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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屈辱历史和辛亥革命的论述

孙中山晚年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新认识

孙中山箴言选录

内容提要

一、关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和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境况

八国联军之役以后,列强对中国天天在宰割。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清政府呢?他们既怕洋人,又怕革命。今天列强正合以谋我,清廷牺牲国家领土、换取小朝廷以图苟活。既不能独立自强,又没有外交上的准备,一遇对外交涉,便觉图穷匕见,失败自是意中事。故道光时有鸦片之役,咸丰时有英法联军之役,最近又有甲午之役、庚子之役,。。没有一次不是失败;以致领土被占,藩属尽撤。列强不费一兵一弹,只要一纸公文的照会与要求,满清政府就惟命是听,举国防要地的大好军港,拱手而让之外人。这不是丧心病狂,又何致贻外交上以莫大的奇辱

呢!列强鉴于其惧外媚外的心理,为求进一步的施行侵略起见,于是更划定势力范围于各省,必至于瓜分中国而后止。

清廷亲贵弄政,舞弊营私,官场黑暗,惨无天日。他们剥民之肤以为衣,吮民之血以为食,简直把四万万的民众,当似他们的鼎俎中物。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谁也是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不论如何不公,如何残暴,在这里是无从申诉的。各省总督从压榨人民中成为巨富。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地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或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

清廷既知民怨之沸腾,更不惜与民为敌,压迫加甚。居今日而为中国人,生命曾蝼蚁之不若,一举手,一投手(足),动辄必罹刑网,辗转呻吟,毫无生人乐趣。于是有甘受压迫,略加反抗者,则立派大队进剿,清乡洗村,无论妇孺老弱,杀戮殆遍。然此等暴行,不但不足以已乱,而且适足以长乱。

满清政府既是这样压迫,这样的强暴,但是对于外国人,却是懦弱无能,非常的柔顺,事事不能自立,总是受外国的嵌制,揣其意似以为中国的土地人民财产,尽数以转赠外人,“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居心的狠毒与荒谬,当为天下人所共见。在中国所谓清国仅仅是一个名称,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实际上等于没有国家。不仅如此,将来沦为欧美列强的奴隶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关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为唯一法门。”

有一种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改。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也。然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

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

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

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今日之中国何以必须革命?因中国之积弱已见之于义和团一役,二万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辈四万万人一齐奋起,其将奈我何,我们必要倾覆满清政府,建设民国。其目的所在,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此种目的,当合全国人民为之,乃可达到。改革之势正在鼓荡,及身可见清王朝崩溃,这是贯彻余多年宿望之秋。

我等今日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今日为国民革命。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进行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不愿君主一人专利,不愿少数富人专利,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完美的国家。

三、关于辛亥革命的成果

武汉事兴,全国响应,匝月之间东至于海,南及闽粤,风云泱动,天下昭苏。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使国内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划除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

蒙其利者也。

我们推翻了专制政府,改建了共和民国,大家就应知道,专制与共和,到底有什么分别?从前的专制国是皇帝的国家,现在的共和国是人民公有的国家。从前是皇帝在上,人民在下,现在我中华民国人民,要从奴隶的地位变做主人的地位。

今日革命虽已成功,然人民多未明革命真理,故我辈仍不得谓功成身退。

四、关于“共和之空名”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所得,仅一共和之空名耳,按诸实际,民之无权,与尚未革命时相等也。唯余酷爱之共和,不但须有共和之名,且须有共和之实。以先烈无量之头颅、无量之热血所获得之共和两字,行将归于消灭,是可忍,孰不可忍?

