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战争影响，中国文博学术机构多年来苦心经营和积累的大量文物资料丧失殆尽，使中国文物事业的基础工作大伤元气。中国近代考古学本身起步就晚，仅有一小部分地域曾适当的予以发掘，而即使连这一小地区的工作也仅做了不到一半。当科学的资料正在积累时，日本人的侵略使一切都归于停顿。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390—39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大批考古发掘和文物调查资料有的在战火中损毁流失，有的尚未来得及整理，散乱不齐，因条件艰苦难以出版，以至于在发掘后数年其发掘报告才得以问世；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83页，齐鲁书社，2005年。日军占领香港后，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制版的居延汉简的照片、书版全部毁于战火。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各类文博单位和公私学术研究机构或闭馆或被迫结束工作，许多著名学者和学术机构四处辗转，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科研环境，而且许多经过严格训练的宝贵的中青年文物工作者因战争散失，仅依靠少数高年资专家学者勉强维持，有的专家学者在颠沛流离中甚至亡故，致使这一时期文物学术研究停滞不前，成果不多。此外，战时迁往大后方的文物为安全起见，长期收藏在阴暗潮湿的岩洞或库房中，保存环境相对恶劣，许多脆弱的珍贵文物因此受损；由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艰巨性，许多内迁的文博单位战时辗转迁移了不止一次，工作、研究和生活条件艰苦，不少珍贵文物、古籍和仪器设备因火灾、车祸、保管不善等意外事故而损坏流失；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迫将重要图籍文物及历年来积累的古建筑调查测绘资料寄存于天津租界的外国银行，1939年夏天津发生水灾，所寄存资料“渍于水中者凡二月”，图籍仪器照片之类，大部损坏不堪，后经修补，“所得不及原来十之二三”朱海北：《中国营造学社简史》，载《古建园林技术》1999年第4期。。著名的“北京人”头骨化石在战乱中失踪至今。这些损失虽非日寇炮火直接摧毁，但亦是受日本侵华之害。
§§§第二节大后方国统区开展的文物事业
一、文物的转移和内迁
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发生后，鉴于日本的蚕食侵略有变本加厉之势，国民政府就已着手考虑战时文物保护工作。1936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非常时期保管古物办法》，规定各级各类文物收藏单位，在非常时期，应事先挑选确定所藏最为贵重的文物，随时做好入库或转移准备工作，一旦接到转移命令即行实施。对于私人收藏之珍贵文物可由所有人呈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寄存于安全仓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局紧张，日寇步步进逼，为使文物免遭战火荼毒，各级各类文物收藏单位按照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纷纷组织文物、人员和设备转移，以铁路、公路、水路等方式或迁往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大后方，或就近疏散至省内偏远乡村。
从1937年8月开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库存文物除2900余箱因南京沦陷未及运出外，其余文物分装为16699箱，水陆并举分三路向大后方转移。一路文物80箱（主要为参加过1936年伦敦展览会的文物），经汉口先后存长沙、桂林、贵阳，最后保存于安顺华严洞，1939年4月，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118件也辗转运来此处保管；一路文物7288箱（除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外，还有颐和园、古物陈列所、国子监所藏文物622箱），经西安、宝鸡、汉中、成都、最后保存于四川峨眉；一路文物9369箱，经汉口、宜昌、先后存重庆、宜宾、最后保存于四川乐山。故宫博物院院部设在重庆南岸海棠溪，安顺、峨眉、乐山分设办事处负责日常管护（后安顺办事处撤销，设立四川巴县办事处）。部分珍贵文物和古籍善本收藏于专门的山洞，秘不示人，并由国民政府派军队驻扎警卫。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1937年前就已将馆藏善本书甲、乙库5000余种共6万余册及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内。太平洋战争前夕，又将甲库善本书精华2720种共3万余册（其中宋元版本200种，明代版本2000余种，钞本500余种）分装为102箱运往美国，寄存于国会图书馆。1944年，经中国政府同意，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全部善本书拍成缩微胶卷并赠送中国3套。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第3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批善本书后被运回中国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和大部分藏书“由于几个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努力，”顺利运到了几个指定地点：重庆、昆明和最后的四川西部长江南岸的小镇李庄。