泻千里，人民朝不保夕，很多工厂都处于停工、破产的状态。蒋介石又把这样巨大的一批黄金储备运到台湾，实际对大陆的经济恢复和民生的安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之际，才发现曾经繁华似锦的十里洋场，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只留下了饱受战乱的穷苦百姓。而上海，恰恰就是当时960万平方公里泱泱中国的缩影。
这种将两岸经济差异和1949年后大陆经济建设的种种挫折，归罪或部分归罪于蒋介石运走黄金的说法，由来已久。但这种说法却是纯属想象，并非史实——蒋介石确实运走了大批黄金，但留在大陆的黄金并不比运走的少；运台黄金与台湾经济起飞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首先，蒋介石并没有运走大陆的所有黄金。
虽然蒋介石在败退台湾时，运走了当时国民政府国库中几乎所有的黄金、银锭、银圆和美钞，只给中共留下了5000两黄金和30万块银圆；但就此说蒋介石“运走了大陆的所有黄金”却是大谬不然，因为中共手中当时也掌握了大量的黄金，还有更多的黄金存在于民间，解放后被新政权兑换成了人民币。蒋介石运台黄金总数约为350万至400余万两（如表8.1所示，为465万至487万两；如加上共值350万两黄金的外汇和银子，则最后运存台湾的“现金”总数约为700万两黄金之等值），而其中的155万两又运返大陆用于支付1949年的大陆军政费用（其中24.9万两又运返台湾），那么大陆内战结束后最终运台黄金总数约为330万两（详见第八章）。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黄金，是1948年开始实行金圆券之后，从大陆民众手中（尤其是上海）强迫兑收而来的；而实际上，金圆券兑换所得的黄金仅占国民党运台黄金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为150余万两（吴兴镛估计）。而其余的三分之二的黄金，除国民政府国库中原黄金储备3万两，没收汪伪政权国库中的黄金49.5万两外，则主要来自美国。抗战期间，美国借用了中国的机场及大量人力物力，战后一次性交付中国约5亿美元的补偿，国民政府就用其中的2.5亿美元从美国购买了645万两黄金，分批运回国内。美国国会在1948年8月的国务院《白皮书》（中美关系）中曾专门提到此事：“从1942年4月15日起，到1946年3月13日止，总金额5亿美元，分11次拨付给了国民政府。其中2.2亿美元是购买黄金，每英两35美元，共约6285700英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境内出售，以减少游资，并压低金价，以控制通货膨胀。”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宋子文为平抑物价回笼货币，抛售掉353万两到民间，到1947年3月，国库尚有黄金287万两（一说为230万两）。此抛售后所余287万两，加上国库原有黄金储备及接收汪伪政权所得，计340多万两，应是后来运台黄金的主体部分。也就是说，蒋介石运台黄金除了用金圆券兑换的150多万两外，其余的是八年抗战全民付出的心血。其次，留在大陆而被共产党接收的黄金总量，其实多于蒋介石运台黄金总量。
经常有人说，蒋介石将大陆所有的黄金运台后，只给中共留下了5000两黄金和30万块银圆，并说这就是当时大陆所有的黄金储备。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这5000两黄金和30万银圆只是中共占领上海时从国民政府国库接管的金银，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共所掌控的金银就只有这些。其实，中共在建国初期通过兑换从民间获得的金银和外汇数量，并不比蒋介石运到台湾的少，当时的大陆在金银和外汇储备等方面并非“一穷二白”。从总的数据来看，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库中黄金的总数约为690万两（美国补偿及接收汪伪政权所得等），而蒋介石最终（大陆内战结束后）运台黄金数量为330万两。也就是说，国库黄金中还有约360万两黄金分散在大陆的民众或国民党军政人员手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宋子文1945年为抑制法币贬值抛售了353万两黄金到民间，1948年国民政府用金圆券的形式从民间兑换回至少150万两。也就是说，仅抗战后从美国运回来的黄金，截至国民党迁台后，至少仍有190万两散落在民间；虽然这些黄金，可能会有一部分在1949年由于战争或政治原因流落到台湾民间、香港和国外，但肯定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大陆民众手中。另外，如上文所述，1949年蒋介石又往大陆运送了155万两黄金作为军政费用，其中仅24.9万两运返台湾，而其余的130万两则留在了大陆；即便减去国民党部队撤出大陆时带走的部分，其中大部分应该都被国民党投诚部队掌握或被中共缴获。例如，1949年8月25日，解放军攻占兰州，马步芳逃到重庆，蒋介石运往兰州的5万两黄金未能及时追回，就白白丢掉了。这一大笔黄金大概有一部分进了马步芳个人口袋。12月6日，“财务署”从台北空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后来刘文辉、邓锡侯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准备起义，而不到半个月，胡部也几乎全部被歼；留在成都的5万两黄金，以后就再也没人提起过，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里。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不少作为军饷运回大陆的黄金，应该都落到了中共手中。
当然，这些只是间接证据，要说明到底还有多少金银留在了大陆，主要还是看中共在解放区本身就持有的黄金数量（当时解放区的金银政策是只许进不许出），在接管城市过程中接管了多少金银，以及在建国初期通过《金银管理办法》和《外汇管理办法》从民间兑换了多少金银。中共新政权建立后，立即加强了对金银和外汇的管理，禁止一切金银和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并要求民众将金银和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从大陆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情况看，民众保有大量黄金的可能性比较小。至于这个过程中到底兑换了多少金银和外汇，尚未发现全面的资料，陈云在1950年6月的说法是：“黄金和白洋，现在是处于相当的冻结中，要加以使用。什么时候使用，这要看人民币稳定的程度。我看今年大概还不行，要等力量大的时候，再有步骤地收美钞、黄金和白洋。先收美钞，再收黄金，最后才是白洋。黄金的数目不会太少，据说社会上有五百万两，就算一百五十万两，也可折合一亿多美元。今年我们如果又收美钞，又收黄金，又收白洋，没有这个力量。”［《陈云文集》第二册《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全国黄金和外汇储备”（72页）的数据，1952年，大陆的黄金储备已达500万盎司（合498万两或156吨）和1.39亿美元，而这两年国家的黄金生产量仅有2.3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黄金和美元应该是通过民间兑换得来的，这还没算上建国初期朝鲜战争和各种建设所消耗的黄金和外汇量。这就说明，黄金兑换量至少不低于陈云的估计。至于当时全国具体兑换了多少金银外汇，中共在解放区时掌握金银的情况，还有在战争期间接管的黄金总量，都未有详细的数据；但根据1952年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来说，留在大陆的黄金和外汇数量，至少多于蒋介石运台黄金总量。吴兴镛也认为，蒋介石运送到台湾去的黄金占中国大陆金银的总数其实很有限，其总价值不仅少于后来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亦少于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费用。
而据广东省人民政府调查统计委员会1951年5月的《1950年广东综合统计》刊载，1950年3月物价趋于稳定以后，国家收兑的金银数量大增；广东省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银圆101.2万枚，纯银5323.6万两。仅1950年一年，在广东省收兑的黄金就有745.5万两，两倍于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黄金；然而当时的广东还并非最发达地区，而且全国收兑黄金的时间也不止这一年。共产党在治国行政上，的确比国民党政府有效率多了。
再次，运台黄金与台湾经济起飞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