民国元年那一班革命党人,以为把满清政府推倒,就算革命成功了。这就是没有根本解决的觉悟,所以闹成今日这样田地,其实革命仅做了一半功夫,还没有大成功。革命的事业没有成功,病根便在于调和。调和的意思,本来是大公无私,求和平统一的。无奈一般腐败的官僚和军阀,发起反对共和。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

中国现局堕落,一至于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当时同志鼓吹革命,全凭着一腔热血,未曾计划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继续进行,怎样的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和主义。所以武昌起义以后,同盟会的同志就不能再往前做去,一般同志都匆卒跑到政界去了,所以这革命的进行就未免半途而废。

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距武昌革命不到三个月,我到上海,就听得一种舆论,说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那时革命党就没有继续下去,到后来统一告成,便有许多的党纷纷起来争握政权;而革命党因一时拼命去罗致人才,以致内部十分复杂,中坚人物又冷了心,原来的革命党都退缩出来,所以结果就大大的失败了!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因此失败。

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我们以后要团结一致,要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归个人所用,要归党内所用。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像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

革命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哪一国,一经发动之后,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

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军官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

民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人大多数都是用枪炮来奋斗,很少的用宣传来奋斗。如果我们没有宣传的奋斗,那末,我们用枪炮奋斗得来的结果便不能够保持,这就是十三年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实革命事业像拆去旧屋建筑新屋一样,这十三年便是旧屋已拆,新屋未成的时期。有人以为旧屋虽然有倾倒之虞,尚可抵御风雨于一时,而以为不应当拆屋,这是何等错误。满清皇帝虽推倒,而数十个小皇帝代兴。故人民不能得安乐,反觉痛苦。

五、关于必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琨(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属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

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

解决中国问题,要同时断绝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

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

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必须放弃他们应得的那份庚子赔款,否则中国就要像苏联一样采取行动。因苏联已为中国做出了一个国家应怎样摆脱外国威胁和不公平待遇的榜样。

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豢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各系军阀也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那么,不必费多大力气,就可以肃清国内的敌人。我们应该重整自己的国家,把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帮凶——军阀一起驱逐出中国去。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进行也。

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

正文

一、关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和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境况

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

物博,无益也。

——《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同),第14页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昏睡的人太多了,你没有感觉到吗?所以欧美各国都称中国为睡狮。且不说狮子要醒来才有威力。睡觉的中国人虽不是全体国民,但是蒙上眼睛毫无反应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是为什么?你也能理解,这是清朝腐败的政治所致。在中国所谓清国仅仅是一个名称,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实际上等于没有国家。不仅如此,将来沦为欧美列强,白种人的奴隶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与梅屋庄吉的谈话》(1895年1月5日),《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第121页

盖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其原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久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倖免?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

——《香港兴中会章程》(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我中国衰败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经年,全军几至覆没,丧师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外洋传播,编成谈笑之资,虽欲讳之而无可讳也。追求积弱之故,不得尽归咎于廊庙之上,即举国之士农工商亦当自任其过当(焉)。

——《拟创立农学会书》(1895年10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页

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

——《伦敦被难记》(1897年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1页

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进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是,懒惰和无知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9页

我努力说明白这件事情: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地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或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1897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2页

沃野好山,任人割取,灵苗智种,任人践蹈,此所以陷于悲境而无如何也。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至于满清政府则更无望矣,非彼之不欲自全也,以其势有所必不能也。凡国之所以能存者,必朝野一心,上下一德,方可图治。而满人则曰:“变法维新,汉人之利,满人之害。”又曰:“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

——《支那保全分割论》(1903年9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1页

在中国,不存在你们所了解的法律。人民没有发言权。不论如何不公,如何残暴,在这里是无从申诉的。各省总督从压榨人民中成为巨富。

——《在旧金山的演说》(1904年5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0页

八国联军之役以后,列强把中国看成一条肥猪,天天在宰割。清政府呢?他们既怕洋人,又怕汉人革命。今天列强正合以谋我,清廷必牺牲国家领土、换取小朝廷以图苟活。

——《在东京与熊克武、但懋辛的谈话》(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集外集》,第136页

