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雪珥北京演讲录音整理综合）
1、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满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之所以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黑道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国家就毁了，这与革命党是决然没有关系的。事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洗盘子，他在吃面的时候才偶然看到这则新闻的。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黑道一闹事儿，一个国家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满清王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不用玉树那样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我们传统的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
2、保路保的是什么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非常的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
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地举起的是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混。然后，中央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3、权力下放要刹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动乱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王朝整个的基业。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除了权力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就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就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要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4、政治帮会化、痞子化
晚清的改革究竟是否保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9年汪精卫刺杀载沣。当时大清国推行法制化，刚修订了《大清刑法》，这种“恐怖行为”依法就是死刑。当时的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职能，部长善耆很开明，他就劝载沣，说你别杀汪精卫了。最后汪精卫免了一死，还在牢里享受了优待，不打不骂不刑讯，还给报纸看。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有知识分子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权，汪精卫说，不行，我们的政权是国民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脑袋换来，你得拿鲜血来换！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脑袋当年是谁留下来的。
大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了，政治帮会化。同盟会是是帮会，这也是我们以前总在指出的资产阶级革命依靠对象有问题。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康有为也是帮会，在海外彻底帮会化了。中国从此进入漫长的帮会政治和痞子运动。什么叫痞子运动，其实就是毫无信仰，却拿信仰做工具、做武器忽悠人，不择手段去实现某些人或某个团体的私利。
地方已经离心，中央已经失控，几个帮会分子一场哗变，就造成了整个国家土崩瓦解。这种“革命”也是很中国特色的，但是国家没有发生内战，因为还有一个“强人”袁世凯。
5妥协是政治的真谛
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革命”，也就是我们以前所批判的“革命不彻底性”。你想想，在一个王朝覆灭之后，胜利者竟然没有对失败者赶尽杀绝，胜利者之间的不同派系也没有立即打仗，这在中国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这种局面在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就结束了。当时，国民党一口咬定宋教仁是被袁世凯刺杀的，但现在看，最大可能的指使者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民国长城”的陈其美，这个人连自己的同志也是说杀就杀了，甚至幕后还有更高层。包括袁世凯在内，大多数的人都要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这个事件，但孙中山拒绝，非要用枪杆子解决。辛亥革命难得的胜利果实，五千年来难得的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就是在这个“二次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的，之后法律和说理就不再是主旋律了，枪杆子说话才算数，宪政改革彻底靠边站。
5、知识分子的救国方案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当时在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但是《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去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的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