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料想不到的是，这场毛毛雨却揭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场远比金融风暴更为可怕的飓风，正在青萍之末酝酿……
租股猛于虎
所谓的“租股”，是中央批准的为修建铁路筹款的方式之一，它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四川全省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
北京城宣武门外的永光寺西街是个热闹的所在，“全蜀会馆”（四川会馆）以及广东的新会会馆和顺德会馆都在这里。1910年9月10日，“全蜀会馆”聚集了一大群四川老乡，“格老子”见“格老子”，倒也不必卷着舌头说那一口带着麻辣味的京腔。
走进会场，那浓烈的麻辣味变得十分呛人。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上海股灾巨额亏损怎么善后。
股东内讧
这是上海股灾后，在京的川路股东第一次聚会。
出问题、找政府，这是大清国历来的传统，倒不是商人们天生软骨，而是政府实在太强、太有才了。川人兀自在集会上痛心疾首、慷慨陈词，最后还得落实在那张充满了谦卑、哀求的状子上面。会议的决议其实很简单：要求在北京对违规入市、涉嫌贪污挪用的公司CFO（“总收支”）施典章提起诉讼，请各有关部门主持公道，同时立即派人到上海查账。
会后，有人认为仅针对施典章是不够的，施典章出问题，主持公司大政的“驻京总理”（当时总经理都叫“总理”）乔树枬难辞其咎，应当责令乔树枬承担连带责任，负责追还损失。借着上海股灾，川路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开始变得更为波诡云谲。
这样的股东会随后还开过不少次，麻辣程度逐渐升级。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决议如下：在京同乡官绅，向邮传部和都察院递交联名信，要求在上海的川路董事，向上海道署起诉，并请求政府立即查封施典章的家产；致电四川总督及川路董事局，要求在下个月的常会上选举新的总理。
10月30日，在京股东会议的名称升格为“川汉铁路维持大会”，会议一开始，便明确宣布其宗旨是：“对付乔树枬、不认借外债”。“对付乔树枬”，是高级管理层的内斗，而“不认借外债”，是要维持现有管理层对川路的牢牢掌控。十多天后，一份洋洋洒洒的联名控告信，就呈递到了邮传部，信的标题是《川路总理援私舞弊》，控告乔树枬执掌川路大权，却从来没有按照大清的公司法召集过一次股东会议，或派人查账，导致公司内部“百弊丛生、毫无觉察”。控告信说，考虑到施典章正在积极准备外逃香港，请求中央立即责成上海方面将施典章拘押看管，清查其家产，“以备抵债”，同时“饬令乔树枬交代清楚、以重官法。”
在另一份以“四川绅民”名义提交给大清资政院的控告信中，指控乔树枬欺上瞒下，令邮传部和四川总督“皆处被动之地位，藉以压制我全川股东，虽百控而莫敢与抗”。信中说，1905年，北京分公司的员工周维纶曾向商部举报，却被下令递解回原籍，结果死在半路上；而1907年另一员工邓代聪向都察院上访，也被关押到京郊大兴县的牢房里。这次施典章在上海酿成巨亏，邮传部不闻不问，不仅拒绝代向皇帝转交川路股东们的请愿书，反而将举报信等转给四川总督处理，而四川总督又转回给乔树枬处理。显然，乔树枬的幕后撑腰者已经成为控告的矛头。
股东们还指控，在股灾之前一年，上海就有三家钱庄晋益升、元源、厚大倒闭，川路公司因此亏损了12万两，乔树枬并没有及时召集股东会议，对施典章进行问责，导致一年后川路公司在上海股灾中遭受巨亏。
针对股东的这些指控，川路总公司发表声明为乔树枬开脱。声明说，施典章于1905年即已被任命为“总收支”，而乔树枬在1907年才被任命为“驻京总理”，各有专责，“自不能代任其咎”。
乔树枬也在报上发表长篇大论，一一反驳对他的指控。他多次强调自己只是驻京办“总理”，“既非全路总理，又无节制沪局之权”，因此“无从为奥援，更无从为祸始罪魁”。他虽被任命为川路的驻京总理，但其实从未真正到任，本职工作还是在教育部（“学部”）。
至于指控他冒用川籍京官的名义，推荐和安插私人亲信，乔树枬反驳说：所有参与推荐川路干部的京官们都是自愿的，并未受到任何人的压力，而那些被推荐的干部，都经过了总公司组织人事部门的考察后，才报请四川总督任命。
乔树枬还辩解，在上一年的上海三钱庄倒闭事件中，施典章一直是与成都总公司直接联络的，驻京办并未插手。而那次亏损之后，公司已经召集了股东总会，成立了董事局，只是在股东总会上并没有人提议撤换施典章，之后也无人指责施典章在其中举措失误，这责任绝不能让他一个人来承担。
