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博物馆专门人才培养和宣传教育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1938年，国民政府在汉口举办各省市社会教育督导员训练班，内设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1939年12月至1940年10月，教育部连续举办了四期各省市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1941年春，在四川璧山成立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9月正式开学，内设图书博物馆系；湖南、江西等省先后开设专设师范学校，培训包括博物馆专业人员在内的社会教育师资，其余省市也分别在师范学校内设社会教育师资科或举办各类图书馆、博物馆训练班。由于战时条件所限，这些带有应急性质的培训，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博物馆专业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
1944年，李济在重庆电台发表题为《博物馆与科学教育》的演讲，指出实施科学教育必须依赖于实物，而博物馆就是实施实物教育的所在。并介绍了欧美国家博物馆发展的概况。他特别结合抗日战争形势和国防建设需要，阐述了博物馆在开阔公众眼界、增加公众的科学技术和军事知识方面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他还着重强调了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重要性，“施行实物教育，也像教书一样的难，……不是收集了一批实物，摆一个杂货摊便算了事。一个博物馆陈列的不好，就好象一本教科书写坏了一样，对于人不但没有帮助，而且有坏影响的”《博物馆与科学教育》，载李济《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演讲对于扩大抗日战争时期博物馆事业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博物馆学术研究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文物文献征集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至大后方的各类学术机构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下十分注重搜集整理民族文物和文献资料。如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马长寿等曾对凉山和川西北的彝、藏、羌等少数民族文物进行了调查搜集；国立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大图书馆曾合作搜集西南川康云贵以及两粤方志及地方文献，至抗日战争胜利，入藏的四川省地方志有206种、云南省地方志有93种，贵州省地方志有34种，广西省地方志有24种，西康省地方志有15种，并调查传拓云南省境内的珍贵石刻349种，同时还征集了云南丽江一带的少数民族文献4000余种，写经500余册。对于西北五省的文献资料与罕见珍本善本的收藏也给予了相当关注。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第3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选派南京蒙藏训练班首期毕业生若干人，拟进驻新疆开展民族工作，被新疆督办盛世才阻拦于甘肃酒泉待命，遂于1935年在酒泉县、敦煌县、额济纳旗相继设立了河西调查组及平行机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河西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宗教习俗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其中第三任组长马兴邦于1942年到任后，深入牧区调查搜集了许多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头人世代珍藏的明、清时期朝廷颁赐的封赏诏书、印信、衣冠等珍贵文物，结合采访素材，后著成《河西走廊的四边》一书。张辉：《蒙藏委员会河西调查组轶事》，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成立了“安徽省战时文化委员会史料采集组”、安徽省抗战史料征集委员会（后更名为“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收集、保护、收藏了一批珍贵历史文物和文献，还举办过一些文物文献陈列和流动展览。1940年1月，新疆省政府通令全省征集汉唐以来的古物，并在《新疆日报》上刊登了征集启事和征集办法，同时责成民政、教育、财政和建设四厅拟在迪化成立古物陈列馆，截至1944年2月，新疆文物陈列馆已征集文物1436件。可惜的是，1945年冬陈列馆失火，除碑石外大部分珍贵文物均化为灰烬。1942年6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史料征集简则》，面向全国征集国民党党史资料和文物。
此外，有关学术机构和有志之士抗日战争期间还在沦陷区积极抢救保存文物古籍。如1939年8月，部分爱国人士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以此为掩护，秘密搜集流散图书；1940年至1941年间，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沦陷区秘密收购流散善本图书15000余册；1940年1月，郑振铎等人在上海发起“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沦陷区秘密搜集收购珍贵古籍善本，至当年年底已收集善本古籍3万余部；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在租界孤岛除保护南迁图书外，还收购了多种善本古籍。
六、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
（一）主要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术之研究，并未因抗战而间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都在边地继续研究。……并且有很多书刊出版。假如不是战时物力艰难，印刷不易，更将有大量的书刊问世孙本文等编著：《战时中国学术》，第128页，正中书局，1946年。。”这一时期文物学术研究的主要工作多为整理研究战前出土文物及相关资料，中国学者出版、发表的主要著述有：
1939年，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西康科学考察团赴西康东南部作实地考察，后整理出15万字的考察报告，其中有许多关于民俗和民族文物的内容；1940年，朱剑心著《金石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1年，容庚出版了《商周彝器通考》，这是一部有关商周时代青铜器概论的书，该书根据大量地下出土的青铜器和传世品，在商周时代青铜器的分期编年提供了可靠的标准。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82页，齐鲁书社，2005年。滕固翻译出版了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郭沫若根据日文版翻译了德国美术史专家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一世纪》；1941年9月，荆三林在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上的讲稿经过整理，以《博物馆学大纲》之名由西安文化服务社出版；1943年，曾昭橘、李济编著的《博物馆》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1943年，劳干利用保存的一部分居延汉简反转片，著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在四川南溪李庄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又以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第3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川、滇地区进行的古建筑和传统民居的调查、测绘工作，部分著有调查简报，但因条件所限未能出版刊行。