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羡林散文
根据季羡林先生自述，他的研究范围大约有14项，而散文及杂文写作是被他排在最后的。而这仿佛是季先生余兴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在读过一些季先生的散文后，曾想过能否用“至真至情”来概括其特点，自己没有把握。及至最近读到先生的《漫谈散文》一文，我觉得我可以心安了。在这篇文章中，先生说道：“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先生是这样理解散文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的散文堪称真实、真情的典范。
先说真实。先生曾说，他写不来小说，因为他不会虚构，所以他只写散文。我们看他的文章，回忆师友者，有《回忆陈寅恪先生》、《回忆吴宓先生》、《记张岱年先生》等名篇；追述生平者，有《我写我》、《我的童年》、《那提心掉胆的一年》等篇章；抒写学校者，有《梦萦未名湖》、《梦萦水木清华》等文字；状物抒情者，有《神奇的丝瓜》、《清塘荷韵》、《老猫》、《咪咪》等至文；议事辟理者，有《论人生》、《真理愈辨愈明吗》、《容忍》、《毁誉》等短章；漫谈学术者，则有《我的学术总结》、《略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门外中外文论絮语》、《还胡适以本来面目》等宏文。无论属哪一种，季先生都是或记述真人真事，或抒发真情实感，或直言一己之见，绝无时下不少文人那种风花雪月之态，无病呻吟之声。
记人记事之真实就毋庸赘述了。在那些议论性的文字中，也充分体现了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和品格。在《还胡适以本来面目》一文中，季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了“胡适是个有深远影响的大人物，他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的结论。要知道，在1996年，提出这样的观点还是有人会觉得评论过高。在《我的学术总结》中，先生提出，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现在流行的中国通史都是在苏联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写成的，以论带史，迎合上意，应当重写；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写成的，强调作品的政治标准，而有些政治标准如“人民性”本身就是模糊的，忽视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这样的文学史理当重写。季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一些真实面貌，却也会招致来自各方面的非议，确乎是需要勇气的。
次说真情。季先生的真情既不是靠“啊”、“呵”这些感叹词来拖腔曳调，也几乎很少见华丽的词藻，他只是通过记事，在字里行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不避事物渺小，不避用词平凡。在怀念陈寅恪先生时，他认为对陈先生的最好报答，就是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宣扬他的学术成就，文末笔锋一转写道：“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问题和情感问题。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文字是这样地质朴，然而我们仿佛亲见季先生掷笔泣下，能不动容？
在《我的妻子》一文中，季先生没有用多少哀笔，而是写了如下这样一些幸福的时光：“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往往由她们二人（指季先生的婶娘和妻子——笔者注）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赞誉之词都是无用的，都会黯然失色的。”对这样在许多平常家庭都会有的场景，或有人存疑：写它有价值吗？季先生接着就告诉你：“我活了八十多，参透了人生真谛。人生无常，无法抗御。我在极端的快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一出十分美满的戏，早晚会有煞戏的时候。果然，老祖先走了。去年德华又走了。她也已活到超过米寿，她可以瞑目了。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当年的乐景瞬间转为哀景，读之谁不心恸？谁不更加珍惜与家人目前的欢聚？
而在写季先生的两只猫“虎子”和“咪咪”时，先生也倾注了非同一般的感情。冬天，先生在棉被上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即使双腿由于僵卧时间太长又酸又痛，他也决不动，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而当咪咪病了，跑出去，蜷缩在临湖的石头缝中时，她的眼睛里泪汪汪的，她的泪也引起了季先生的泪，他们相对而泣。季先生坦然而情深地说：“我这样一个走遍天涯海角饱经沧桑的垂暮之年的老人，竟为这样一只小猫而失神落魄，对别人来说，可能难以解释，但对我自己来说，却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俯首承认我是多愁善感的。咪咪这样一只小猫就戳穿了我这一只‘纸老虎’。我了解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不感到有什么难堪。”
非仅对自家的猫然。对自然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先生都寄予了深切的关注。家门前幽径上一棵仅剩的古藤萝，却被人砍断树干。这并不会对一般人有稍许触动的景象，却足以使先生伤怀，他仿佛听到古藤细如蚊蝇的悲泣声，他慨叹汲汲于功利的世人无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先生由小动物、小花草惹起的万斛闲愁，一棵古藤的灭亡在心灵中引起的痛苦，才是宇宙间的一种“大悲悯”。
真实和真情，形成了季先生散文创作不同于他人的独特风格，即将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亲密无隙地结合在一起，很难将两者单独抽取出来条分缕析。换句话说，至真的内容本身就是艺术手段，至淡的语言恰恰表现出至醇的思想。这是一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对秋阳。”“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复。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语。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它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连日来，天气突然变寒，好像是一下子从夏天转入秋天。池塘里的荷叶虽然仍然是绿油一片，但是看来变成残荷之日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两个月，池水一结冰，连残荷也将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荷花大概会在冰下冬眠，做着春天的梦。它们的梦一定能够圆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在这样的描写里，你能割裂开哪是写景哪是抒情，哪是艺术哪是思想吗？
如果说，散文创作也有“本色派”和“技巧派”之分的话，那么，季先生无疑是属于“本色派”的。学殖和道德的深厚，使得他已无需去琢磨如何立论，又用怎样的手法来支撑论点、架构篇章。他只是以手写心，笔随意行，恰如他门前的一塘清荷，自然天成，香溢四方。