股东们之间的争斗陷入纠葛状态，一时倒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川路公司的内部管理已经混乱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查账激斗
早在三年前（1907年8月），邮传部就派了工作组前往成都，调查川路公司的账目。他们认定，正是川路公司的“收支含混”导致市场信心崩盘，几乎无人认购股份，如果“不早予澈究，无以昭大信而释众疑”。
川路公司的“烧钱”能力堪称一流，至1908年，铁路还一寸未修，其筹集的800多万两资金，却已经有150多万两花在了工资及办公经费上，另200万两又在重庆铜元局这一国有项目上投资失利，损失殆尽。
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成立，这是大清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中央的设想，本是希望这类地方议会的组建，不仅能对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诸侯进行牵制，而且能以此扩大执政基础，为民意参与政治生活和政府决策提供新的渠道。川路公司的账目问题，成为四川省咨议局的重点监管对象。
11月，四川省咨议局通过整顿川汉铁路案，以立法者的身份，从筹集股本、修订章程、清查款项、整理财务四方面对川路公司提出了要求。
咨议局指出，投资铁路“公足以利国福民，而私亦足以养身赡家，此理人人皆能言之”，但川民们之所以还在“望而生畏，不肯投资购股者”，正是因为“公司管理不善，成不成未可知，利与害自不计耳”，要求川路公司从排除这些障碍下手。
在公司章程方面，川路公司外挂商办之名，却无商办之实，管理人员均由政府委任，而不是股东会任命。一切用人行政，多未遵照《商律》。“出股份者，不得《商律》上应享之权利，人非至愚，孰肯投资？”要求公司立即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真正的公司架构。
在查账方面，虽然“部委清查两次”，但股东没有直接参与，终究还是“不能泯局外人之疑虑”。咨议局认为，股东投资一种事业，最为看重的“在于监视出入，较量锱铢，稍一不当，顿生乖离情迹”。
而在整顿财务方面，咨议局毫不客气地指出，公司现在“寄放资本，散存各处，毫无统一，久耗可虑”。而且公司“开支每多浮滥”，“寸路未修，而耗款如是之巨，凡此皆宜整顿者也”。
在四川省咨议局主导和支持下，川路股东成立了董事会，其所聘任的查账人郭成书、陈一夔等，一时成为全四川最忙碌也最引人瞩目的人。但川路公司账目经手人周文彬，拒绝交出账簿，在多方压力下，挤牙膏一般交出167本账簿，随后又陆续交出73本。后经股东会决议，要求全面查账，周又拿出70多本。但查账人发现这些账目含混，无可对证，可周文彬再也不肯交出底账，甚至狡辩说早就交完了。1909年11月查账人开始清查成都公司的账目，到1910年的6月，足足7个多月才基本完成，提交了“错误”、“浮滥”、“侵蚀”三张表，密密麻麻，报给董事局及四川总督。而被周文彬藏匿的那些账簿，直到1911年1月1日，经成都某印刷公司的经理熊某举报，才在该印刷公司内起出了4本底账，“中间抽篇换页，挖补涂改，层见叠出”。
这还只是总公司的纸面查账。要全面弄清川路公司的账目，必须将总公司的帐与上海、武汉、宜昌及北京四家分公司的帐相比对。因此，1910年7月，查账组开始派人奔赴各地，却没料想上海股灾正好爆发，查账任务便更为艰巨。
查账的艰难，除了内部管理混乱所致外，还因为川路股本多来自从农民手中强征的“租股”，川中7000万百姓，号称人人皆是股东，而这些租股又是靠设在各地的“租股局”负责征收，点多线长面广，更是漏洞百出，一地鸡毛。
“被”当股东
川路开办之初，中央批准的筹款方式为四种：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谓的“租股”，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是四种筹款方式中唯一获得公权力保障的，因此也最为稳定。
四川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也如同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一样，“能者多劳”，农民负担反而远比一些“欠发达地区”更重。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两项赔款，四川就分摊到每年200多万两，仅略低于比广东，位居全国第二。