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收归国有，取缔“租股”，严禁用公权力强迫农民以交租的方式”被”当股民，这一为农民减负的举措，以任何意识形态的秤杆衡量，都绝对堪称仁政，却被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彻底扭曲。中南海的脑部信号，无法在帝国的脸面上准确地表达出来，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面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呢？
“盛”名之下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他的亨通官运、商战经历、财富传奇，无疑令他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是个强势的人，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铁路这个大舞台，他开始强力推进铁路国有政策……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儿。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前年（1909）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一同毕露，雷霆手段频出，倒也令向来软弱的大清中央，在铁路国有问题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打趴胡雪岩
盛宣怀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
首先，盛宣怀的官运实在亨通。如同那个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也科举场上十分失意，但自从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之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任事，他开始在大清国的官僚体系中青云直上，最后终于成为部长级高官（“尚书”），而且，执掌的是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邮传部。邮传部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大清国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战场。从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该部在六年间居然十三次更换部长，竞争十分激烈，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比部长级别更令人羡慕的是，盛宣怀从踏进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开始，几乎一直都是脚踩官场与商场两只船，而且与胡雪岩那种挖空心思挤入官场内寻找靠山的买卖人不同，盛宣怀下海，几乎都是由组织任命、带着红头文件和财政资金的。当然，盛宣怀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业才干，在官方资源的强大支持下，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几乎无往而不胜。
“外战”方面，他的经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系列两败俱伤的价格战幕后，大清国政府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不仅授予轮船招商局垄断经营权，而且还提供财政贷款，而又正值美国资本方计划实行战略转移，从中国撤资改投美国新兴的铁路大建设，旗昌轮船上终于升起了黄龙旗，降下了星条旗。在轮船招商局将旗昌公司纳入怀中的同时，主导收购事宜的盛宣怀，也乘机将轮船招商局纳入自己怀中，以徐润为首的招商局原领导班子，或因腐败问题，或因能力问题，受到了整肃。
“内战”方面，盛宣怀最富传奇性的案例就是将财神胡雪岩彻底打趴下。严格地说，盛、胡之间的斗争，并非单纯的商战，而是两人背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力斗争及路线斗争。胡雪岩尽管戴着红顶子，但毕竟没真正在机关内混过，根本不是盛宣怀的对手。当胡高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依托其“阜康钱庄”里的储户资金，与外商进行生丝大战，以图获得暴利时，盛宣怀则瞅准时机，轻巧地打断了胡的脊梁骨——资金链。胡雪岩曾经出面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债，这些债务的管理也是阜康钱庄的重要业务和利润点。清政府将这些债务分解落实到相应的省份，统一汇总到上海后，由上海道台交给胡雪岩；而外资银行则直接从胡的钱庄按时收取本息。上海官场恰恰掌握在李鸿章和盛宣怀手中。在胡雪岩的生丝大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盛宣怀密令上海道台暂缓向胡支付官方还款，胡的资金链立即崩紧。同时，盛再向外放风阜康钱庄银根不稳，引发了挤兑风潮，胡的资金链终于崩断，导致身败名裂。
财富防火墙
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如徐润、郑观应、刘学洵、刘鄂，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及身而陨，而张謇等人，虽然在实业界名声巨大，却其实是个“空心老倌”，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但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盛宣怀自己在写给醇亲王的信中就说：“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冲击。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们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早在戊戌年间，作为一名改革的实际操作者，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更有影响力的改革实践者一样，盛宣怀明智地与康梁等“口水改革家”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盛宣怀是位实干者和践行者，通观《宣统朝政纪》，盛宣怀的姓名约出现70多处，几乎都是奉旨接办某项艰难的任务，比如对外谈判、对内赈灾。
但这次，盛宣怀并不知道，前方居然是一个极大的厄运在等待着自己。
众矢之的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集会，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告暂行由部接收”；
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盛宣怀：“桂蜀国有，从速宣布为宜。”他很实诚地认为“滇、黔、桂以无力，望国有”，不似湘、粤、蜀那样“为私利抗国有”……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作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则是，如何以抗拒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为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在之后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我们能不断发现这种动辄千人、万人的集体哭场景象。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除了上访请愿外，他们还决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手段对付之”，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开地因经济问题而诉诸“强硬手段”的人身威胁。他们还表态说，“外国人如来湘强事（铁路）修筑，湘人必集合全体共谋抵制，无论酿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顾；若部派督办来湘，湘人亦以此法对付之”，“我辈定以死力争之，闭市、停课、抗租，均确定为最后之办法”。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1万余人，“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传单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敏感词：“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拚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呢？”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申报》在5月15日报道说：“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咨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
这对时刻准备着钻空子的革命党来说，当然是绝好的机会。在革命党的暗中鼓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集会，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中央政府媚外辱国，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相反，倒是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静谧。原因则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
“卖国贼”的合同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这显然令各省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