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以中国不能自立,则世界和平不可保也。

——《与芙蓉华侨的谈话》(1906年7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4页

满清政府对于我们汉人,既是这样压迫,这样的强暴;但是对于外国人,却是懦弱无能,非常的柔顺,事事不能自立,总是受外国的嵌制。

——《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1907年),《孙中山集外集》,第43页

举凡满清政府的举措,无一不为民害,亲贵弄政,舞弊营私,官场黑暗,惨无天日。他们所挟持以为残民之具者,为强权,为暴力,剥民之肤以为衣,吮民之血以为食,简直把四万万的民众,当似他们的鼎俎中物。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谁也是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满清政府既知民怨之沸腾,更不惜与民为敌,压迫加甚。居今日而为中国人,生命曾蝼蚁之不若,一举手,一投手(足),动辄必罹刑网,辗转呻吟,毫无生人乐趣。于是有甘受压迫,略加反抗者,则立派大队进剿,清乡洗村,无论妇孺老弱,杀戮殆遍。然此等暴行,不但不足以已乱,而且适足以长乱。

——《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1908年11月),《孙中山集外集》,第45页

满清政府既不能独立自强,又没有外交上的准备,一遇对外交涉,便觉图穷匕见,失败自是意中事。故道光时有鸦片之役,咸丰时有英法联军之役,最近又有甲午之役、庚子之役,。。没有一次不是失败;以致领土被占,藩属尽撤。然此因战败关系,迫于城下之盟,还可以说得去。至于列强不费一兵一弹,只要一纸公文的照会与要求,而满清政府则柔顺恭谨,惟命是听,举国防要地的大好军港,拱手而让之外人。这不是满清政府的丧心病狂,又何致贻外交上以莫大的奇辱呢!列强既鉴于满清政府的积弱,与其惧外媚外的心理,为求进一步的施行侵略起见,于是更划定势力范围于各省,充其极必至于瓜分中国而后止。而满清政府犹昧焉不察,偷息苟安,揣其意似以为中国的土地人民财产,都是得诸汉人,而非其私有,虽尽数以转赠外人,也于满清自身无所损失,“宁赠友邦,毋与家奴”,满清居心的狠毒与荒谬,当为天下人所共见。

——《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1908年11月),《孙中山集外集》,第46页

二、关于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为唯一法门”

我们四万万同胞必须要,也一定会从残暴野蛮的酷政中解放出来,在仁慈公正的政府领导下,以文明进化的技艺,同享天伦之乐。

——《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1896年12月),《孙中山集外集》,第4页

如何约束民众,稳定秩序,同时建立政府机构,如何防止骚动,查禁暴行,同时教诲民众认清漫长专制已被推翻,这是我们为了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必须解决的唯一问题。

——《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1896年12月),《孙中山集外集》,第5页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改。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也。。。然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黩,养成积习,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伦敦被难记》(1897年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3页

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会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1897年初),《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86页

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与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充其野心。充其野心之方法,唯作联邦共和之名之下,其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贺[驾]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3页。

呜呼,今举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饿虎取而食之,以振其蛮力,雄视世界。自热心家用之,以提挈人道,足以号令宇内。反掌之间,相去天壤。余为世界之一平民,而人道之拥护者;犹且不可恝然于此,况身生于其国土之中,尝直接而受其苦痛者哉!余短才浅智,不足以担任大事;而当此千钧一发之秋,不得不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若天兴吾党,有豪杰之士慨来相援,余即让渠独步,而自服犬马之劳;不然,则唯有自奋以任大事而已。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3~174页

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

——《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今日之中国何以必须革命?因中国之积弱已见之于义和团一役,二万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辈四万万人一齐奋起,其将奈我何,我们必要倾覆满清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

第1卷,第226页

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

——《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7页

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

——《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页

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

——《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7页

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

——《与杨度的谈话》(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27~28页

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

第1卷,第278~279页

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

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页

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282页

从中国古代皇朝变迁的历史来看,颠覆之时必然是国政倾颓之际,必有革新志士出而建国改造,古今无异。目前清国国势不振,盖其时将近。近来中国青年多留学日本、欧美,人数不断增加。其毕业归国之后,必有位居枢要之地者。彼等必厌恶旧习,而欲发展新生局面,且不免与顽固保守者冲突。基此原因,发现改革之势正在鼓荡,及身可见清王朝崩溃,这是贯彻余多年宿望之秋。

——《与横滨某人的谈话》(1905年8月中旬),《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9

中国此时似尚未发生问题,而将来乃为必至之趋向,吾辈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设革命成功,而犹袭欧美、日本之故辙,最大多数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

——《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05年9月1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31页

革命之目的,以保国而存种,至仁之事,何嗜于杀!

