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经王子云发起，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了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该团在1940—1945年期间，远赴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先后调查了敦煌莫高窟、陕西汉唐帝王陵墓、青海佛教寺院等文物古迹，并通过摄影、测绘等方式收集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内迁至长沙，组建工作站相机开展工作，后因战局紧张，1938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又内迁云南昆明。在滇期间，该社刘敦祯等人对昆明及周边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和拍照，所调查的古建筑主要有：圆通寺、建水会馆、真庆观、大德寺双塔、妙应兰若塔、云贵总督府大堂、海源寺等。结束在昆明地区的调查后，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刘敦祯等又赴大理、丽江等地，先后调查测绘了崇圣寺三塔、大理文庙、五华楼、南诏德化碑、浮图寺、白王坟、丽江玉皇阁和琉璃殿、大宝积宫、木氏宗祠等，嗣后又勘查了鹤庆文庙，在宾川调查了传灯寺、华严寺、金殿、祝圣寺、悉檀寺等古建筑。在楚雄调查了南门街牌坊和文庙，在姚安调查了德丰寺，在安宁调查了曹溪寺、永安桥、雷神殿等。
1940年8月，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站又自昆明搬迁至四川宜宾南溪李庄。刘敦祯等在西南期间，“看见许多住宅的平面布置很灵活自由，外观和内部装修也没有固定格局，感觉已往只是注意宫殿陵寝庙宇而忘却广大人民的住宅建筑是一件错误事情”刘敦祯：《中国住宅概说》序。，在云南时，他们重点调查了大理、丽江等地的传统民居，迁到四川后，自1941年起，又对南溪县民居及明代螺旋殿和彭山、新津、灌县、成都等地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测绘，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中国营造学社在滇、川等地区对民居的调查研究，拓展和丰富了中国建筑学调查研究的领域，加深了学术界对于中国民居建筑文化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文物保护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1938年12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建筑法》第43条规定：“倾颓或朽坏之建筑物，如有关名胜古迹纪念物或具有艺术性质者，应由地方政府设法保存之。”贵州省政府亦于1938年公布了《贵州省名胜处所保护管理办法》。这一时期在国统区开展的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有：
1．对黄帝陵进行了保护维修
全面抗日战争前，鉴于黄帝陵庙“殿宇多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起组织培修委员会，拟由国民政府拨款30万元，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负责勘测设计，准备大事修葺，整修规划完成后因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施。1939年，陕西省政府设黄帝陵庙管理所，主任由中部县长兼任。同年秋天开工对黄帝陵庙进行了整修，“凡大门、享殿、围墙及聩缺者”，均在维修之列。1940年3月，整修完毕。1942年冬，国民政府提出了黄陵保护维修计划草案，涉及18个方面。其中部分计划得以实现，如改桥陵为黄帝陵，改中部县为黄陵县，编纂刊行《黄帝陵志》等。其他计划如修筑黄咸公路、设立黄陵奉祀官、整修黄陵碑林和建立古物陈列馆等未能实现。1943年，国民政府成立黄帝陵修建委员会，海外华人纷纷响应，捐献图书和钱物，表示支持。陕西省政府派专人赴黄陵设计庙宇图，并拨专款10万元，水泥20桶。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和地方政府又捐款20余万元资助，此次维修，用水泥修葺了陵墓实顶，并建成享殿。修缮扩大了黄帝庙大殿。将碑亭扩为三间，将黄帝陵各处散碑加以集中，分置庙内两长廊下。此外，1938年和1942年，黄陵县（后为中部县）政府还两次对桥山古柏、黄帝庙古柏的准确数目进行了普查统计。
2．加强了对敦煌莫高窟的管理与保护
2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和大量文物经卷的流失，国外学者对于敦煌历史艺术的介绍和研究逐步深入，国内学者对于敦煌艺术的关注程度也日益增加，陆续有学者和艺术家前往敦煌千佛洞考察或临摹壁画。张大千于1938年和1941年两次赴敦煌，对千佛洞洞窟进行编号，并临摹壁画276幅，后在成都举办了画展，轰动一时。1942年后，劳贞一、王子云、向觉明、于右任、高一涵、卫聚贤等人和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先后赴敦煌千佛洞考察，并在国统区报章上撰文介绍千佛洞保存之现状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在国统区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联系到近代以来，以敦煌文物为代表的中国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损毁，要求加强对敦煌文物保护管理的呼声在国统区逐渐形成了舆论氛围。特别是于右任返回重庆后，在第75次国防最高委员会上提案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疾呼：“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逐湮销！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学家所叹息，实是民族之最大损失。”