在季先生散文风格形成的过程中，道德修养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这种道德修养首先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季先生写道：“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有了这样一种无欲则刚的人格，所以，当胡乔木有次约他谈时局时，他才敢于直言：“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这种道德修养其次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在写《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时，对胡适原已很熟悉的先生，硬是推掉案头的工作，把胡适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才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为的就是坚守“对人，对事，都要实事求是”的起码准则。在读到他关于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的言论时，我想起我的导师王气中先生多次对我说过，中国的文学史必须重写，以朝代和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不是以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来划分文学史的做法决不可取。实事求是，这就是前辈们信守的做人、做学问的准则。这种准则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便成就了一种本真，一种令正争名于朝、争利于世的当代人无法企及的至真至情。
在《清塘荷韵》一文中，季先生写道，周一良先生把季先生门前亭亭的荷叶命名为“季荷”。季先生不禁自问：“难道我这个人将以荷而传吗？”我相信是这样的，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不正是季先生散文的风格么？不正是季先生作为君子的品格么？
托马斯之死：媚俗的胜利
——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十多年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已经摆在了我的案前，但阅世不深的我尚无法带着生活经验去体味那好似晦涩的文字中延展的思想流程。今天，年过不惑的我已能静下心来咀嚼这本书的每一个字词，但我仍然不敢说自己全然了解了这部小说，也即了解了人类某种生存状况的真相。我只是通过主人公之一托马斯的一生，对昆德拉就“媚俗”的解剖有了一些感知而已。
在小说的第六章《伟大的进军》中，昆德拉指出：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势，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来的；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留心公众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对媚俗的批判，被公认为是昆德拉这部小说的最大贡献。
“媚俗”（Kitsch）这个词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昆德拉作了那么多描述，说通俗点，它就是指不择手段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先确认了大家在做什么，然后把自己放在这个特定的模式中。媚俗，还意味着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感情和语言加以乔装打扮，连打扮者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流下泪水。
“媚俗”这个词在小说中的首次出现，并非在第六章，是在第一章《轻与重》中，是出自画家萨宾娜对托马斯的赞语。托马斯是布拉格一家医院有名的外科大夫，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不到两年就离了婚，孩子判给了母亲。婚姻留给他的惟一东西就是对女人的恐惧，他渴望女人又害怕女人，他要努力创造一种没有任何女人提着箱子走进来的生活。他在渴望与害怕之间找到了一种调和，即“性友谊”。他告诉情人们，惟一能够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他发明了所谓的“三三原则”来与女人幽会，即连续三次幽会的肯定告吹，而希望与之地久天长的女人，则幽会至少得隔三周。托马斯为此总是不得女人们理解。而画家萨宾娜却大为赞赏，她说：“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
毫不媚俗？不，萨宾娜错了。还是昆德拉说得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避免媚俗。”媚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是表现于此端，就是体现于彼端。托马斯是这样在小说中出场的：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他的茫然失措，是因为他的性友谊原则受到了摇撼。仿佛是宿命，“六个碰巧的机会”把特丽莎推向了托马斯。对托马斯来说，特丽莎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出于同情，他又不忍心把这只草筐推向波涛汹涌的江河。在特丽莎的强烈妒意中，托马斯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放弃性友谊会使他内心分裂，他无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但最后，他还是屈服了世俗的婚姻，娶了特丽莎，为了她，在苏黎世仅住了六七个月就再次回到了布拉格。
昆德拉说：“小说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对人类生活——生活在已经成为罗网的世界里——的调查。”既然世界是一张罗网，那么，托马斯遭遇的这份感情是否也是一张网？特丽莎最终也意识到，在她这里，不是用强力，而是用了一生的侵略性软弱来反对托马斯，迫使他投降，直到他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都说政治和性是昆德拉小说的两大主题，作者是否就是借托马斯与特丽莎、萨宾娜等人的感情纠葛说明，在这个媚俗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世界里，我们是无处可逃的。托马斯想追求一种不受婚姻关系束缚的“轻”，他却感到难以承受。特丽莎在苏黎世不辞而别后，他既感到了“轻”的沉醉，却又感到忧郁，最后还是自投世俗织就的罗网。这不也是媚俗吗？反对媚俗的人也无法完全避免媚俗，这也许就是昆德拉的深刻之所在，也是他的迷茫之所在。
但抛却感情生活不论，在1968年那个著名的“布拉格之春”，托马斯确实展示出了他身上并不媚俗的风骨，而这终究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切只是源于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而写下的一篇文章。那些被指控对丧失主权、合法谋杀负责的追随当局者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真无邪！托马斯由此想到了俄狄浦斯的故事，当俄狄浦斯得知娶的是自己的母亲后，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于是，托马斯写了一篇感想，送给了一张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在作了删改后，他的文章见报了。从此，悲剧上演了。
两三个月后，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的口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占领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六天的监禁生活后，他们回到了布拉格。杜布切克在电台作了结结巴巴的演说——预示着他的国家也将从此结结巴巴、苟延残喘，忍受日复一日的耻辱。托马斯应苏黎世一所医院院长之邀去了当地工作。短暂的六七个月后，特丽莎感觉到，在一个陌生国家居住如同在空中踩钢丝（我想，这也是昆德拉揭示的一种失却了根基的“轻”），托马斯又跟着她回到了布拉格，在原来的医院工作。主治医生要求托马斯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警告他不这样做的话，医院将失去一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托马斯面临着一种权衡：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在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子下放，以及街道全部换成俄国名称的半殖民地场景下，在媚俗作态成为人们争相趋附的时尚时，托马斯选择了拒绝，等待他的当然是扫地出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