在战时印刷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中国营造学社以石印和手工装订方式坚持编印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合订本第39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1939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梁思成担任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1942年至1944年，梁思成在四川南溪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一书，该书是在中国营造学社集体调查、测绘和文献整理等工作及相互切磋的基础上，由梁思成写作完成的，因此，尽管它是梁思成个人的劳动成果，但亦可视为中国营造学社治学观点和方法的体现，集中代表了学社的业绩。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是中国营造学社17年间创立并推动中国建筑史学向前发展所经历程的一座里程碑。杨鸿勋：《中国建筑史学史概说》，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1辑，张复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长城研究领域，1941年，寿鹏飞出版了《历代长城考》；顾颉刚弟子张维华于抗日战争期间先后著有《齐长城》、《楚方城》、《魏长城》、《赵长城》、《汉边塞考略》等专题文章发表，解放后汇编为《中国长城建置考》出版。该书论证仔细，是民国年间最为重要的长城论著。景爱：《中国长城史》，第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辗转迁移过程中，也恢复了部分研究工作，主要是对安阳殷墟出土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在昆明期间，梁思永完成了1934—1935年间安阳侯见庄西北岗王陵发掘报告的初稿。“这一时期花费了大量人力集中于安阳收集的资料，为正式出版这些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学术成就虽与实际战争无直接关系，但这是民族危机之时受过训练的个人所能取得的某种科学成就的标志。”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55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在四川南溪李庄时期，李济继续其对殷墟出土陶器标本的研究，并在研究所同仁协助下，对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1000余件复原后的殷墟陶器标本分十类进行了拍照和四分之一比例的绘图，印成殷墟陶器分类图集。1945年2月，董作宾著《殷历谱》在李庄以手写本石印方式出版，傅斯年作序，对该书之学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考古学术研究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超越了单纯学术的范畴。抗日战争之前，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立论于安特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果的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抗日战争期间，一些投降派和动摇者“很可能利用（中国文化西来说）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而欧美特别是日本学者，自战前就“竭力搜集证据，去证明中华民族和其文化不出于中国广大的领土之内”，为侵略扩张制造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依据。实际上，关于中国人种文化的起源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外学者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随着东、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入侵，这个学术问题实际成了政治问题——帝国主义者利用它来达到其消灭中国人抵抗意志的罪恶目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则利用它来反对外来侵略，鼓荡民族自信心。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问题又引起了中国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第141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大后方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虽然在学术派别和政治观点上都有分歧，但此时却都能同仇敌忾，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利用考古发掘材料和历史典籍，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西来说”及所谓的中国文化“东来说”、“南来说、”“北来说”等谬论进行了纠正和批驳。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从1937年至1940年，相继发表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等文章，重点利用考古材料勾勒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发展的轮廓，通过分析当时已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存以及金文、甲骨文材料对中国古代史的证明，批判了安特生在中国史前文化分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错误，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基础。1943年，他又出版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是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考古实物材料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泽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年）中论述了中国人种文化起源于本土的观点，他的《中国人种文化起源论》（1943年）一文，利用人类学理论和已有的考古发掘报告，论证了“中国人种和文化起源于中国，起源于中国本土”、“中国是世界人种与文化起源中最为悠久、最为古老的摇篮之一，尤其是东亚文明的发祥地”，并进而论证了古代东亚、南亚国家的人种与文化的起源与中国密不可分，甚至古代北美和欧洲的某些人种与文化也含有中国血缘及文化因素。
民族主义史学家缪凤林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中国民族西来辩》、《中国民族由来论》等文章，出版了《中国通史要略》，充分利用当时中国学者最新的考古成果作为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武器。
在战时的特殊背景下，大后方的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人种文化起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对于反击外来文化侵略，增强民族自豪感，鼓舞抗日战争的士气，消除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抗日战争大业的“杂音”、“噪音”，净化考古学术研究空气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时至今日依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二）主要对外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