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最搞笑的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使用汉字而非拼音文字。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去研究拼音方案，搞出了好几十种，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改进兵器。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但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那些搞拼音方案的，甚至认为只要用拼音，轮船就能比国外造的高，枪炮就能比国外打的准。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7、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的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当年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远离他所说的康梁“小人”。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几乎材料都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研究戊戌变法的严肃的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中央的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这两人尤其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在海外，康梁和孙中山是完全竞争关系。国民党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也是一厢情愿，康有为他们眼中这样的“反革命”筹钱也是靠华侨，那岂不成了华侨也是“反革命”之母？华侨固然是爱国的，但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整天忙于三刀(菜刀、剃刀、剪刀)，讨生活。
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那就要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整天在那里拜，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入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吗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当了教主后就成了富豪，走到哪里都换一个二奶，而且还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强娶了一个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爱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8、革命帮会
同盟会在海外，首要目的也还是筹粮筹款、维持日常营运，时机成熟了，才雇佣些帮会人员回国搞点恐怖行动。这是我们之前对这类“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蔑视和批判。
帮会出身的革命者的确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怎么有效怎么整，怎么快捷怎么整，充分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李鸿章曾动用过孙文去暗杀康有为，酬金是10万两，孙文答应了，当然，最后没行动。
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天，李鸿章派广东赌王刘学洵去香港海面去接人，接谁，接孙中山。他们两约定在广东举行秘密会谈。孙中山的想法是鼓动李鸿章做大总统，两广独立。这一年，同盟会在日本人的大力扶持下，举行惠州起义，策应日军登陆并占领厦门。但日本内部局势变了，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重新出任首相。伊藤博文是个稳健派，他严令日军从厦门退出、不得支持中国的反叛势力，并且将孙文从台湾驱逐。断了日援，惠州起义就失败了。孙文派人到上海去找刘学询，让他出资，孙文在亲笔信里说：请大哥捐点钱，作为回报，你来坐江山，可以直接称为大皇帝。
这是记载在国民党的正规党史里的，他们解释说，这是伟大的总理的革命策略，蒙赌王一下，蒙点钱出来。但后人看到的，的确是革命者要拥立一个大皇帝的海誓山盟。
9、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保皇党、同盟会或许真有些理想，只是选择了帮会道路和痞子手段。但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速成的、赚外汇的野鸡学校，。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剑、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几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几乎都成了建设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最后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当年如果洪秀全家里有点钱，给他捐个官，或许历史也会不同了。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中央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10、审视自我
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开放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踩在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的折腾，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流行宪政我们就拼命喊宪政，共和又时髦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做坐导者的位置，我做了是不是比他做的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谁坐金銮殿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但前提是，不能总想着我来当老大，而且要把前老大给灭了。以革命的思维推行理想，在推翻上一个狼人的同时，它的基因就会潜入你的身体，你就成了下一个狼人。
中国有种受害者万能的情结，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受害放大，同时将自己对他人的加害缩小。文革结束后，似乎只有巴金一个人在说：我要忏悔！其他人都推说是受了万恶的XXX的蒙蔽、裹挟等，似乎自己还是天使。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继续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