此次，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又是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正如四川留日学生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中所说，四川的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这份留日学生编撰的报告，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各县的“租股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二衙门，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大清王朝则莫名其妙地成为民意痛恨的对象，为“土豪劣绅”们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锅。
当时南充等地出台的土政策是，将股份再切小，除了50两的大股外，还设了5两的小股，以便农民们积少成多后兑换大股。但即使5两的小股，农民们也往往得花费数年时间才能攒够，在这之前，只是由征收员出具白条小票，上面写明已收多少，待凑成股数后再换发股票，而未发股票前，则不给利息。当农民凑成“小股”（5两）后，只是换发一张“另票”，依然不给利息。但是，省里是按照各县的总额下发股票，并按照股票的数额下发每年6厘（6%）的股息。如此一来，大量农民“散户”的股票滞留在“租股局”手里，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干部的干部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坐吃利息。
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发现租股利息被中饱鲸吞后，曾经专门出具公文查禁：“查定章，无论何项股本，一律给息，路成后复与分红……似此名实乖违，弊端百出，若不从严整顿，无以昭大信而释众疑。”他还亲自查处了一批干部，但他的个人努力，在官僚机器的强大化解之下，毫无成效。他本人反而得罪了全川的基层干部，埋下了日后被以革命名义残酷处决的伏笔。
修建铁路本是仁政，但如同宣统年间的种种改革仁政一样，在官僚机器的运行之后，都成了一样“猛于虎”的苛政。
四川籍干部、财政部科员（“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在呈送给都察院的报告中，痛陈川路租股的危害。按规定，如果农民收入不足，只能纳粮而无力购股，则不可强行征收租股。但是，根据杜德舆的调查，州县干部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也，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根据一位回川奔丧的留日学生记载，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痞子能人”，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痞子们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大多数农民都将租股当作“出钱免祸”（留日学生语）、无力对抗的捐税，他们并无法等到凑够50两当劳什子股东，为了换得现银，多将手中的股权低价卖出，因此也造成了川路股票“二级市场”的畸形繁荣，收购者多是富商及公务员们，“有二十余金而得五十两之股票者”（《汪穰卿遗著》），农民的折损率高达60%，购入者则可坐享暴利。日后保路派所谓的7000万股民，其实，主流只是那些拽着大把股票的有权有势者，这也是盛宣怀等中央领导坚决顶住压力、坚持认为租股就是变相捐税、不为川路腐败亏损埋单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民怨沸腾，一方面却是中饱私囊，川路的资金筹措和全面开工建设遥遥无期，“早停一年租股，早苏一日民困”就成为很多“非既得利益者”的共识。
内阁侍读大学士甘大璋算了一笔账，川路总预算在9000万两，如果依靠租股，则凑够此数当用百年，现在已开工的200里计划9年完成，那全路至少需90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川路公司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
但是，甘大璋似乎忽略了：川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所期望的，就是“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成无期”，这样，他们就可以守着租股，“永成无期”地寄生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