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既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史，也有很长的战争史。及至近代，日本以19世纪70年代犯台为先声，自1894年甲午战争肇始，数十年来逐步染指中华河山，继而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悍然全面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在中国近代文物事业史上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页痛史。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使沦陷区内中国文物大量损毁和流失，使中国文物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另一方面，国统区统治面积急剧缩小，许多爱国文物工作者撤退至大后方后，在战时的困难条件下，以高度的责任心在西北、西南地区力所能及地开展了一些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艰苦卓绝抗击日寇的同时，在相对简陋的条件下力所能及地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抢救保护了一批民族珍贵文化遗产。在破坏与保护的反复较量中，中国文物事业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第一节日本侵略对中国文物事业造成的破坏
一、中国文化遗产在战争中遭受了空前浩劫
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是野战攻坚还是蚕食扫荡，日军兵锋所至，战火四起，生灵涂炭，文物古迹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公私收藏之文物典籍亦受到了空前的浩劫。
（一）不可移动文物大量受损
抗日战争中，日军倚仗其现代化的装备和优势火力，以征服者的姿态横行于中国的土地上，在日军的炮火和狂轰滥炸中，无数历尽沧桑的文物古建筑遭受了灭顶之灾。万里长城首先接受了战争的洗礼，长城抗战、忻口战役使其千疮百孔；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纵火焚毁北平房山云居寺，将寺内文物抢劫一空；南京明代古城墙在日军进攻中，中华门箭楼和中华门、光华门城墙大部被毁；日军攻陷无锡后，四处纵火，祠堂和名胜建筑2000余间被焚烧；茅山道院经日军连日焚烧，基本毁灭；日军侵占山西时期，仅方山、襄坦、汾阳三县就有279处古建筑被日军焚毁，沁县70余所古寺庙被焚毁或将木质构件拆下供日军烧柴之用的达44座；日军在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扫荡时，将三元宫古建筑群放火焚毁；长沙会战时期，位于岳麓山的爱晚亭等古迹为日军炮火所毁，长沙天心阁亦毁于战火；为扼杀苏联援华物资运输线，消灭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侵华日军屡次空袭西北重镇兰州，始建于唐代的普照寺被炸毁，大批珍贵经卷文物化为灰烬。此外，日军还将许多古建筑拆毁作为军用，如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后，将承德离宫作为大本营，将罗汉堂改为弹药库，将避暑山庄内临近山区的长湖和半月湖填平充作靶场，还拆毁古建筑90余间；1941年春，日军在荆州为修建机场，拆毁了当地具有1500年历史的承天寺；1942年，日军为修建南苑机场，将北平团河行宫拆毁，等等。以上所列例证仅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物古建筑遭受损失的一小部分。在战时，日军野蛮的狂轰滥炸还使战区内的大量中国城镇夷为废墟，许多珍贵的古建筑化为灰烬。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基本完成文物损失调查工作，最终形成了《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列举了除伪满洲国、台湾省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外的中国各地文物古迹战时受损情况，共计741处，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第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实际上战时中国文物古建筑受损的数量远不止于此，其真实情况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二）沦陷区内的中国文物遭到大肆劫掠破坏
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文物的有组织搜掠可以上溯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曾制订有所谓《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八国联军侵华之役，日军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最为不遗余力。20世纪初期，日本人碍于中国政府法律和民间舆论压力，还能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貌似公允地通过商业途径购买中国的文物典籍。进入20世纪30年代，政治与军事气候大变，对华的全面攻略，已从“方策”变成实际行动，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中国文物和文献，便从“购买”、“赠送”转向为公开劫夺。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194—19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肆劫掠中国东北地区的珍贵文物，保存于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曾被日军以保护为名掠走；1935年1月，日本文经协会从沈阳故宫掠走全套《大清历朝实录》，进行篡改后于1936年12月在日本影印300部。1932年“一·二八”之役，沪上不少文博机构和私人收藏家惨遭横祸，大量文物图书毁于战火。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于中国文物的劫掠和破坏进入了有组织、大规模的阶段。