——《与胡汉民的谈话》(1906年4月中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6页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9页

在这二十多年中间,历尽了艰难险阻,经过了好多次的失败,仍是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无非是要救我们的中国。

——《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1907年),《孙中山集外集》,第42页

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双重奴隶”的田地了。我们应该赶快湔洗这个耻辱,以免除亡国灭种的痛苦。我们革命党的行动,就是要谋中国的自由平等。

——《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1907年),《孙中山集外集》,第44页

我们要救中国,便要实行革命,先把满清推倒,因为满清是我们革命的障碍物,满清不倒,中国终不得救。

——《在槟榔屿对侨胞的演说》(1907年),《孙中山集外集》,第44页

我们中国同盟会自一九〇五年成立以来,已经起义若干次了,虽是每次都失败,但排满的大义深入人心。屡败屡起,百折不馁。

——《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1910年2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75页

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而最关切于人人一己之事也。

——《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1页

中国今日何以必需乎革命?因中国今日已为满洲人所据,而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

——《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2页

今日有志革命而尚未成功者,只有俄罗斯耳。然此亦不过一迟早问题,其卒必能抵于成,则不待智者始知也。今又以俄国革命之难,与中国革命之难而比较之:俄帝为本种之人,无民族问题之分;且俄帝为希腊教之教主,故尚多奴隶于专制、迷信于宗教者,奉之为帝天。又俄国政府有练军五百万为之护卫,此革命党未易与之抗衡也。俄民之志于革命者,只苦专制之毒耳。中国今日受满清政府之专制甚于俄,而清政之腐败甚于俄,国势之弱甚于俄,此其易于俄者一。清帝为异种,汉人一明种族之辨,必无认贼作父之理,此其易于俄者二。中国人向薄于宗教之迷信心,清帝不能以其佛爷、拉麻等名词而系中国人之信仰,此其易于俄者三。又无军力之护卫,此其易于俄者四。俄人革命虽有种种之难,然俄国志士决百折不回之志,欲以百年之时期而摧倒俄国之专制政体,而达政治、社会两革命之目的;中国之革命有此种种之易,革命直一反掌之事耳。惟惜中国人民尚未有此思想,尚未发此志愿。

是中国革命之难,不在清政府之强,而在吾人之志未决。望诸君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身家性命可保矣。

——《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3页

今满洲政府之对于施行宪政,开设国会,无一毫之诚意,故到底不能见诸实事;即见诸实事,亦决无效果也。政府无统辖之力,以愚蒙人民为政治之秘诀。此虚伪之政治,必当去其根柢而一新之也。

——《在云高华华侨欢迎会的演说》(1911年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 ,第512~513页

我国人多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每顾个人之私事而不为国出力,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曷不观于日俄之战争,日之胜俄,只以国之存亡与己身之关系激动民心,背城藉一以胜之而已。

——《在中国同盟会葛仑分会成立大会的演说》(1911年6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3页

革命流血之少,而〈较之〉不革命遭清政府有形或无形之杀戳流血之多,〈相差〉何止百数十倍!