提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审议通过交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承办。教育部后将“敦煌艺术学院”改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高一涵为主任委员，有着长期留法经历的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等人为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拨款5万元作开办经费，由于经费不足，常书鸿不得不在临行前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筹措款项。1943年2月，筹备委员会在兰州召开了两次会议，研究通过了保管研究计划大纲。会后，常书鸿一行6人乘坐卡车经河西走廊至安西（今酒泉市瓜州县），换乘骆驼于3月下旬抵达莫高窟，正式将这处文物宝库收归国有。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撤销该所，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后又决定机构人员由国立中央研究院接收。
由于战时条件困难，加之国民政府设立该所的初衷用于敷衍舆论的用意居多，导致敦煌艺术研究所经费严重匮乏，不得不向敦煌县政府借款维持。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这种极端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下，比较系统地规划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工作，在当地驻军百姓的帮助下，清除了多年形成的洞窟内积沙，修筑了保护围墙，修补了窟前栈道，绘制了莫高窟全景图，对石窟群进行了编号，编写了各窟内容说明牌，对洞窟进行了详细考察并逐一做了内容记录，同时着手临摹壁画，主要作品有第156窟“张议潮、宋国夫人出行图”、第257窟“鹿王本生”等。还与四川华西大学合作出版了《供养人画像题识》。1944年8月，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夏鼐、向达、阎文儒等著名学者赴莫高窟考察时，曾指导敦煌艺术研究所对刚刚发现的北魏写经残卷进行了初步整理。
3．编制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
1944年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任主任，梁思成为副主任，主要工作即为编制沦陷区的文物古建筑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示位置，以便在盟军反攻轰炸时避免误伤，全部资料均以中英双语书写。1945年5月，《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编制完成，全套目录共8册，列入重要文物古建筑近400处，涵盖了沦陷区内的15个省市，每册目录之前均附有“木建筑鉴别总原则”、“砖石塔鉴别总原则”、“砖石建筑（砖石塔以外）鉴定总原则”，这几项总原则简单扼要地阐明了各时期常见古建筑的特点和鉴别方法，较重要之古建筑还配有照片供参照。值得指出的是，梁思成在编制目录时，不仅重视古建筑，而且已经前瞻性地注意到近代代表性建筑的历史地位和文物价值，将南京中山陵、北平西什库教堂等也列入了目录。
四、博物馆与展览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在相对艰难的条件下，新成立了个别博物馆或文物收藏机构，使中国博物馆建设在这一时期不至于出现空白。
1939年1月，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成立。1936年春，中英庚子赔款管理董事会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赴西北各省考察，决定在甘肃设立科学教育馆，1937年，西北教育考察团聘请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宝为甘肃科学教育馆首任馆长，从武汉购置图书仪器，在兰州贤后街、西城巷、南稍门外等处租用民房三处作为馆舍，1939年元旦，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正式开馆，内设自然科学教育和社会科学教育两个组。后又将自然科学教育组分为数理化和博物两股，主要进行化学分析与生物研究，并兼顾辅导各中学进行理化实验。1939年5月，该馆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1945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组织条例》，规定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隶属于教育部，“办理甘肃通俗科学教育，并辅导各级学校及社教机关推行教育”，内设研究组、推广组、展览组和总务组。
1941年，四川博物馆成立。馆舍设在成都原皇城内的明远楼，负责人为冯汉骥。其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四川大学博物馆筹备处，附属于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内设历史考古组、人类民族组和自然历史组。
1942年，四川地质调查所陈列馆建成。