“七七”事变后，由于在华文化侵略的进一步扩张的需要，日本又成立了几个新的文化团体。它们是：东亚文化协议会，1938年8月成立于北平；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1937年底成立于南京；蒙古、华北、华中、厦门四个文化事业协会成立于1939年8月；日本的国际观光局于1938年在北平和香港设立两个支局，1939年2月，又在上海设立支局；蒙疆开拓文化会1940年成立于张家口，此外，尚有小型文化团体39个。这些所谓的文化团体带有强烈的掠夺性，如蒙疆开拓文化会的成立，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掠夺我国长城一带的文物。又如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就是为了劫夺我国华中地区的文献图书资料而成立的，该委员会由日军特务部门主持，参加者有日本军方、政界以及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和满铁上海事务调查所等各方面势力，该委员会仅在南京一地就劫掠了有价值的各类书籍杂志64万册，此外在上海、杭州等地也大肆劫掠，强占了我国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45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日本长期经营对华渗透侵略事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出了一大批熟悉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的所谓“支那通”，日军师团级部队配备的所谓专职“文物搜集员”大多由这些人充任，成为全面侵华战争中搜索掠夺中国文物的急先锋和向导。随着战争的逐步扩大，不少日本考古学者也穿起军装在扫荡、讨伐之类的军事行动中，不忘在中国土地上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攫取出土文物。侵华日军每陷一地，除烧杀抢掠外，随之而来就是劫掠破坏中国文物的恶魔盛宴。
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为日伪侵占，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统计，共损失古铜镜、古钱币、古铜印、封泥、甲骨等文物700余件、包括龙门石刻造像全部拓片在内的金石拓片上千件及大量稀有文献和地方志。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第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938年至1939年，为巩固殖民统治，加强对人民的精神控制，日伪军警先后三次自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太庙分馆劫走或焚毁有“违禁”嫌疑的图书刊物11247册。
南京沦陷后，从难民区直至使馆区，日军各级部队疯狂地掠夺这座六朝古都的公私文物，许多传世之宝“散乱于市”，甚至于日军随军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日军的“战绩”，晚上回营怀抱各色中国文物和工艺品满载而归。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山东城子崖等地出土的陶器和文物标本大多留存北平，日军占领期间修建轻便铁路，横越历史语言研究所大楼后院，竟将未运走的陶器标本箱填入路基，致使文物资料大部分损失。据战后不完全统计，损失标本1052箱，包括考古组的文物标本954箱。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第71—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日军还在南京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扫荡”，抽调了满铁大连图书馆、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大批专业人员参与其事，“扫荡”目标达70余处，劫夺来的图书典籍达80万册之巨，堆满了南京地质调查所的三层大楼。这次对南京的文献与文物的兜捕，总方案来自日本国内的一些所谓“中国学家”，由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机关首脑发布命令，动员军队执行，现场就有若干日本的“汉籍专家”。这是一次用作战形式展开的有计划的“文献扫荡”。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197—19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苏州陷落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获得一份文物清单，指挥部署按图索骥，纵兵在苏州城内大肆搜掠文物。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屡次遭日伪劫掠，文物、标本损失甚多；开封沦陷期间，河南省立博物馆未及转移的馆藏珍贵文物惨遭日本侵略军掳掠，仅有账可查的达168件之多。1941年2月，日军袭击内蒙古伊克昭盟王爱召庙，连续三天，将庙内经卷、佛像等文物洗劫一空。1944年，盘踞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日军，将珠源寺铜殿宗镜阁全部拆毁劫运往日本，并且在各庙均设立监视员，利用夜色掩护将大量文物偷运至火车站装车外运，数量难以统计，主要有各类金银佛像143尊，丹珠经、甘珠经13部（108套／部），匾额4块等。此外，日军铁蹄所至，百姓私家收藏之文物古籍乃至珠宝首饰均难幸免，其损失难以估量。有的日本学者或学术机关甚至根据其所掌握的中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文物收藏情况，直接致函相关地区的日本驻军，有的放矢地对日方觊觎已久的特定文物目标进行武力劫掠。