——《在美国各埠的筹款演说》(1911年9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1页

中国为何而发起革命?盖吾辈革命党之用心,以连合中国四万万人,推倒恶劣政府,造成国利民福为宗旨。

——《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

书局2006年版,第317页

以共和国为人民之国,非一二政治家之国也。革命党谋覆满清,其目的所在,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此种目的,当合全国人民为之,乃可达到。

——《宴请广东商界人士时的演说》(1918年2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5页

革命党怕中国陷于双重奴隶,故出来宣传革命。而人民人人都欢迎革命。满洲人宁愿以国土送给外国人,不愿送给汉人;革命党怕中国沦亡,便提倡革命。

——《在韶关各界赞助北伐大会的演说》(1924年9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5页

三、关于辛亥革命的成果

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

——《致吴稚晖函》(1911年11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6页

此次武昌事起过于神速,未能十分预备,故困难之点尚多。然全国上下,风发云涌,四起响应,无不赞助;革党预备虽未完善,然以勇锐无前之气胜之,亦可替代预备。今此满廷忽有讲和之意,特以衰败无力之皇室,已无谈判之价值,非共和党之所屑也。

——《与英国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9页

武昌举师以来,即由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今归海,得睹国内近状,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无效。

——《与上海〈民立报〉记者的谈话》(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1~572页

武汉事兴,全国响应,匝月之间而恢复两都,东至于海,南及闽粤,风云泱动,天下昭苏。当此千载一遇之会,得驰骤其间,为主义效其忠,为社会尽其瘁,亦吾党穷欢极乐之时哉!

——《中国同盟会意见书》(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7页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不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画一,夫岂其难。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以能居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

——《在上海〈民立报〉之答词》(1912年4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7页

今日革命虽已成功,然人民多未明革命真理,故我辈仍不得谓功成身退。

——《在广州都督府欢宴席上致答词》(1912年4月25日),《孙中山集外集》,第55页

自武汉发难,不数月而共和政治出见于亚东大陆,论者推原功首,咸以为数年来言论提倡之力,固矣!顾共和虽成,而共和之实能举与否,则当视国民政治能力与公共道德之充足,以为比率。

——《〈新国民〉杂志序》(1912年6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1~382页

昔满清政府将扩张海军建设之费,以为建设一大娱乐园,以作私人之娱乐,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革中国旧军备也,而不有昔日满清政府之腐败也。

——《复陈其美函》(1912年7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0页

今年中华民国之第一年,比去年大有分别。去年今日尚在专制之下,今日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平等自由。

——《在烟台各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2页

盖自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南北统一,共和告成,是吾国此次革命,非系一党之功,乃全国人之功。即我同盟会奔走十余年,流多少热血,提倡革命,苟不得全

国人心之赞成,其成功必不致如是之速。

——《在北京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2页

今年是民国成立的第一年。我们推翻了专制政府,改建了共和民国,大家就应知道,专制与共和,到底有什么分别?从前的专制国是皇帝的国家,现在的共和国是人民公有的国家。诸君要晓得今日到这个地位,自开国以来所没有的。从前是皇帝在上,人民在下,现在我中华民国人民,已从奴隶的地位变做主人的地位。

——《在江阴各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3~524页

中国革命事业,实全国人心理所成。而其所以共和建国之理由,盖因中国人数千年以来之战事,皆为少数人争皇位之战争,其最强者,灭除其敌人,而自立为皇帝。其在欧洲,有宗教战争、政治战争、种族战争;而在中国,则只有皇位战争。人民受苦极深,咸愿共和。此全国人之心理如是。

——《在日本日华学生团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下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页

中国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从前中国文化,限于亚东一小部分,不能扩张。今日得一种高尚完全之政体,政体既改良,人民道德亦必随之改良,方可表示共和政体之真象。

——《在日本日华学生团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0页

今日革命成功,祖国前途,大有可为。各国相待,亦异往昔。盖我中国以最短

促之时间,成就最伟大之事业,为地球上亘古所未有。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2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5页

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轹凌制之象。二为划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自经此役,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自经此役,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结果之伟大,洵足于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

——《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页

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年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民国之所以成,就是成于我们得到了这个根本。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3页

四、关于“共和之空名”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这回革命一起,不旬日已有十三省次第响应独立。独立如斯,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更不知前仆后继之人及共和之价值,而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然潜伏,今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痈贻患,将来遗害民国之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虑者也。

——《与旅美华侨同志的谈话》(1911年10月20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56~57页

大清王朝诚然是一个“过去的遗物”,但满清的逊位,并非即是中国的完全得救。在我们的前面,尚有大量工作必须完成,俾使中国能以伟大强国的身分与列国并驾齐驱。

——《复康德黎夫人函》(1912年3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0~231页

破坏容易,建设烦难。去岁推倒满清政府,仿佛撤毁一间腐败房屋,其除旧更新之际,此中端赖得人。

——《在杭州五十一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51页

以先烈无量之头颅、无量之热血所获得之共和两字空名,行将归于消灭,是可忍,孰不可忍?