1943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陈列室在兰州创建。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成立。1930年秋，由三峡峡防局局长、实业家卢作孚倡议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北碚正式成立，下辖工业化试验所、农业试验场、兼善中学和博物馆四个单位，博物馆设有动植物、西藏风物、卫生、煤炭等陈列室。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公私学术机构内迁北碚者甚多，由中央研究院等12个学术机构联合发起，促成了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的创建，该馆于1943年筹建，次年12月正式开馆，内分工矿、农林、地质、地理、生物、医药、卫生等七部，有展品10万余件。高孟先：《卢作孚与北碚建设》，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合订本第25卷，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
1944年4月，陕西省以西安碑林和孔庙为基础成立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同时接收了省立图书馆、省考古会、省立民众教育馆等单位收藏的文物及陈列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当局和各类文博单位及文化机关还十分重视利用展览等形式，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郭沫若在《战时宣传工作》一书中指出：“战时文化是民族解放运动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所以文化战线在全民抗战中也成为重要工作的一环。”“我们看到敌人用一切最残暴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文化机关，并在沦陷区域实行奴化教育，企图消灭我们的民族文化，这里充分说明了文化在抗战中的重大意义，敌人也知道得非常清楚。”“如抗敌漫画展览、战利品展览、防空展览、战时生产品展览等等，凡是搜集同类宣传资料来供公众阅览的方式都是展览。抗战宣传的展览，以巡回展览为好，一则因其经济，二则可扩大宣传的范围。”郭沫若：《战时宣传工作》，青年书店，1940年。陈端志在《抗战与民众训练》一书中也指出：“展览宣传为民众训练工作中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方法。”并对战时展览的布置、筹办做了详细讲解，对于展览的功用，他指出：“就是任何人的心理，也是喜欢看一处展览会，比听一次演讲的兴趣来得高。”陈端志：《抗战与民众训练》，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这一时期，大后方国统区开展的陈列展览活动以文物展览为主，同时配合战时文化宣传工作也组织开展了一些美术、图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陈列展览活动，其主要者如下：
1938年，福建省立图书馆举办了“国防图书展览会”。
1939年2月底至3月初，兰州市在中山林和市民众教育馆举办击落日机残骸展，观众达数万人次，同年8月，兰州市民众教育馆举办了空军史话展览。
江西省图书馆从1940年元旦起，在兴国、吉安、宁都、赣州等地举办“战时报刊巡回展览”，展品1000余件；熊飞：《抗战期间的江西省图书馆》，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940年3月，中华自然科学社与边疆问题研究会合办西康文物展览会；1940年4月，故宫博物院的一批历代书画精品在贵阳市省立艺术馆展出，名为“故宫博物院在筑书画展览会”，展品包括晋、唐、宋、元、明、清书画精品170余件；同年，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塔城支会成立，并举办了苏联文化生活展。
1941年5月，重庆中央大学史学系历史学会在沙坪坝举办历史文物展览会，陈列有校内外收藏的甲骨、铜器、法书、碑帖、印章、瓷器等文物200余件。
1942年，教育部在重庆举办了第3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广东省立图书馆举办了“三民主义之伟大国防科学图表及民众读物展览”；甘肃省政府在兰州举办物产、建设、工业、文物四大联合展览，历时三周。
1943年，故宫博物院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举办书画展览会；同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西北各省分别举行文物展览和学生美术展览，并择优选送重庆汇展；同年12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和沙坪坝青年馆两处举办了大规模的科学展览会。1943年10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四川南溪李庄举办了专题展览会，分为《史前石器展览》和《周代铜器展览》两部分。《史前石器展览》主要展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法国史前考古学家摩梯耶父子收藏的旧石器；《周代铜器展览》主要展出抗日战争前河南浚县出土的西周铜器、河南汲县出土的晚周时期铜器。展览同时还展出了中央研究院收藏的古代石器、标本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珍藏的鼎、簋、盉、觯等铜器538件。整个展览附有多种文字说明和图解，共展出展品2000多件。李济先生还专门为展览撰写了《远古石器浅说》一文作为展览会的宣传资料。展期虽仅为一天，观众达八千之众。1943年11月，该展览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古物专题展览会上展出两个星期，规模更大。吴晓峰：《我国早期举办的一次专题展览》，载1989年6月23日《中国文物报》。
1944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西安举办了“西北艺术文物展览会”，主要展出考察团临摹的莫高窟壁画；同年2月，中苏文化协会在兰州举办苏联抗战照片展览；同年秋，广西省立科学馆（原省立博物馆）在贺县八步镇举办古代文物巡回展览，参观者达万余人。
1942—1945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相继在成都举办了馆藏灯影展、古玉展、佛教雕刻展、唐卡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