日军对沦陷区内中国文物的掠夺破坏还体现在所谓“献金运动”上。日本作为一狭小岛国，资源贫乏，随着深陷侵略战争泥潭，日益穷途末路，连制造军火的原材料都不敷使用，遂将主意打到沦陷区的文物身上。如河南省立博物馆被迫向日军“奉献”古代铁炮43尊，铜炮2尊，铜钟1口，古钱币3箱；1944年至1945年间，北平故宫博物院多次被日伪劫去铜缸66口、铜炮1尊、铜灯亭91件，北平历史博物馆被强行索去铜炮3尊；甚至连北平中山公园内树立的滦州起义烈士铜像2尊亦未能幸免。
据严绍调查，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献典籍被劫往日本的总数为23675种2742108册另209箱；中国历代字画被劫往日本的总数为15166幅另16箱；中国历代碑帖被劫往日本的总数为9377件；中国历代文物被劫往日本的总数为28891件另2箱；中国历代地图被劫往日本的总数为56128幅。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202—2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此处数字与战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略有出入。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随其武力所到之处，军人与“学者”狼狈为奸，有目标地劫夺中国各类珍贵文献和文物。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20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这既是侵略战争所必然带来的恶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汉学界受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毒害的典型表现，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最为黑暗的篇章之一。
二、中国文物事业横遭摧残
抗日战争时期，刚刚全面起步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中国文物事业，被迫转入战时状态，正常的文物保护管理和科研工作几近瘫痪，许多战前拟定的关于文物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无法付诸实施，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文物保护维修、对外交流等工作趋于停顿，战时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无法与战前所谓“黄金十年”时期相提并论。中国文物事业所遭受的严重损害主要体现在：
（一）文物收藏机构遭到破坏
战争期间，“日寇每至一城市，即首先摧毁我文化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四年来之教育与文化》，第50页，1941年。。沦陷区许多博物馆、图书馆、古物保存所和馆藏文物毁于战火。江浙一带博物馆众多，上海市博物馆馆舍为日军飞机轰炸所毁，松江县博物馆为日军炮火所毁，日军占领南通博物苑后，不仅强占馆舍作为驻军机关，还肆意破坏建筑和陈列品，甚至枪杀苑内珍禽下酒。在战时，中国文物收藏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急剧萎缩。
通过对上述数据分析可知，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博物馆数量较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减少了65座，同比锐降84．4％；古物保存所数量减少了55座，同比锐降56．1％；民众教育馆数量减少了240座，同比下降15．9％。中国博物馆从业人员人数较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减少了127人，同比下降30．2％；古物保存所从业人员数量减少了135人，同比下降59．7％。由此可见，日本侵华对中国文物收藏机构尤其是博物馆和古物保存所的破坏和摧残程度是相当严重的。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文物保管、收藏和展示还是各级民众教育馆的职能之一，在战时，民众教育馆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战、教化民众、鼓舞斗志，相对受到当局重视，国民政府曾规定，战时省、县甚至有条件的乡村一级均应设立民众教育馆，因而民众教育馆在战时恢复发展速度较快。
（二）馆藏文物遭受严重损失
抗日战争期间，因意外事故、日伪劫掠等造成的馆藏文物受损、流失情况亦相当严重。如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沦陷时尚存文物2953箱，待抗日战争胜利接收时仅剩余2776箱。“八一三”抗战时，上海市博物馆之重要文物寄存于震旦大学，未及迁出之陈列品，均毁于战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租界，1943年，寄存在震旦大学的文物落入文化汉奸之手。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博物馆追回被劫文物，经清点缺少16568件；广西省立博物馆战时因数次疏散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抗日战争胜利后，省教育厅拨出专款收购流散文物，但收效甚微，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6月，仅收购回流散文物192件；杭州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之藏品由战前的6万余件减少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3万件（其中还包括战后新征集之藏品）。此外，许多文博机构在辗转迁移过程中，频遭日军空袭，大量人文历史和自然科学标本被炸毁、焚毁。
（三）间接伤害不容忽视
抗日战争期间，除侵华日军的直接破坏劫掠外，战争对中国文物事业的间接伤害也不容忽视。