——《致南洋同志函》(1915年9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4页

唯余酷爱之共和,不但须有共和之名,且须有共和之实。

——《与苏赣督军代表的谈话》(1917年12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64页

革命党三字,至今日几为一般国民所头痛矣,何以故?革命党之目的,虽未尝无可取,革命党之精神,则重在牺牲、重在破坏,在演国民的悲剧,是故凡为革命党者,第一要不顾身不顾家之志愿而后可。然一般好静恶动之国民,则只知顾身,只知顾家,官僚阴谋者乘此国民之惰性,惟以顾目前之身若家,欺罔国民所谓“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之一句话,自袁世凯创作以来直至今日官僚尚视此为惟一传薪之衣钵。然而国权暗削,日日卖国,民族之生机日促,现状之不能维持,转以日

亟矣。民国以来,危机四发,经过多少痛苦,而人不知彻底觉悟者,皆坐此维持,现状之一语,自欺欺人,有以误到今日也。

——《在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闭幕式上的演说》(1919年8月5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36页

然则革命党何以从前失败乎?一言以蔽之曰,吾人所引之夥伴不良,中途判[叛]逆民国,此为吾人所已得之教训,今愿陈之诸君之前者也。辛亥光复以前,清之待遇我等者,彼时尚未有革命党之徽号,不曰谋叛背逆,便是朝廷之乱臣贼子。我革命党于此际,即不顾身不顾家,以与满清之朝廷奋斗。当时顾身顾家之国民,及惟官自视之大僚,避吾人惟恐不及,迩复辛亥革命成功,我党之胜利逢源而至,当时彼顾身顾家之国民,及惟官自视之大僚,向日避吾人惟恐不及者。

——《在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闭幕式上的演说》(1919年8月5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37页

民国元年那一班革命党人,以为把满清政府推倒,就算革命成功了。这就是没有根本解决的觉悟,所以闹成今日这样田地,其实革命仅做了一半功夫,还没有大成功。试看冯国璋是火烧汉口的,徐世昌是清朝的太傅,他们居然来掌理我们民国的统治权,这个民国怎能够弄得好呢?

——《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下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7~148页

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

5卷,第262页

民众不了解革命的道理,不拥护革命,革命还不成功。

——《与李朴生等的谈话》(1920年夏),《孙中山集外集》,第248页

不过当时同志鼓吹革命,全凭着一腔热血,未曾计划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继续进行,怎样的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和主义。所以武昌起义成功以后,同盟会的同志就不能再往前做去,以致失败。武昌革命成功的快,原来也是出人意外的。一般同志都匆卒跑到政界去了,所以这革命的进行就未免半途而废。距武昌革命不到三个月,我到上海,就听得一种舆论。那舆论,也就是革命党同附和革命党的人发出来的,说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我当时听了很觉奇怪,怎么革命军起,革命党就要消呢?实在不懂他们所说的意义。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那是(时)革命党就没有继续下去,到后来统一告成,便有许多的党纷纷起来争握政权;只有革命党迟之又久,才改做了政党,然因一时拼命去罗致人才,以致内部十分复杂,中坚人物又冷了心,原来的革命党都退缩出来,所以结果就大大的失败了!后来,我鉴于这个失败,所以就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以便实行我们所抱负的主义。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0~391页

民国虽已十年,祸乱相寻,实际未达共和境界,不过将满洲统治权换入腐败官僚和复辟派手中。北方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

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还要将辛亥革命未了的事业,做个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须巩固基础;基础之巩固,就在主义的坚定与人心之团结。

——《在中国国民党交通部成立大会的演说》(1921年1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60页

辛亥革命所得,仅一共和之空名耳,按诸实际,民之无权,与尚未革命时相等也。夫以代议制度尚未实现之国家,而曰民权主义之目的已达,谁其信之!