在搬运这些包括科学记录和设备的国家珍品的过程中，“要克服重重困难，尽管组织者和竭力完成所分配任务的个人的努力，但由于战时的混乱条件，珍品仍遭到不可避免的损失”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55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至于各地方图书馆、博物馆其在战区而所藏图书文物较为珍贵者，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则督促其设法运藏后方，如浙江之天一阁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均在安全地之保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四年来之教育与文化》，第50页，1941年。河南省博物馆将馆藏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经汉口运至重庆，山东省立图书馆附设之金石保存所的文物精品一部分运至四川乐山，一部分寄存曲阜孔府。南通沦陷后，南通博物苑将馆藏文物、书画、绣品近百件抢出移至江苏农村保存，后又运至上海金城银行保管。保存于江南图书馆的杭州丁氏兄弟之“八千卷楼”十万余册古籍善本，抗战时期则栖身于苏北等地的佛寺之中。
此外，为防止日伪劫迁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东北部的成吉思汗陵，1939年6月，国民政府派部队将成吉思汗灵柩迁走，同年7月，成吉思汗灵柩抵达甘肃榆中，经甘肃省政府公祭后，停放于兴隆山上，伊克昭盟还专门成立了驻甘护陵机构。1944年夏，成吉思汗灵柩再次迁往青海省西宁塔尔寺。
在尚未被战火波及的大后方，文物管理部门也对有关文物古迹采取了相应的保护、加固和隐蔽措施。如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为防范日机轰炸，甘肃省民众教育馆即将馆藏之新莽铜权衡从陈列室撤架装箱，妥为保藏；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于1939年8月至10月对收藏有《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珍贵碑石的第一至三室进行了防护，“四周窗心，外用青砖砌固，内用土坯泥平。”1940年6月，又将第八室之《鸳鸯七志斋》志石精品及《华夷图》、《禹迹图》等珍贵石刻地图计291方于碑林南园空地掘坑深藏。1941年8月，陕西省立图书馆将著名的唐“昭陵四骏”和唐景云钟等珍贵文物埋入院内，馆藏善本古籍运往眉县保管。
虽然国民政府事先已有所准备，但由于对日本仍然存有幻想，抗日决心不是非常坚决，总试图将事变解决于局部，当日军骤起全面进攻时，许多文物收藏单位措手不及，转移和内迁工作进行得相对仓促，连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这样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文物收藏机构都有大量文物被迫遗留在沦陷区，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损失，地方博物馆、图书馆、古物保存所等文物收藏单位在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日军的凌厉攻势前，能够全身而退者更是寥寥无几，或者馆舍遭毁坏，或者馆藏文物遭到劫掠。当战局进入相持阶段，战线相对稳定后，虽然日军仍时常有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国民政府也继续溃败，但国统区的文物收藏机构尚有比较充足的预警和撤退时间，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转移行动，因而在这一阶段，尽管由于辗转迁移致使部分文物受到损失，但总体上转移或内迁的文博单位和珍贵文物受到的损失较之抗日战争初期相对要小很多。
二、考古调查与发掘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田野考古活动相对衰落，转移到大后方的学者，将目光投向祖国辽阔的西北、西南地区，这一时期的文物调查与考古发掘活动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甘肃等地区。
（一）在四川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对成都永陵地宫（前蜀帝王建墓）的两次发掘。永陵地宫（王建墓）位于成都抚琴台，1940年秋在挖掘防空洞时被发现，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冯汉骥曾进行过现场考察，鉴于当时尚无条件进行科学发掘遂予以回填封闭。1942年1月，四川博物馆筹备处成立，3月成立了发掘工作小组，并得到了四川省教育厅的经费支持。发掘工作以四川博物馆筹备处为主，由冯汉骥主持，发掘前有关人员事先查阅了许多背景资料，对于现场测绘，出土文物登记造册等工作亦作了具体分工。同年9月，第一期发掘工作进场开始，经过清理，发掘出王建石像、玉册、哀册、谥册、谥宝等文物，证明该墓确系唐末五代前蜀皇帝王建陵墓。发掘期间，考古学家李济、陈明达、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都曾亲临发掘现场参观考察。发掘工作到10月底结束，出土文物分别在成都少城公园、皇城明远楼和华西大学博物馆三处展览。1943年5月至9月，永陵地宫开始第二次发掘，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主持，冯汉骥、林纯声、王振铎、王文林、林名均及中国营造学社莫宗江和卢纯参加，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玉大带、谥册、哀册、谥宝、银钵、银颐托、银搔手、铁猪、铁牛等，所有出土文物登记造册后，清单由四川省高等法院、四川博物馆、四川省教育厅各保存一份，文物由四川省博物馆保存整理。因经费困难和条件所限，当时决定对地宫实行封闭，相关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和发表及出土文物的修复等工作随之停顿。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商承祚等还对乐山、彭山、新津等地东汉崖墓进行了调查，石钟健等对川南珙县、兴文境内悬棺葬进行了调查。1945年4月至5月，傅振伦、马衡、顾颉刚等人调查了大足石刻并将石刻资料拍摄成影片留存。