——《〈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册〉序》(1921年3月19日),《孙中山集外集》,第30页

不幸辛亥之役,其所设施,不如吾意所期,当时汲汲,惟在于民国名义之立定,与统一之早遂,未尝就建设之顺序与基础,一致其力。大势所趋,莫之能挽,根本未固,十一年来,飘摇风雨,亦固其所,积十一年来之乱离与痛苦为教训,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及今为之,犹可及也。

——《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1922年),《孙中山集外集》,第36页

我们自革命成功以来,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这就是由于成功之后,大家都不注重党事,只看重政、军两种进行,所以就大遭失败。现在要从党务进行,就是要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发挥十几年前吾党先烈的精神。这样做来,成功一定可靠。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入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页

我们中国本来是统一的,但是自辛亥年革命以来,革命的事业还没有成功,这个病根便在于调和。调和的意思,本来是大公无私,求和平统一的。无奈一般腐败的官僚和军阀,发起反对共和。

——《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的演说》(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9页

中国现局堕落,一至于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出于无意,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从今以后,我行我素,再从事于彻底之革命,此外之事,一概不理。此志能达,不怕他来什么内患外忧,倘兄不信,请观今日之俄国。

——《复徐谦函》(1923年7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页

从前革命党虽然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是十三年以来,革命主义还没有实行,这就是革命还没有成功。此中最大的原因,是当时革命党外面见到外国富强,中国衰弱,被人凌辱;内面又受满清专制,做人奴隶,几乎有亡国灭种之忧,一时发于天良,要想救国保种,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甚么通盘计划去建设国家,只由各人的良心所驱使,不管成败,各凭各的力量去为国奋斗,推翻满清。这种奋斗,所谓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故满清虽然推翻,到了十三年以来还没有结果,这就是我们的革命仍然算失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下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6页

我们知道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6~97页

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甚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由于

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我们以后便要团结一致,都要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归个人所用,要归党内所用。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像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8页

在满清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党之奋斗,在宣传其主义于全国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视革命二字为神圣;成功后不能如其所期,顿使失望。此种事实,谁负其责?革命党不能不负其责。人民以各种痛苦归咎于我们,我们实难辞其责,要皆由于所用方法不对。

——《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99~100页

革命党有力量推倒满清,使反对者投于革命党之旗帜下,然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施其破坏而不觉,虽至失败,尚不知其所以失败的缘由。若当时有办法,有团体,先事防范,继续努力奋斗下去,建设起来,则只需三年之时期,其效果已颇有可观,决不至如今日之一无成绩。

——《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0页

我们从前革命,均未收到好结果,就是因为革命没有彻底成功,其原因大都是我们同志负担责任没有始终如一,所以不能贯彻革命主义。

——《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5页

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指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编者注),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2页

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做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3页

民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人大多数都是用枪炮来奋斗;很少的用宣传来奋斗。。。满清政府虽然是已经铲除了十三年,说到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没有得什么结果。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缺乏宣传奋斗的工夫。从前把枪炮的力量比宣传的力量看得太重,少向宣传那一方面去奋斗,所以用枪炮奋斗,虽然是已经成功,论到革命事业,还不能得甚么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晓得,初期的革命,十分重要的是枪炮奋斗,后来的革命,更加重要的还是宣传奋斗。如果我们没有宣传的奋斗,那末,我们用枪炮奋斗得来的结果便不能够保持,这就是十三年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广州国民党讲习所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49~350页