（二）在云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1938年11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吴金鼎等前往大理调查古迹，先后调查了太和城、三塔寺、白王冢等，发现了属于史前时代的马龙遗址、龙泉遗址等。调查结束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向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申请考古发掘执照，于1939年3月获准，遂于同年3月底开始正式发掘马龙遗址，至7月中旬结束，发掘面积1438平方米，发掘采取探沟与探方法相结合的形式，先行试掘再集中发掘，经分层清理后揭露的遗迹主要有水道（沟）、灶、窖穴等，出土文物主要有陶片、纺轮、网坠、石刀等。同年10月，又开工发掘佛顶甲址，月底结束，发掘面积842平方米。1940年3月，开工发掘白云甲址，至4月结束，发掘面积735平方米。在上述发掘期间，考古人员还进行了补充调查，总计发现遗址或古迹38处、古墓17座。1942年，将发掘资料整理出版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甲编）》。1941年8月，万斯年等人在云南剑川县河北村发掘了元代火葬墓数座，出土有陶制火葬罐5件，粗瓷花瓶2件及骨殖、护心镜、铜镯等文物，所得资料编写为《云南剑川元代火葬墓之发掘》，后于全国解放后公开发表。
（三）在甘肃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顾颉刚在兰州、临洮、渭源、岷县等地调查秦代长城，并对甘南临潭一带的少数民族民俗和宗教文化进行了考察，后著有《甘肃秦长城遗迹》。194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地理研究所联合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辛树帜任团长。其中历史考古组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主组建。向达、石璋如等人在甘肃敦煌附近考察了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子、汉代长城及烽燧遗址，发现许多汉代简牍。1943年3月至1945年3月，夏鼐、吴良才等人在兰州市中山林、十里店、西果园等处调查发掘了古遗址多处。1943年至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和甘肃学院史地系相继开设了考古课程，由何乐夫任教，并带领学生在兰州附近地区对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1944—1945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等机构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其历史考古组由向达任组长，夏鼐和阎文儒为成员，在敦煌佛爷庙附近发掘了一些魏晋和唐代墓葬，后又考察了阳关、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在小方盘城以东的疏勒河流域考察时，调查发掘了汉代烽燧遗址多处，获得简牍44枚。甘肃省文物局编，岳邦湖、钟圣祖著：《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考察报告》，第1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随后，又在甘肃河西地区的永昌、山丹、民乐、张掖、酒泉等地对永昌三角城遗址，民乐大都麻河沿岸崖墓、张掖城东汉代墓葬、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考古发掘活动。诚如阎文儒所说：“这两年中几乎走遍了河西，对西北考古来说，应是比较精致的。”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第1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四）在其他地区的考古调查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考古学者在国统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主要还有：向达、石璋如等在陕西省渭河流域调查了史前时代遗址及传说中的周代城址和汉唐时代的帝王陵墓；石璋如、阎文儒等调查了洛阳龙门石窟；吴良才在陕西扶风和武功一带调查发掘了史前遗迹；黄文弼在甘肃洮河流域进行了史前考古调查；1939年，福建集美中学教师庄为玑，在安溪县发现并主持发掘唐乾封二年武氏家族墓群，共清理墓葬6座，出土明器124件和纪年墓砖；1940年3月，协和大学教师金云铭在福建邵武县城东南发掘南宋嘉熙元年李永世夫妇合葬墓，出土墓志2方及铜器、锡器、漆器、瓷器等随葬品；1943年，“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组织考察团赴新疆进行考察，随团的黄文弼调查了北疆、东疆哈密地区及南疆部分地区的文物古迹。此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调查发掘了安徽当涂西晋墓葬，美术家李霖灿等曾对云南丽江的寺庙壁画进行过考察和临摹。
三、文物调查与保护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