我们的革命事业,虽然推翻了满清,成立民国至今有了十三年。但是共和基础还没有巩固,一般军阀常常从中捣乱。那般军阀之所以能够捣乱的理由,固然是由于他们作恶,但是我们革命同志的团体不坚固还是一个大原因。如果我们的团体向来是很坚固,在民国元、二年便可以大成功。因为一般同志在那个时候的眼光都是不远大,只能够看到局部的事情,不知道互相联络,所以便成四分五裂。至于作事,始终不离革命这条路的还只有西南几省。但是,这几省彼此都是不联络,所以至今还是不成功。

——《在广州欢宴但懋辛等的演说》(1924年9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页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本已得所藉手,以从事于目的之贯彻。假使吾党当时能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则十三年来政治根本当已确定,国民经济、教育荦荦诸端当已积极进行。革命之目的纵未能完全达到,然不失正鹊,以日跻于光明,则有断然者。

——《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76页

当时大家提倡革命,赞成革命,希望享共和幸福。民国十三年来,人民究竟享了几多幸福呢?不过是四分五裂,盗贼兵灾吧。有些智识薄弱的人,以为这些痛苦是革命造成,十三年前虽做满清奴隶,还得安居乐业,现在还比不上。其实革命事业像拆去旧屋建筑新屋一样,这十三年便是旧屋已拆,新屋未成的时期。在此时期,倘遇狂风大雨,其景象当如何?有人以为旧屋虽然有倾倒之虞,尚可抵御风雨于一时,而以为不应当拆屋,这是何等错误。十三年来,大家遇着大风大雨的生活,所以不能安居。但新屋建筑未成者,因为有满清遗下之官僚军阀为障碍。当此之时,人民有的不忍舍去一片旧瓦,有的不忍舍去一块旧砖。不能彻底廓清,让一级官僚武人存在。这便是不能够建设之原因。满清皇帝虽推倒,而数十个小皇帝代兴。故

人民不能得安乐,反觉痛苦。尚有一个原因,国民自来做惯专制之奴隶生活,不问政治,故武人官僚敢这么放肆。

——《在韶关各界赞助北伐大会的演说》(1924年9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15~116页

武昌起义由有计划而变为无计划,于冒险之中无意成功。故虽偶然成功,仍不能算为成功,因为无预定条理办法之故。

——《在韶关庆祝武昌起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1924年10月10日),《孙中山集外集》,第55页

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来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国亡种灭,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但是欧美的革命思想,一传到中国来,便把中国的旧思想打破。试看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革命党在各地奋斗,成功的机会该有多少?而每次成功之后,又再失败,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革命失败,是被什么东西打破的呢?大家知不知道呢?是不是敌人的大武力打破的呢?是不是旧官僚的阴谋打破的呢?又是不是中国的旧思想打破的呢?这都不是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打破的呢?大家做学生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依我看起来,就是欧美的新思想打破的。

——《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6页

中国近来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实之后,又被这种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败。我们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

——《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7页

我们发生了革命,为什么又被平等、自由的思想打破呢?因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会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团体。所以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

——《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8页

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

——《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页

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其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上海现有人口一百五十万人,今吾限尔等每人一年内须介绍党员一千人,否则不准再来见我。

——《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

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么事呢?是求进步的事。这种求进步的力量,无论在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国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无论在古今中外的哪一国,一经发动之后,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没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

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后,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

——《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7页

五、关于必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与马湘的谈话》(1919年),《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48~249页

今日国民的知识,和国际的情形已比辛亥年时大大不同,进步得多了,做起来虽不无困难,但比以前不知容易了多少。十几年前之所以没有把反帝国主义的主张高喊出来,就是因为辛亥革命后同志们的心已经涣散,信仰也已动摇。现在本党改组,我们强化组织、坚定信仰,所以今后行之必易。

——《与黄季陆的谈话》(1924年3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390页

帝国主义列强必须放弃他们应得的那份庚子赔款,否则中国就要像苏联一样采取行动。因苏联已为中国做出了一个国家应怎样摆脱外国威胁和不公平待遇的榜样。

——《与外国记者的谈话》(1924年9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页

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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